周[1]京师[2]大福田寺释昙相传

释昙相，姓梁氏，雍州[3]蓝田[4]人。与僧实[5]同房，素非师保[6]而敦敬[7]之，重礼逾[8]和上[9]。相聪敏易悟，目览七行；禅诵[10]为心，周给成务[11]；而慈悲诱[12]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见人弋缴[13]网罗，禽兽穷困[14]者，必以身代赎，得脱方舍。其仁济之诚出于天性。实每美云：“昙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见礼如此。实尝夜诣[15]相房，恒预设座拟[16]之。相对无言，目陈[17]道合。私有听者，了无音问。常以为轨[18]，乃经积载。有时大疠[19]横流，或旱涝凶险。人来问者，相皆略提纲目，教其治断。至时必有神効，人并异之。或问：“李顺兴[20]、强练[21]何人耶？”相曰：“顺兴胎龙多欲，强练游行俗仙，助佛扬化耳。”其幽记之明谅[22]不可测也。住大福田寺，京华[23]七众[24]师仰如神。以周季末历正法颓毁[25]，潜隐山中。开皇[26]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月八日卒于渭阴故都[27]。图像传焉，今在京师禅林寺。其承绪禅学遗嘱慧端，具见别传[28]。

注释：

[1] 周：北周（557-581），中国历史上南北朝的北朝之一，又称后周（唐宋以后鲜用）、宇文周。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奠定国基，由其子宇文觉正式建立。历五帝，共二十四年。西魏恭帝三年（556），实际掌握西魏政权的宇文泰死后，第三子宇文觉继任大冢宰，自称周公。次年初，他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建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史称北周。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九月，宇文护杀孝闵帝，立宇文毓为帝。武成二年（560），宇文护又毒死宇文毓，立宇文邕为帝，史称北周武帝。建德元年（572），周武帝宇文邕智诛权臣宇文护，亲掌朝政，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北周亡。

[2] 京师：指北周的都城长安，现陕西省西安市。

[3] 雍州：雍州，中国九州之一，名称源于陕西省凤翔县境内的雍山、雍水。其位置相当于现在陕西省关中地区、甘肃部分、青海东北部以及宁夏部分地方。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部时，官方初设雍州就设在甘肃境内，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只不过被凉州所覆盖，该地区以西属凉州，东归司隶校尉。东汉时汉光武帝定都洛阳，设立过雍州，治所姑臧（凉州），但是不久取消。兴平元年（194），雍州再度成为正式行政区，李傕控制下的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分凉州河西的武威（凉州）、张掖、酒泉、敦煌、西海设立雍州，治所在姑臧（武威凉州区），东汉末年的治所一直都是姑臧（凉州）。建安十八年（213）省凉州（西凉），与司隶校尉部的三辅一起并入雍州。治所就在长安。曹魏黄初元年（220），分河西8郡复置凉州，曹魏时期的雍州其范围固定在原凉州黄河以东和司隶校尉部的长安及附近的三辅，后曹魏名将雍州刺史车骑将军郭淮率领陈泰、邓艾等名将阻挡蜀将姜维多次北伐。曹魏、西晋不变。十六国的前秦、后秦一度将雍州迁至安定郡（今甘肃镇原）和蒲坂（今山西永济），北魏、西魏、北周仅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设为雍州，治所在长安。而东晋和南朝将雍州侨置襄阳。隋朝开皇三年（583），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复置雍州。大业三年（607），天下改州为郡，改京兆郡。唐朝初年，天下郡改为州，复为雍州。开元元年（713），改京兆府。

[4] 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始光元年（424），北魏势力始达蓝田，设京兆郡（下辖蓝田县）。初蓝田县有杜陵县地，太武帝神鹿三年（430），京兆郡上设雍州。蓝田属京兆郡所辖。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并蓝田县入灞城县。魏太和十一年（487）又设蓝田，并有灞城县和山北县地，灞城县取代蓝田为时共四十一年之久（446-487）。西魏（535-556）设雍州，下辖蓝田、山北二县。北周天王元年（557）置蓝田郡，下辖蓝田、玉山、白鹿三县。北周建德二年（573）废玉山、白鹿二县，辖地入蓝田县，移治峣柳城，隶京兆郡。

[5] 僧实：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习禅·周京师大追远寺释僧实传十六》。

[6] 师保：老师。

[7] 敦敬：至诚恭敬。

[8] 逾：超过。

[9] 和上：即和尚，意译亲教师、力生、近诵、依学、大众之师。后世沿用为弟子对师父之尊称。据《大智度论》卷十三载，沙弥、沙弥尼之出家受戒法，应求二师，一为和上，一为阿阇梨；和上如父，阿阇梨如母。

[10] 禅诵：坐禅、诵经。

[11] 周给成务：周济救助，成就事业。

[12] 诱：劝导、教导。

[13] 弋缴：弋，用带绳子的箭射鸟。缴，系在箭上的丝绳。这里指射飞禽。

[14] 穷困：处境危险。

[15] 诣：到，特指到尊长那里去。

[16] 拟：拟待，等待。

[17] 目陈：《大正藏》作“自陈”，据南宋《思溪藏》、元《大普宁寺藏》、明《方册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本改，意指通过眼神交流。

[18] 轨：规则，常态。

[19] 疠：瘟疫。

[20] 李顺兴：西魏历史人物，乍愚乍智，常戴道士冠，有异能，预言未来事常有征验。

[21] 强练：大约与李顺兴同时代的人，不知何许人，也不知其名字，常能预言未来之事，与李顺兴是同一类人，因李顺兴号“李练”，所以人们就称其为“强练”。

[22] 谅：推想。

[23] 京华：国都所在，为文物、人才汇集的地区，故称为“京华”。

[24] 七众：即七类弟子，构成释尊之教团（出家与在家）。又作道俗七众。七者即：1.比丘，又作苾刍、乞士，指满二十岁之出家男。2.比丘尼，又作苾刍尼、乞士女，指满二十岁之出家女。3.沙弥，又作勤策男，指未满二十岁之出家男。4.沙弥尼，又作勤策女，指未满二十岁之出家女。5.式叉摩那译作学法女，乃沙弥尼为比丘尼前二年之称呼。6.优婆塞，译作近事男，指在家之男信徒。7.优婆夷，译作近事女，指在家之女信徒。又此七众加近住（受三皈，一日一夜受持戒者），称为八众；或加近住男、近住女，称为九众。

[25] 周季末历正法颓毁：指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主导的“灭佛”事件。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 515 年，北魏爆发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520-525）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佛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十六分之一。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术，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权以后，欲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儒教居先不成问题，但佛道之争却愈演愈烈。公元574年，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辩论十分激烈，智炫甚至当场顶撞周武帝。于是周武帝作出将佛、道一并禁毁的决定。“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北史·周本纪》）同年设立“通道观”，欲以儒学的“圣哲微言，先贤典训”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汇集儒释道三方面的学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在齐境内“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地。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26] 开皇：隋朝隋文帝杨坚的年号，581年2月至600年12月历时二十年。

[27] 渭阴故都：指西汉以来的长安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汉长安城。当时的汉长安城历经长期战乱，年久失修，破败狭小，污染严重，于是隋文帝决定另建一座新城。公元582年（开皇二年），文帝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塬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隋书·高祖纪》）的地方建造新都，新都定名为“大兴城”。隋朝建都“大兴”后，原汉长安城在渭水南岸，因此，本传将其称为“渭阴故都”。

[28] 其承绪禅学遗嘱慧端，具见别传：南宋 《思溪藏》、元 《大普宁寺藏》、明《方册藏》中，此句为：“终时遗言生蜀名慧宽，故灵相如后所述。又其承绪禅学遗嘱慧端，具见别传。”

简评：

天资聪颖、禅诵为心、修行精进、出于天性的强烈慈悲心以及神通异能，是昙相禅师的过人之处。而更令人随喜赞叹、心生向往的是，他与僧实禅师清净、真挚的法谊。他们是道友，也是舍友。昙相禅师以师礼待僧实禅师，至诚恭敬；僧实禅师则经常赞叹昙相禅师，发自内心。更重要的是，两人相对而坐，虽然默默无语，却能心心相印。世间志同道合的朋友可遇而不可求，能够心灵相通、默然相契的佛法知音，更是难遇难求。佛教法谊超过世间友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心心交融，形虽不同，心却无二。

隋江州[1]庐山化城寺释法充传

释法充，姓毕氏，九江[2]人。常诵《法华》，并读《大品》[3]，其遍难纪。兼缮造寺宇，情在住持。末住庐山半顶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尝妄履。每劝僧众无以女人入寺，上损佛化，下坠俗谣[4]。然世以基业事重，有不从者。充叹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缘。正教不行，义须早死。何虑方土不奉戒乎？”遂于此山香炉峰上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净土。便于中虚头忽倒上，冉冉[5]而下，处于深谷，不损一毛。寺众初不知也。后有人上峰顶路望下，千有余仞[6]，闻人语声，就而寻之，乃是充也。身命犹存，口诵如故。迎还至寺。僧感其死谏，为断女人。经于六年，方乃卒世。时属隆暑[7]而尸不臭烂，香如烂瓜。即隋开皇之末年矣。

注释：

[1] 江州：东晋置江州，辖境为江西大部，后南朝多次分割，使江州辖境变小。隋大业三年（607），废州改置九江郡。

[2] 九江：今江西省九江市。

[3] 大品：即《大品般若经》，鸠摩罗什三藏于后秦弘始四年至十四年（402-412）所译。又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经》《新大品经》《大品经》，凡二十七卷（或三十、四十卷），九十品。又称《二万五千颂般若》。收于《大正藏》第八册。据龙树菩萨《大智度论》载，本经前六十六品为般若道，后二十四品为方便道。据吉藏之《大品经义略序》载，全书九十品中，前六品系佛对舍利弗等上根之人所说，七品至四十四品为佛命须菩提对中根之人所说，第四十五品至九十品为佛对下根之诸天、人所说。本经之同本异译有如下三种：1.《光赞般若波罗蜜经》，西晋竺法护译，凡十卷，二十七品。2.《放光般若波罗蜜经》，西晋无罗叉译，凡二十卷（或三十卷），九十品。3.《大般若经》第二会，唐代玄奘译，凡七十八卷，八十五品。此外亦有藏译本（共分七十六品）。至于梵本（共分八品）则由杜持（N. Dutt）出版（1934年），惟非全本。本经之注释书极多，较重要者有龙树菩萨之《大智度论》一百卷、嘉祥大师吉藏之《〈大品经〉义疏》十卷与《〈大品经〉游意》一卷、真谛三藏之《〈大品般若经〉玄文》四卷。

[4] 谣：流言。

[5] 冉冉：慢慢地。

[6] 仞：古代计量单位：周尺八尺或七尺为一仞，周尺一尺约合23厘米。

[7] 隆暑：盛暑。

简评：

法充禅师为了护持正法，为了保护僧众的慧命，为了避免世俗讥嫌、维护佛教的声誉，宁可粉身碎骨，不惜身命死谏。他在香炉峰顶纵身一跃之际，为法忘躯、勇猛无畏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笔者读后心里只有一个大大的“服”！真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对人心灵的震撼与冲击是难以想象的，也正是有这样不畏生死的强大心力，才能感化他人，扭转人心，高树正见，做护持正法的中流砥柱。更令人赞叹的是，从千仞悬崖纵身一跃的法充禅师，竟然毫发无损，而且他安全落地后竟然还跟没事人一样照常诵经。这是什么样的定力，连生死关头也能安然不动，视若无物！这样的功夫与境界，可不是平时不努力、事到临头就能超水平发挥出来的；而是靠他平时“常诵《法华》，并读《大品》，其遍难纪”这样用功得来的，是靠“自非僧事，未尝妄履”这样专注与自律得来的，是靠“缮造寺宇，情在住持”这样福慧双修得来的。可见，没有平时一点一滴“简单”甚至“机械”的反复磨炼、精益求精，要想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扭转乾坤的壮举，不过痴心妄想罢了。

需要注意的是，法充禅师的舍身死谏与凡夫的轻生自杀是根本不同的，切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首先，法充禅师以死为谏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样非常的手段刺激当时执迷不悟的僧众，提起严于律己、严谨持戒的心，提起了脱生死的道心，提起对佛教、对众生的使命感、责任感。而不是像一般凡夫那样选择自杀是出于愚痴之心，不相信“因果报应、随业轮回”的道理，认为人是一死百了的，所以就想用自杀来逃避烦恼。殊不知自杀不是烦恼的终止，而是灾难的开始，持断灭之见而自杀，会因为愚痴的心态而导致死后堕入三恶道受更大的痛苦折磨。其次，法充禅师的修行功夫已经能够了脱生死，对他而言生与死是平等的，所以才有从悬崖跳下而安然无恙的奇迹。而一般凡夫没有超越生死的功夫，自杀之际的痛苦煎熬、极度恐惧自不待言，就算死后也依然不得自在，继续在业力驱使下走向更深重的痛苦深渊，难以自拔。为逃避烦恼而自杀的人，既十分可悲、可怜，又非常愚蠢、可叹。因此，佛教坚决反对自杀。对于希望效法法充禅师护持正法者，其精神或许可嘉，但首先请反问自己的发心是否如法充禅师一般纯粹清净，更要进一步反问自己的修行是否已经像法充禅师一样对了脱生死有了把握，还要再进一步想一想自己的做法是否顺应时代与众生的根机，能不能真正起到警醒、教化的作用，而不是适得其反。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切不可东施效颦，否则纵然自己发心尚可，也会给自己、给佛教带来严重后果和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