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 2017年度第三期重现中国佛教徒生活世界之常轨——《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读后
 

重现中国佛教徒生活世界之常轨

——《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读后

能仁

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

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

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在论及中国禅宗时,曾不无忧虑地说道:“它(禅宗)把日常生活世界当作宗教的终极境界,把人的所有性情当作宗教追求的佛性,把平常心境当作神圣的心境。本来充满宗教性的佛教卸去了它作为精神生活的规训与督导责任,变成了一种审美的生活情趣、语言智慧和幽雅态度的提倡者。于是尽管它深入了中国的人生与艺术世界,却淡出了中国的思想与信仰世界。”他甚至把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认为是“禅宗的胜利与佛教的失败”。那么,禅宗乃至中国佛教是否真是由解脱苦难、慈悲济世的宗教彻底转变为一种仅存审美趣味和态度的生活哲学?圣凯法师的新著《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庶几为我们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圣凯法师现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一书是在他参与撰写的由著名佛教学者赖永海教授主编的十五卷本《中国佛教通史》的相应部分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的新作。本书的主题是“中国佛教”的信仰与生活,而其中的主体正是“中国佛教徒”。换言之,这是一部真正的中国“佛教徒”僧俗信众的信仰与生活史。对于中国佛教信仰生活的系统性研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佛教学者尉迟酣(Holmes Welch)曾出版过一部《中国佛教的实践:1900-1950》(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1900-1950),利用田野调查和口述资料,梳理近代中国佛教僧众和寺院的信仰生活面貌,此后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则付阙如,仅见零篇散章。因此,本书的出版,可谓填补了相关领域缺乏综合性专书的空白,其中多元而独特的研究视角亦大有可资借鉴之处。

本书由序论及四大章节组成,在序论部分,圣凯法师主张从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探讨中国佛教徒的信仰表达方式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其中,制度为佛教的自身架构,社会为中国佛教存在的现实环境,

文化是中国佛教与社会互动的共同纽带。本书的四大章节,按照历史的线索部勒:第一章、“魏晋南北朝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第二章、“隋唐五代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第三章、“宋元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第四章、“明清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各章节的研究主题基本围绕佛教忏法、素食传统、慈善事业、讲经仪式、舍利信仰、放生习俗、菩萨信仰、名山信仰等内容展开,对中国佛教徒的信仰生活作提纲挈领与细致辨析结合的全景式扫描与系统性梳理。因此,本书内容正是“从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以忏法、素食、慈善、讲经、放生、菩萨信仰、名山信仰等为中心,探讨中国佛教徒的信仰表达方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佛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影响,彰显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过程,梳理与呈现佛教信仰中国化的历程。”

由于身跨学术界和宗教界两大社会领域,圣凯法师既能内在于宗教自身深刻体察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又能娴熟驾驭学术工具的公共理性分析,其强烈的问题意识也迥异于一般研究。在中国佛教研究上,圣凯法师认为,应当同时观照到佛教自身和佛教的外延。他指出,佛教的核心是佛、法、僧三宝,即信仰、思想、制度等三大要素。佛教是依佛、法、僧三宝为核心与根本而建立的既成宗教,包括释迦以来的教义教理、宗教修行解脱之道,还有共同的宗教信念与生活方式,以及在世界各国各地逐渐形成的宗教文化。另一方面,从历史与现实来说,佛教作为宗教的社会实体,还具有社会、文化两大层面,这是佛教的外延。佛教作为整体关联的存在,包含着佛教自身的三大要素与佛教、社会、文化等三大层面,这就是“整体佛教”。因此,研究中国佛教,必须以中国固有的信仰、思想、制度、社会生活、文化心理为“背景”,探讨佛教在中国的“转化”、佛教与中国社会、佛教与中国文化等思想议题。

本书即是围绕佛教自身三大要素与外延这一整体架构,由此展开具体的研究。如在佛教自身层面,围绕“佛”信仰要素考察佛菩萨信仰、舍利信仰;围绕“法”信仰探讨经典崇拜与讲经仪式;围绕“佛”与“法”信仰的结合,论述忏法的流行;围绕“僧”元素,考察佛教戒律以及素食传统的形成等。在佛教与社会、文化的外延层面,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佛教与政治、经济、慈善公益、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因此着重考察梁武帝对素食传统的推动,隋唐时代的内道场,明太祖对经忏佛事的整顿、慈善救济、放生习俗等;佛教与中国文化互动,核心是佛教和儒家、道教冲突与融合的“文化对话”,着重考察佛教忏法在内容与形式上与中国传统孝道、礼制的关涉。在广泛吸收中、日、欧美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整体性观照出发,本书对于这些中国佛教文化领域和信仰生活中重要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既清晰呈现了中国佛教徒和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佛教核心要素的信仰表达与公共参与,也分析梳理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文化间的互动和交融形态。

在现代学术方法运用上,圣凯法师饱受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等训练的洗礼,因此本书内容虽主要以历史线索为经,但在具体研究上则体现出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和共时性的横向考察结合,文献耙疏与思想分析并重的特点。在著述中,作者娴熟征引僧传、寺志、经录、禅籍等不同时期、不同系统的佛教文献,并广及敦煌文献、金石碑铭、考古资料等,运用自如,贯穿全书始终。而在对梁武帝的生活态度、明太祖规范佛教经忏的意图、《法华》经典的“三昧”思想、忏法创制和演变中的礼制与孝道观念、四大名山的信仰内涵这些具体问题的层次把握和思想意义分析上新见迭出,评析精彩非凡。本书内容聚焦,结构清晰,史料详实,从主题择取到细节阐发上无不体现着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和高超的驾驭力。本书论述方法自成体系、见解独到,以追踪围绕佛教自身与外延的中国佛教信仰生活的历史为研究路径,考察中国佛教徒与普通大众的信仰形式和内涵,以及在历史演进中这些信仰生活形式的演变与沿革,给读者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画面,揭示了中国佛教如何在信仰生活领域以丰富而具体的方式与中国社会、文化激荡融汇。
从《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佛教徒丰富多彩的信仰生活,以及中国佛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广泛影响,本书的出版也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要言之,本书虽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其内容丰富、文笔晓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性、宗教性、知识性、趣味性兼具的佳作,无论是专业学者、佛教信众,还是传统文化爱好者皆可作为重要参考。

三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特别强调日常生活世界常轨的重要性,他认为,唯其如此,社会中的个体才能安顿好具体的人生生活。他指出,一个安定(社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必须是从根上滋生我们的指导观念,其中之关钥,乃是“疏导出道德宗教之转为文制的基本精神,以建立日常生活方面的常轨”(牟宗三《生命的学问·说怀乡》)。牟宗三先生这是基于儒家“人文宗教”的理想而言,对于佛教徒乃至更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日常生活方面最为重要的道德宗教常轨,无疑是基于信仰的日常生活表达,这种信仰生活或许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葛兆光先生所谓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

“不要让信仰代替生活,要让生活体现信仰。”“当智慧无法到达真理时,信仰就成为唯一的途径。”“生活,是我们与‘神(圣)’的连接空间。”(《中国佛教信仰与生活史·后记》)中国佛教徒的生活世界,并不只是取消了神圣和救渡的生活哲学与审美趣味,而是神圣与世俗交融,在世俗中与神圣相遇的信仰生活。在这一信仰生活中,神圣与世俗并不总是紧张、冲突。“当信仰变成经验时,信仰就变成了力量”,信徒和广大民众在信仰生活的光照中,安身立命,安顿日常。正如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中所说:“佛教不是并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sangha)的传入。”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有,佛教信仰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成为中华文明的共同精神生活;与此同时,佛教也经由中国文化和心灵土壤浸润与滋养,融汇成丰富多彩的中国佛教文化与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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