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 2017年度第二期佛教中国化的新思考
 

佛教中国化的新思考

杨曾文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那么,这一历程是如何完成的?佛教如何从外来宗教演变为中国民族的宗教之一呢?过去长期以来学者多从佛教义理,主要侧重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来论证。笔者近来想到,如果从作为佛教代称“三宝”的佛、法、僧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似乎更符合历史实际。

一、问题的提出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和公元前五世纪间发源于古印度,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初步兴起这三个阶段
,于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此后,佛教在中国作为外来宗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或称之为民族化、本土化的演变过程,即:经过东汉至三国西晋时期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普及、南北朝时期大江南北盛行对佛教经典和义理作深入研究,至隋唐时期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基本结束,此后进入作为民族宗教之一的佛教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化的历程。

以往学者对佛教的中国化问题,多从中国佛教学派、宗派体现的佛教中国化,亦即对佛教教义、佛教思想的中国诠释、发挥和开宗立教体系等方面加以说明。应当说,这样做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的。因为佛教教法的核心自然是教义,是思想,佛教在中国社会环境长期传播中实现中国化,最重要的是在教义、思想上实现中国化,先是体现于南北朝以来形成的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学派中,进而体现于实现国家大一统的隋唐时期形成的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教理体系中。

长期以来,笔者对此没有异议,也是这样做的。然而2014年春在参加烟台峆卢寺兴办的“药师佛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过程中,因思考药师佛在中国佛教的佛菩萨信奉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作用,忽然想到:难道中国的佛菩萨供奉体系不是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吗?进而想到,佛、法、僧“三宝”可作佛教的代称,那么考察佛教的中国化也应当从三宝着手。

若对三宝作广义解释,佛,再加上菩萨、罗汉是佛教信奉和礼敬的主体;法,是佛教信仰和遵循的教义体系,既包括最基本的经、律、论三藏,也包括历代特别是隋唐佛教宗派开教立宗的著作;至于僧或称僧伽、僧众,是信仰和弘传佛教的核心组织,加上在家居士构成信奉佛教的群体。难道佛教的中国化不正是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和完成的吗?

此后,笔者以此为题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也在私下征求过朋友的意见。现在将我的思考整理如下,希望得到指正和补充。

二、佛菩萨信奉主体的中国化

佛教奉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为教祖。然而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根据佛典推测,大约在佛灭一百年或二百年之后的部派佛教时期开始形成了“过去佛”的说法。此后,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又逐渐形成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佛菩萨的信奉和供养体系。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首先通过汉译经典的描述,让中国信众了解和接受了对佛菩萨等的信仰和供奉做法,然后随着佛教向社会深入传播,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民间生活风俗和宗教习俗的影响,逐渐形成带有民族特色的为民众容易接受的佛、菩萨的信奉体系,即,以大乘佛教为主体的佛本尊的信奉体系,以四大菩萨为代表的菩萨信奉体系,还有罗汉、善神供奉做法。对此,既有中国佛教学者和信众用文字表述的对佛菩萨等信奉、礼敬对象的看法和理念,也有用木、石、泥、金属等雕刻而成的实体造像和绘画等艺术形式表现的千姿百态的佛菩萨图像。

(一)以大乘佛教为主体的佛本尊的信奉体系

佛、佛陀,是梵文Buddha音译,意译是觉者。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皆遵照历史尊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为最高教主、教祖,然而随着佛教的发展,逐渐形成“过去佛”的说法。

记载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及在古印度各处传法的佛经以《阿含经》为最具权威。佛经最初只是代代口头传授,形成文字的《阿含经》当在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以后。汉译《阿含经》有四部,即《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据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的《长阿含经》卷一,以释迦佛口授的形式告诉弟子,在久远的过去(自九十一劫前)有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婆佛、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然后是自己释迦佛。然后指出,自拘楼孙佛至释迦佛皆是“此贤劫中”的佛。这样,从佛教只奉释迦牟尼佛到承认有七佛,而释迦牟尼佛既属于过去佛,然而又区别于毗婆尸等过去佛,还属于现在“贤劫”中最后一佛。据此,可将释迦牟尼佛看作是“现在佛”。

在佛教发展中,又有其他过去佛的说法,最有影响的是燃灯佛的说法。燃灯佛,多作然灯佛,也作定光佛、锭光佛。据三国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记述,过去世释迦佛是位名儒童的菩萨,因用七枚青莲华呈献定光佛,被授记(预言)于贤劫成佛,名释迦文(即释迦牟尼)。

在大乘佛教迅速发展中,随着对般若空义、中道和涅槃佛性等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形成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或应身)的说法,认为四维上下,到处有佛,有佛国,其数无量。在对佛的解释中,强调佛具有自觉、觉他(普度众生)、觉行圆满三德。对应三世的说法,形成了相应的佛教经典,说有三个难以计算时间的世: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未来星宿劫,皆有无量的佛在世弘法。汉译佛典有“失译”(不知译者)的被认为是南朝梁时翻译的《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各列出千佛(实则不止千佛)之名,认为念诵或书写佛的名号、绘制佛像、供养佛像等有莫大功德。在《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列出的前五佛是:拘那提佛、拘那含牟尼、迦叶佛、释迦牟尼佛,然后是弥勒佛。据此,弥勒佛相对于释迦牟尼佛是贤劫中的未来佛。

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经过若干代信众的选择,形成以大乘佛教的佛本尊为中心的供奉体系。佛虽然无数,然而作为教主、教祖的仍然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同时选择大乘佛经中记述的其他最有影响的佛供奉之。中国信众将自己对佛的理解和理念既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还通过各种形式的雕塑造像、绘画等手段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在寺院或石窟及其他场所对佛的造像中,一般在佛的两侧安置有胁侍罗汉或菩萨。常见的佛造像有:

1.释迦牟尼佛。两边有大迦叶、阿难二罗汉。虽然《阿含经》上讲佛有十大弟子,然而在中国佛教造像中,在释迦牟尼佛左右两侧的是弟子大迦叶和阿难。

2.三世佛造像。有从前后时间表述的竖三世佛与从空间表述的横三世佛两种。竖三世佛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三劫佛。按照佛典,过去佛有多种,即使在所谓现在“贤劫”中也有很多佛,然而中国在寺院造像中常以燃灯佛代表过去佛,现在佛是释迦牟尼佛,未来佛是弥勒佛。横三世佛是指三个佛世界的佛,中国选取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为横三世佛。在佛的两侧皆置左右胁侍,很少看到像南传佛教造像中只供奉一佛而无左右胁侍陪伴的现象。这种情况应当是受到中国社会自上至下,从官至民重视左右护卫、左右侍从或左右对称习俗的影响。

3.西方三圣。中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左右两侧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西方阿弥陀佛和净土念佛法门,是中国民间最盛行的信仰。

4.华严三圣。中间是毗卢遮那佛,左右是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以《华严经》为基本经典依据的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它的理事圆融思想对其他宗派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影响很大。

5.五方五佛。在唐中期以后兴起的密宗,又有据题为不空译,实为不空弟子所撰的《菩提心论》集中论述的象征“五智”的五方五佛的说法。五方五佛的造像:中央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代表法界体性智;东方阿閦佛,代表大圆镜智;南方宝生佛,代表平等性智;西方阿弥陀佛,代表妙观察智;北方不空成就佛,代表成所作智。

以上反映了中国信众对佛教中至高本尊佛的信仰和供奉,有关著述中的描述和论述、供养仪轨,表达了僧俗信众对佛的崇敬、理解和理念。

(二)以四大菩萨为代表的菩萨信仰体系

菩萨,是菩提萨埵(梵语bodhi—sattva)的略称,意译为觉有情、道心众生等,意为怀有求道以达解脱之心的人,是仅次于佛的大乘修行者。佛经讲通过修持“菩萨十地”才能成佛。菩萨教法(大乘)与声闻、缘觉二乘教法(小乘)统称三乘。大乘佛教认为菩萨无数,有的佛经开头提到在佛说法时有几万菩萨俱,甚至微尘数量菩萨俱,然而最常提到并为信众熟悉的菩萨有观世音、弥勒、文殊、普贤、地藏等菩萨。

菩萨以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为志,修持菩萨道或菩萨行,以大慈大悲为最高理念。大慈,是尽心尽力予众生以安乐;大悲,是尽心尽力为众生解脱苦难。中国佛教的菩萨信仰随着大乘佛教的深入传播,在社会迅速普及,经南北朝至隋唐,观世音、弥勒、文殊、地藏等菩萨信仰十分流行,在民间甚至形成很多关于菩萨灵验的传说。然而,中国最后确定了以观世音、文殊、普贤、地藏四大菩萨为核心的菩萨信仰,至今仍深受广大信众信奉和礼敬。

中国信众虽然承认四大菩萨乃至所有菩萨皆以修持菩萨之道为宏志,皆具备菩萨之大悲、大智、大行、大愿四德,然而却选取其中一德作为四大菩萨中每一个菩萨突出的象征或标帜。即,以《法华经·普门品》等所说具有救苦救难广大神通的观世音菩萨作为菩萨大悲的象征,以《华严经》等经所说具有般若智慧的文殊菩萨代表菩萨大智,以《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所说以修菩萨各种行愿圆满的普贤菩萨为菩萨大行的象征,以《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说发誓度尽六道众生始愿成佛的地藏菩萨为菩萨大愿的代表。

不仅如此,中国信众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以供奉四大菩萨的四大道场,即以浙江舟山普陀山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将山西五台山看作是《华严经》中所说的文殊菩萨道场清凉山;以四川峨眉山为普贤菩萨的道场;以安徽九华山为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中国乃至亚洲信众兴起以巡礼参拜四大名山四大道场为神圣修行内容的旅行。

(三)罗汉、善神供奉做法

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是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师子国庆友尊者所作《法住记》记载十六位罗汉之名,由唐玄奘译出,说罗汉受佛嘱托住世护法佑民。后世在汉传佛教寺院多塑有形象逼真生动的十六罗汉之像,也有塑有十八罗汉之像的,至于说法有异。此外,寺院还在天王殿塑有护法韦陀菩萨像,有的寺院奉关公为伽蓝神。这是古印度和古西域佛教所没有的。

三、佛法的中国化

佛法,在佛教中以佛经、戒律和论书为代表,简称经律论三藏,记述了来自古印度和西域的全部佛法。经律论皆分大小乘。佛经,皆标为佛说或称秉佛威神所说;戒律,是佛制,是对僧俗信众的行为制约和规范;论,是罗汉或菩萨对佛经的阐释或教义的演绎发挥。然而在中国,广义的佛法也包括古代中国佛教学者的著名佛教著作,特别是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代表性著作,既有其创始人的著作,也包括历代祖师著作。笔者所说的佛法中国化包括这两个方面。

(一)经律论的中国化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历代有大量佛典传入并相继翻译成汉文。这些佛典或从古印度直接输入,或从中亚地区间接输入,用的文字或是古印度的梵文,或是称为“胡文”的中亚地区民族的文字。开始到中国传法的僧人,未必皆懂得汉语,一般在精通梵文或胡文的知识分子信徒的协助下翻译佛经。随着佛教在社会的广泛传播,外来学僧的不断增多,有的在中国长期居住,既通晓佛教思想又懂得梵文胡文能够参加佛经翻译的人越来越多。经前秦后秦、南北朝直至隋唐,朝廷以国家力量设置译场翻译佛经,致使翻译的佛典迅速增多,在古印度形成的大小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已传译到中国。于是,历代有佛典经录和“大藏经”(开始称众经、一切经)的编撰和书写流通。

应当认为,从佛典一开始翻译成汉语,便开始了佛法的中国化。佛典翻译,首先要理解佛典原文的含义,然后要从通行汉语中搜寻能够表达佛典思想的语句,形成汉译经文。因为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只有儒家、道家和其他学术思想,以及各地流行的民间宗教信仰和习俗,所以早期佛经翻译就不得不从这些传统文化著作和思想中寻求意义相似或相近的词汇、概念和语句进行翻译。中国佛教史上所说的“格义”一词虽出现在东晋之后,然而实际上“格义”早在翻译佛经之初就已经存在。格义即比照其义的意思,是比照佛教原句的意蕴从传统文化和语言体系中寻找能够大体表达其意的用语、概念和语句来进行翻译,将佛典中的义理和佛教人物、事迹表达清楚。

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佛教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概念融入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儒家、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被广泛运用到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慈悲译为仁义的仁;将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等等。

正像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译经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鞞”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

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

在佛教传播中,还有一些适应传法需要,在选译的基础上编撰的佛典,如署名南朝梁真谛译的《大乘起信论》、唐玄奘以印度护法对《唯识三十颂》的释文为主杂采其他九人的解释译编的《成唯识论》等。还有如《般若心经》是从大品《般若经》中录出的,能够大体概述般若类经的要义,历代受到广泛欢迎,特别是冠以唐玄奘“奉诏译”的译本十分流行。这在印度是没有的。

另外尚有被称做“疑伪经”的由中国人编撰的经典,正面影响较大的有《提谓波利经》以及《须弥四域经》《清净法行经》等。

随着佛典翻译的增多,中国学僧开始对译本进行梳理对比和分类、标明译者、考察真伪等,于是便有经录的编纂。从东晋道安最早编撰《综理众经目录》之后,历代皆有经录,至隋唐进而编出“入藏录”,编纂按大小乘经、律、论三藏分类的“大藏经”(也称“一切经”、“众经”)。唐朝《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共收入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1076部5048卷,后续有增加。至北宋又设译场翻译佛经,据元代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统计,宋代共译大小乘经律论及西方圣贤集传285部741卷。

综上所述,经律论的中国化体现如下四点:1.经律论已经译成汉文;2.在翻译过程中将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通过选用的词语、概念融入了佛典;3.将佛典进行系统化整理,编入以印度所没有的编目体系编撰的经录和“大藏经”之中;4.译编经典并适应传法需要编造具有正面意义的所谓“疑伪经”。

(二)中国佛教学派、宗派的著述

自东晋以后,随着佛教的迅速发展,中国僧俗学者研究佛教并阐释、论述佛教义理的人不断增加,以至形成众多学派,先有般若学派“六家七宗”,后有三论、楞伽、法华、涅槃、成实等学派,传世的著述也迅速增多。这些著述或以经序的形式,或以注释的形式,也有以论书的形式,表述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和发挥。这可从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及《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等书及其他大量相关专著得到证明。

进入隋唐以后,相继成立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它们不仅有自己的开宗立教的著作,而且历代皆有新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不仅编撰体例突破印度佛典常规,而且在内容上富有中国民族特色,论述更有逻辑性和系统化。对此这里不拟详述。

很清楚,这些中国佛教学派和佛教宗派的著作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晶,反映了佛教已经在中国扎根和开花结果,而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则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从此进入民族佛教的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化的时期。

四、僧、僧团和戒规的中国化

僧,僧伽之略,或译为和合众,是信奉佛教出家修行和弘法的男女众。佛教传入中国后,出家僧众不断增多,至北魏时仅北方僧众多达200万人。僧众出家修行及弘法要依据佛教戒律,先后有《摩诃僧祇律》《四分律》《十诵律》《五分律》的单品及全本的译出和流通。僧众和合而居,以寺院为中心,开展弘法和其他慈济活动。从东晋道安开始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参照戒条制定“僧尼规范”,要求众僧在法事活动、日常生活与修行中严格遵守。这为寺院适应中国社会和伦理规范的环境运营,做出了创新尝试。此后,历代高僧也制定类似规范以约束僧尼。

进入唐代,道宣(596—667)继承自南北朝以来对戒律,特别是对《四分律》的研究结果,撰写《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羯磨疏》)等,将本属小乘戒律的《四分律》纳入大乘体系,创立南山律宗,将戒法分为四科:戒法、戒体、戒行、戒相,而以唯识学派所说的第八识阿赖耶藏识中的“善种子”作为戒体,成为中国佛教律学的正统。此后,历代僧众出家、修行和举行集会、各种仪式、日常生活等,基本依照道宣对戒律的诠释。

宋代元照(1048—1116)对道宣的三大部作了详细注释,分别撰写了《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流行后世,以至于道宣的《戒本疏》《羯磨疏》早已没有单独刻本,分别汇入元照的《行宗记》和《济缘记》之中。

唐代禅宗创立后,形成自己独特的修行和生活方式,于是在传统设有上座、寺主、维那“三纲”的寺院之外,开辟禅院的这种新型传法中心和运营模式。马祖弟子百丈怀海制定《禅门规式》,其后有宋代宗赜编的《禅苑清规》,乃至元代顺宗命德辉重编而成的《敕修百丈清规》,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对寺院僧职及管理制度、日常活动等皆做出规定,内容已经超出传统戒律,对戒律起着补充和辅助的作用。

在古印度和西域,僧人主要靠乞食(分卫、化缘)维持日常生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必须适应中国的自然气候和环境,逐渐形成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靠耕种庄稼、出租土地以及自各阶层信众的施舍维持生活。
如此,中国形成相异于古印度佛教的僧团、寺院运转模式和戒规,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佛教传入中国经历的漫长中国化或民族化的过程,主要围绕佛、法、僧“三宝”而进行,最后实现中国化也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地址:河北省赵县柏林禅寺《禅》编辑部 邮编:051530
电话:0311-84920505(编辑部) 0311-84924272/84921666(发行部) 传真:0311-84920505
稿件箱:chanbox2004@126.com 订刊箱:chanbox2004@tom.com
户名:河北省佛教协会《禅》编辑部 开户行:中国银行赵县支行 帐号:2010147830548
准印证号:JL01-0173
《禅》网络版/电子版
欢迎免费传播,但不得对其内容作任何修改!
Copyright 2008 柏林禅寺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