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至今对第一次见到净慧长老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是在1995年12月，第四届“中国宗教学年会暨‘宗教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在休息时间，何建明到净慧长老下榻的宾馆拜访。
当年何建明刚三十之年，年轻气盛，说话很“冲”，席间他问道：“太虚大师‘人间佛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知正见正信正行’，但是我看到你的徒弟里面，好像有不

没有正知正见的，很迷信。”语气中带着质疑。

想不到净慧长老仍然不改温和态度，笑眯眯地回答说：“何老师啊，你想想看，如果那些信徒一开始就是‘正知正见正信正行’的话，那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法师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净慧长老当时的笑容和智慧让何建明至今难忘。

在此之前，何建明没有真正跟出家人打过交道。这一次见面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影响了他今后的研究方向。何建明当时在研究太虚大师和民国佛教，内心对太虚大师非常崇拜，而净慧长老当时也在极力弘扬“人间佛教”，他们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当得知何建明研究领域是近代佛教，净慧长老问：“你为什么不研究四九年以后的当代佛教呢？这个还没人研究，但是很重要，你知道吗？”

何建明回答，研究近代佛教可以看民国的档案和期刊，有很多资料，但是四九年之后的佛教资料缺乏。净慧长老则透露，他正在准备重印《现代佛学》。（即巨赞法师1950年创刊的《现代佛学》，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成为佛协的会刊，1964年停刊。）

净慧长老还嘱咐何建明：“解放后几十年了，佛教这么多的曲折，现在又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你应该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这儿来，这对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很有意义。”

因缘就此结下。何建明后来转向现当代佛教研究，计划在近年出版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现代佛教史》。在净慧长老圆寂之后，他着手编撰长老的“年谱长编”，并指导博士生做“生活禅”为题的博士论文。

2016年3月，在净慧长老圆寂三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建明，在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一、集太虚大师和虚云和尚两种传承于一身

记者：作为研究当代佛教的学者，您怎么评价净慧长老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的地位？

何建明：建国以来，中国佛教出了净慧长老这么一位高僧，很是难得。如果没有他，当代佛教就显得比较平淡，缺乏历史性的亮点。而在台湾，有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和中台禅寺等几大道场，还有星云法师、印顺导师、证严法师等一批标志性的佛门高僧，他们非常优秀。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何建明：净慧老和尚继承了两个传统：一个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传统，另一个是虚云老和尚禅门修行的传统。1956年以后，他到中国佛学院读书，后来又读研究生，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当时在佛学院教他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如相继毕业于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的法尊法师、观空法师、正果法师及虞愚先生等，另外像巨赞法师、明真法师都是太虚大师的追随者。副院长赵朴初先生也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追随者。

文革”后净慧法师回北京，就是由巨赞法师和赵朴初两人提议，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他能够担当重任。

记者：您的意思是净慧长老除了继承了虚云和尚的禅门修行传统，青出于蓝，更继承了太虚大师的知识修养和人间佛教传统？

何建明：对，佛门一定要走知识化的道路。传统社会里的修行人，譬如释迦牟尼佛，或者早期到中期的佛教中引领僧团的大德，都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这些人头脑非常清醒，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知道怎么去做，这就是佛法的契理契机的传统。比如现在的台湾，六十岁以下的这一批方丈、住持里面，基本上都是大专以上毕业的，许多都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那些大专佛学夏令营、佛学社出来的人物，比如惠空法师，这批人的整体素质是非常好的。现在佛教在台湾，能形成一股很大的正能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净慧法师直接从太虚大师那里吸取了现代佛教的这一传统。所以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的《当代佛教契理契机的思考》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太虚大师。他把太虚大师与道安、慧能并列，说道安大师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慧能大师是佛教完成大众化的标志性人物，而太虚大师是把传统的佛教推向现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在很多地方不止一次地讲，中国佛教历史上这三个标志性人物非常重要，可见他对太虚大师的崇敬。

二、与星云法师的交流

记者：净慧长老思想的哪方面表现出他传承了太虚大师呢？

何建明：1949年以后的中国佛教主流，可以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以赵朴初和净慧长老为代表的大陆人间佛教，一个是以印顺导师和星云法师等为代表的台湾人间佛教。

1983年正值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里，第一次提到了“人间佛教”这个词，之前大陆没人敢明确提倡。“人间佛教”是赵朴初直接继承太虚大师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太虚大师在1947年往生的前一个月，专门找赵朴初去玉佛寺见他，把刚出版不久的《人生佛教》这本书交给赵朴初，希望他能够传承和发扬下去。太虚大师一个月后过世，赵朴初专门写了一首诗来悼念他。

记者：当代中国人间佛教的这两个系统之间有没有交流和影响？

何建明：1989年3、4月份，星云法师以“国际佛教促进会”的名义回到大陆来，从北京到西安，又从西安飞到重庆，从重庆沿江而下，经武汉到南京。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特别委托净慧法师代表他和中国佛教协会全程陪同。一路上他们有很多交流，到三峡的时候，星云法师提出来希望净慧长老为佛光山的刊物写一篇文章，谈谈此行的感想。

净慧法师很快就写了《应机施教与时代精神》一文，说星云法师此次大陆之行，“其意义和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有两点他体会最深：一是对促进两岸佛教交流影响深远，尤其大师对大陆佛教界高级弘法人才的培养和国际交流、佛教事业的开展等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还广泛地与四众和文化界进行座谈、交流，并向青年知识界发表佛学讲演，这些对于大陆的弘法形式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积极意义；二是佛光山为振兴佛教文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他特别提到星云法师领导的佛光山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来“佛光山的事业”和“星云模式”。这是“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最早提法。

这次接待星云法师，对净慧法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北京以后，在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他在其负责编辑的《法音》杂志第七期的封面上，醒目地印上“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优良传统，启迪智慧，净化人生”的标语，一直沿用至今。这应该说是当代大陆佛教第一次明确地积极弘扬太虚大师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到了2002年，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到台湾巡礼，净慧老和尚又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主要代表到台湾去。与星云法师再次有缘面对面接触。净慧长老之后感慨说：“佛教还可以这样经营的。”净慧长老1988年开始接手柏林禅寺，1992年才开始建殿，1993年开始夏令营，其实与佛光山和台湾人间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三、觉悟人生，奉献人生

记者：但是净慧长老后来重建道场和弘扬佛法的模式，和佛光山的模式不完全一样。

何建明：这正是净慧长老特别有智慧的地方。大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肯定与台湾有不同，但是，经过几十年人生曲折的磨练，加上长期在朴老身边工作，他已经培养出如何在大陆弘扬人间佛教的智慧。他曾多次跟我讲，不要把太虚大师当成一般的人来看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乘愿再来！净慧长老对佛陀以来至太虚大师所形成的佛教优良传统，是有继承也有创新的历史自觉的。

记者：那净慧长老继承了哪儿？创新了哪儿呢？

何建明：继承了现代人间佛教传统，积极开展各种佛教文化、教育、学术和国际化活动啊，佛光山和台湾许多道场早在几十年前就举办佛教文化夏令营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台湾佛教界的文化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净慧长老1989年见到星云法师，1993年做了生活禅夏令营嘛。

记者：那么复建柏林寺，和后来的四祖寺都是受了星云法师的影响？

何建明：不能完全这样去理解，但星云法师领导的佛光山和台湾其他许多道场的人间佛教事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他在结识星云法师之前，已经接受太虚大师现代人间佛教的一套系统了。星云法师如果跟太虚大师系统不一致，我估计净慧长老也不会接受，比如净慧长老到日本去，就没有学日本佛教模式。当年太虚大师领导佛教革新运动，就非常反对中国佛教像日本佛教那样变成完全的在家佛教。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后赵朴老和法尊、巨赞等许多中国高僧大德的态度都是很明确的。

记者：净慧长老自己独特的地方在哪儿呢？

何建明：生活禅就很独特。台湾地区的人间佛教虽然发展得很充分，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有理论性和标志性的口号。净慧长老很明确地提出了“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八个字，这是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以来，继赵朴初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的口号。这是他对近百年来中国现代佛教的一个重要贡献。

赵朴初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适应改革开放以后大陆的政情、社情和民情的一种历史自觉。“庄严国土”就是要爱国，“利乐有情”就是佛教的菩萨道。太虚大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号召佛教界积极参加救国活动，实现在救国中救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常说的爱国爱教。

太虚大师自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并提出著名的人生佛教主张：“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太虚大师认为人生佛教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人间净土”。“建立人间净土”其实就是“人间佛教”。在他看来佛教主要是解决人生问题的，只有把每个人的人生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人间净土。所以他不是经常讲“人间佛教”，而是提倡“人生佛教”。他最后一本书就叫《人生佛教》，而不叫《人间佛教》。他强调佛教只有落实到人生层面才是最重要的，而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不是佛教所能解决的。佛教只能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的问题最后是人心的问题，所以人生佛教的目标是“建立人间净土”。

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复建柏林禅寺的时候，净慧长老已经六十岁了，他也是一生坎坷，又曾经被打成右派，看他人生的最后几十年，真的是“奉献人生”。

何建明：这不仅仅是长老的法身慧命，他的整个生命也是佛教的。到了那个年龄，他真正地做到了事理圆融，把他的作用完全发挥了出来。如何报答佛恩？作为一个出家僧人，必须有自己的道场，有自己的传法系统，这是中国佛教很重要的传统。

他从小的经历对他一生影响很大。据说他出身于一个并不是很穷困的大家庭，他上面有哥哥，后边还有弟弟妹妹，但他只有一岁半大就被遗弃了，是被当地一家尼庵的母女两个比丘尼收养的。后来除了被打成右派劳改的那些年，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寺院生活。这会在他的心灵中留下极深的印记。

记者：长老曾经在一篇自序中这样叙述自己：“我自小就生活在尼庵中，养成了一生中逆来顺受，柔弱无刚的性格。我的为人做事，写事作文，大致上也是如此。”读来悲凉。他曾经受不公正的待遇，但明海法师说他从来没有过抱怨，不是强忍，是真的没有。

何建明：对，正因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能够看得破，他从来不争论，当别人说他什么坏话，遇到很多事情，他从来不去辩解。这种身世其实决定了他对佛法的理解，是有一种痛彻的感觉的。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好像学佛要干什么，对于他来说，佛法已经熔铸他全部的生命。他被两个尼师领养了以后，已经成了佛的人了，也就是说，他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他的生命跟佛法是完全融为一体的。

所以，柏林禅寺是他一手打拼出来的。有了这个道场，他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四、当代佛教的一僧一俗

记者：长老为什么后来去了湖北呢？

何建明：他生在湖北，受难在湖北，也有落叶归根的意思。他一直有湖北情结。2002年前后他接受湖北方面的邀请，去重振当阳玉泉寺。改革开放以后，湖北的佛教较之全国许多地方来说还比较落后，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心结。我多次听他讲过，希望湖北佛教发展得好一些。他到湖北先后担任当阳玉泉寺、黄梅四祖寺的方丈，将这两个寺院重振起来，后来又相继恢复和重建了襄阳和黄梅的其他四个道场，并在离世前半年帮助接收了黄梅五祖寺。他接收这些道场，并不是为了当方丈或住持，而是要将它们振兴或恢复起来。一旦实现了目的，他就辞退方丈，让年轻人来担当重任。四祖寺原本是本焕老和尚重建的，他接手后又经过了大的修缮和改建，面貌一新，原来打算恢复之后还给本老，后来本老也力不从心去接手管理，净慧长老就只好让明基法师代替他来住持。

记者：跟净慧长老同龄的出家人也有一批，他取得的成就好像格外引人注目。

何建明：这有几个因素。他在五十年代中国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是学僧中成绩最优秀的，并担任了学僧会主席。他从小就聪明，爱学习，道场送他上了几年正规的私塾，既有旧学的底子，也接受了系统的新式高等僧教育。赵朴老很了解他，当然也很器重他，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调他到中国佛教协会，主要是协助他创办和编辑出版佛协刊物《法音》。

记者：您怎么看他和赵朴老的关系？

何建明：净慧长老其实是赵朴老弘法生命的延伸。赵朴老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他做了。赵朴老跟净慧长老的关系不一般，既是老师，也是领导，还是知己，三层关系。“生活禅夏令营”是赵朴老题的字。赵朴老被佛教界称为“当代的维摩诘”，但是作为在家人，他不能去主持道场，也不能传法，净慧长老也算是帮他做了。实际上在大陆佛教界，他们一僧一俗，前仆后继，共同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推动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事业，构筑了当代中国佛教的薪火之传。方立天先生曾多次对我讲，在当代佛教史上，净慧法师无疑是最有弘法成就和最有佛学造诣的高僧，是不可多得的僧材。我所熟悉的其他几位当代著名佛教学者都有相同的看法。

记者：您怎么看净慧长老开创和遗留的这些道场未来？

何建明：老和尚当然无意将这些道场建成佛光山模式或其他模式。他的弟子们可以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以老和尚作为精神领袖，每年定期举办纪念活动，将老和尚所开创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弘法传统继承和光大下去。
许多道场很羡慕老和尚有那么多高素质的弟子传人。净慧长老所开创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生活禅”系统，最能够展现大陆佛教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要求，是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契理契机的弘法形式。他的弟子和法脉传承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只知道每天去参禅打坐，那不是他的目标，也不是太虚大师的目标，当然也不是佛陀的目标。我相信净慧长老和佛陀、太虚大师、虚云和尚等一样，都是希望后继者通过学佛，把自己的智慧和悲心开发出来，化为救世的实际行动，造福于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