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舫法师是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无论从行持、学养、弘化、教学和领众等各方面来讲，都是近百年来中国佛教复兴与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高僧。

一九五一年十月，法舫法师在斯里兰卡的锡兰国立大学任教途中不幸因病英年早逝，迅即引起国内外佛教界的同声悲鸣和哀悼。半个多世纪以后，国内外佛教界及一些教外学者并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现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先行者，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释怀。这说明法舫法师对于中国现代佛教的复兴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贡献。

法舫法师是太虚大师所开创的中国现代佛教复兴运动的最坚定、最有力和最突出的贡献者之一。

太虚大师是中国现代佛教的开创者和舵手，领导和推动了中国佛教从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过渡和转型。法舫法师与印顺导师、芝峰法师和法尊法师一起，是公认的太虚大师门下的四大杰出弟子（道安法师语）。相比较于印顺法师长于佛教学术研究，芝峰法师和法尊法师长于佛教文化教育，而法舫法师则更全面地继承和推展了太虚大师的伟大事业。正如印顺法师在《悼法舫法师》一文中所说：“法舫法师，无论是在思想上，作风上，可算是学习大师、学得最多一些的人。每逢人们谈到太虚大师以后，何人能继起领导佛教时，大家就觉得大师是各方面都充实的人，要想找一个面面充实的人来继承大师，那是没有的！不过都希望法舫法师，能再多经历几年，能对于佛教，负起领导的责任。没想到这样早就去世了！站在同门的立场，觉得是很悲恸的！对于中国佛教来说，也是莫大的损失！”为什么印顺法师这么说呢？

首先，现代佛教较之以往佛教的不同之处，在于注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型僧伽人才的培养，因此僧伽教育的问题成为首要的问题。

早在清末，杨仁山在南京创办祇洹精舍，太虚、仁山、欧阳竟无等民国时期的许多新一代的大德居士曾受教于此。稍后，清末僧界领袖、宁波天童寺的寄禅老和尚在圆瑛和太虚的协助下开办了宁波僧伽教育会，大力推动僧伽教育事业。

民国成立以后，太虚大师有感于时变世迁和新型佛教弘法人才的匮乏，在武昌创办了被后来佛教界称为“僧中之黄埔”的武昌佛学院，使现代佛教复兴运动有了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法舫法师有幸成为第一届武昌佛学院学僧，并从大学部读到研究部，接受了较完整的新式佛教文化教育，逐渐成长为太虚大师领导和推展现代佛教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北伐运动以后，武院为军队所侵占，法舫在太虚大师的指导下留守保护，并潜心研究佛学。一九二九年，太虚大师自欧美弘化归来，在佛学院旧址设“世界佛学苑研究部”，由法舫负责筹备。次年夏，太虚大师在北京柏林寺，与住持台源设立的柏林教理院合作，法舫受命将武昌的“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及“锡兰留学团”迁到北京柏林寺。同时把教理院的学生改为世苑的华日文系，将武昌迁去的锡兰留学团改为世苑的华英文系，协助院长常惺法师，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的书记及在柏林教理院任教职兼监学，协助常惺法师。他在教理院开讲《俱舍论》，义解精当，深受学生欢迎。

一九三二年，北京柏林教理院以经费无着而停办。法舫又奉太虚大师之命，把世苑迁回武昌，并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任图书馆主任。他对佛学院原有的图书及太虚大师的藏书共十余万册进行系统整理与编目，使世苑成为当时全国罕有的一所极具规模的图书馆。与此同时，他在馆中恢复了早年武院的研究部，集中优秀的僧青年从事佛学研究。研究员多是闽南、柏林、九华等各地佛学院的毕业生，或在各地佛学院任过教师的青年法师。如谈玄、本光、苇舫、尘空、印顺、寂安、清虚、敏智、守志等，都曾在此研究。

抗战期间，他又受太虚大师之委托到达重庆，协助法尊法师负责汉藏教理院工作，担任教务长，并讲授《俱舍论》。正如演培法师所说：“舫公主持汉院教务三年，对院内应兴革的事宜，确费了不少的心力，汉院得有今日的声誉，虽说是由于抗战时大师住院指导，名德法师的集中教学，但舫公的多方擘画，辛勤领导，其功尤不可没。”1948年他从锡兰回国后，又欣然接受武昌佛学院董事会的邀请，力图恢复武院的人才培养和国际化工作。可以说，他以武昌佛学院为中心，为现代佛教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次，现代佛教较之以往佛教之不同之处，还在于太虚大师领导的佛教革新和复兴运动非常重视现代佛教文化建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创办了以《海潮音》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佛教文化报刊，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0年太虚大师在武汉创办的《海潮音》杂志，以“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为宗旨，很快成为在社会中、尤其是在青年佛教僧俗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海思潮中的觉音”。受《海潮音》的影响，在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及柏林教理院等现代佛教文化教育机构接受过新式佛学教育的僧俗青年，相继在各地创办了大量的现代佛教文化报刊，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现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从早年在法源寺义学接受文化教育，再到武昌佛学院接受正规的现代佛教教育并从事佛学研究，法舫法师不仅深受《海潮音》的影响，也曾多次受太虚大师委托负责主持《海潮音》的编辑工作，先后主持编辑了该刊第13卷、16-18卷和21卷等，成为《海潮音》在1949年前编辑史上主持工作最久的一位。他不是一般性地从事编辑工作，而是积极应对九一八事变之后救亡图存的现实，响应太虚大师的号召，大力宣扬中国佛教的爱国爱教精神，推动中国佛教界将救国与救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七七事变以后，许多佛刊相继停刊，虽然他不再担任《海潮音》的编辑工作，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该刊命运。1938年他在给负责海刊编辑工作的芝峰法师的信中特别提到“《潮音》为吾人之仅存之慧命”，激励芝峰法师要不畏艰险，继续发挥海刊“人海思潮中的觉音”的重要作用。

再次，现代佛教是追求正知正见和正信正行的契理契机的佛教，建立适应现代科学化浪潮需要的学术化的佛教是其重要特征。就现代佛教的学术化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法相唯识学的复兴。不仅有南欧北韩，新儒家熊十力等，太虚大师所领导的武昌佛学院，也非常重视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因此，对法相唯识学的探讨，成为现代佛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正是受太虚大师在武昌佛学院教授法相唯识学和推动法相唯识学研究的影响，法舫法师也积极地投身于法相唯识学的研究，所著《唯识史观及其哲学》，成为现代佛教唯识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另外，太虚大师在领导和开展现代佛教革新和复兴运动当中，非常重视中国佛教的世界化，并大力推动中国佛教积极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化交流。在这方面，法舫法师可以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太虚大师多次强调佛教自释迦牟尼佛以来只是一个整体，他因此主张各宗派的佛教是平等不二的，并强调要积极地吸取和融合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中国汉传大乘佛教的世界化。法舫法师当然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1940年，太虚大师率团访问印度、锡兰各东南亚佛教国家，深感加强各佛教国家友好交流的必要。回国后，征得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以传教师名义，赴东南亚各国传教，并携达居、白慧二师赴印留学。法舫法师也因此先后任教于印度的国际大学和锡兰的锡兰大学。他一边进修学习英文、巴利文和梵文，并开展南传佛教的研究，一边积极传播汉传大乘佛教，并试译巴利文佛典《南传阿毗达磨摄义论》。

1947年太虚大师往生以后，他在给慈航法师的信中深切感受到：“中国佛教如何与国际佛教接合，此是中国佛教当中之一难题！大师在世，名满世界，尚可与国际连系，今后国内僧界中无此国际人才！此次中锡交换学僧大失败，即因大师门下无能接受国际教友之人才。故今后中国僧教育界必须注意培养此种人才。故学院应开英文班学英文，培养能说英语，能了解英文之人才。不只是为国际佛教之交际，最重要者，是为研究国际佛教。近二百年来，欧美人士对佛学之研究，极为发达。英德之小乘学，法俄之大乘学，皆极盛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八十年来，已培养不少之国际佛教学者，欧美人士之读中国文佛书者，或研究中国佛学者，皆受日人指导，或依据现在日人之著述，以中国佛教无此种人，不能与彼等接交，亦无可供国际人士研究之著作也。大师在世，虽有此种计划与大愿，终因人才难养，故于此方面无有成就。”

太虚大师当年访问锡兰时，积极倡导组织世界佛教联合会。1950年，作为中国佛教界的唯一代表，法舫法师积极参与了在锡兰召开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创办过程，并积极阐明了中国佛教界希望推动世界佛教运动的立场和观点。
今天我们在他的家乡举行大师舍利安奉纪念大会，不仅仅是对大师历史功绩的缅怀和纪念，更是要以大师未完成的志业为弘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地高举人间佛教的伟大旗帜，积极地推展中国佛教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复兴大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