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德同行

今年的禅七是老和尚圆寂之后的第一次禅七，我们在第一个七以放录音的方式，又一次聆听了老和尚的开示。听开示的时候，我感觉生命是那么不可思议。通过录音，我们还可以听到师父的声音，但是已经“但闻其声，不见其人”了。这就是佛陀讲的无常。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遵循无常的规律，人和人的聚散也遵循这个规律，我们每一个人修学佛法的因缘也遵循着无常的规律。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一个因缘，就是要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可以说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第一步，也是从头到尾都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因缘。当老和尚住世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地亲近他，那时候也许我们并没有觉察能够亲近这位大德，因缘是多么珍贵、多么难得，也许我们并没有想过，不知道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这种因缘就会一去不再来。今年4月20号之后，我们就直接体验到这种因缘的无常变幻、突如其来！以我来说，对老和尚的生病比多数人更清楚、知道得更详细些，但是当那天早上通过电话知道师父心脏停跳，我也不能接受、不敢相信，因为太突然了，觉得那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吧。这就是一种不能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表现。所以无常在这件事情上体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直接领教到它的滋味。

师父走了以后，我个人在一种伤心中觉得对他老人家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也更加全面了。平时在一起，也许是距离太近的原因，这种认知并不全面，就像我们看一座山，我们从一个距离、从一个拉开的角度来看，更能认识到它的全貌。所以师父走了以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能够亲近这样的大德是多么殊胜、多么不容易，也才能够体会到这位大德，他的道德、他的修为深不可测！作为凡夫的我们，很难测度老和尚在修行上的深度。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角度去思维，通过这种思维就能够更多地体会到老和尚内在的功德。事实上我们跟他在一起，他从来不讲自己的功德，他表现得也是极其平常。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再来回味、追想他的一生，以及和他朝夕相处时的各种经历，对他的功德就会有种全然不一样的认识。

我们知道，师父是刚出生一岁多就被送到尼庵，在尼庵中长大，这个尼庵里的出家人是一对母女，是个小寺院，每天也有早晚课。师父说自己很小的时候，躺在床上听着念经，早课是在床上听会的。实际上每一位大德来到人间应化，他的一生中的每一个细节，在这里面都有法、都有因缘，值得我们去体会。我们来体会他示现出生，一岁多被送到尼庵，依照这个因缘，在人世间我们的理解，可能是家里穷，但是依照佛法来看，一岁多能到尼庵里去，这就是一种功德。当然师父在世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讲这个话，因为那是一种苦，以我们众生的分别心来看，这里有很多社会的、家庭的、人生的苦难在里面，但从佛法修学来看，这个因缘就是一个功德。因为寺院是一个特殊的环境，能够从一岁多起，就在寺院成长，身心自然能够经受佛法的熏陶和洗礼。不说别的，首先这个尼庵卫生就好，好过在家人，这个卫生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卫生以外，还有以佛法层面理解的洁净、干净，吃素是肯定的，这些方面显然都是世俗的家居生活所不能比拟的。大家注意，我现在讲的这个细节：我们在六道中来来去去，每一次投生，来到一个家庭，在世俗的家庭里成长，世俗家庭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不净—除了卫生的不净，还有业行的不净。在家居生活中，儿童在幼年时代身心是没有屏障的，不懂得自我保护、自我过滤外面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身心自然就会接受这个环境施加的各种影响，不仅仅在性格、性情、行为方式、思想感情上，也包括身心的觉受上，形成以后人生道路上身心的基本格局。从师父介绍过的这两位比丘尼师父的情形，她们都是非常虔诚、非常认真的修行人，末后都显示了修行的功德。所以老和尚从小在这个尼庵中长大，我说它是一个功德，就是从这点上来讲的。

后来师父从偏僻的乡村尼庵到了大城市武昌，14岁在三佛寺拜师学经，后来离开武昌去云门寺受戒，得以亲近虚云老和尚，从虚老那里领受禅宗五家的法脉传承，成为虚老的侍者。1956年以后又到中国佛学院就读。1963年以后，有十几年的时间，他过的是右派的生活—接受劳动改造、被批判、被欺辱，一直到1978年年底，摘了右派帽子，来到北京进入中国佛教协会。十年以后，1988年，他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同时，应邀到河北省组建省佛教协会，修复祖庭，开放寺院，建立僧团，开展弘法活动。2003年以后又到湖北。他弘法的事业覆盖到湖北、河北，南北两地。纵观师父的一生，他经历了传统中国社会乡村尼庵中的生活，传统中国社会丛林的生活，他也经历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禅师虚云老和尚的摄受、教导，经历了虚老在特殊的年代所经受的磨难以及兴复祖庭、续佛慧命的艰辛。还经历了建国以后佛教的被压抑，一直到文革中受到的打击和摧毁，自己也被打成右派。也经历了文革结束以后宗教政策的落实、佛教的逐步复兴，一直到2013年4月20日，师父去世。我们来观察这个过程，这是最复杂的一个过程：社会的动荡、思想的变化，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剧变。不只是十年浩劫，特别是反右以来几十年的时间，佛教的这种劫难。改革开放以后，师父坚持弘法利生、修复寺院。我觉得所有跨越了中国社会这几个时段的高僧大德都是了不起的大和尚，甚至也可以说，放在中国佛教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这批高僧大德也都是第一流的！在这点上没有必要说我们现在的人不如古代的人—我是指经过文革浩劫的这批大德。我觉得他们和古代的高僧大德并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两千多年，古代的佛教经历过四次法难：三武一宗（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法难，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带来的四次大祸害。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佛教经受的打击有四次，但是跨越一千多年的四次，加起来也没有多少年。而师父他们这代经历的这次法难，我们要从反右、再往前土改算起来，再经过文革，佛教连同这个国家和民族一起所经历的这个浩劫的时间长达几十年之久。时间之长，程度之严重—寺院被摧毁、拆掉，佛像被毁掉，经书被烧掉，出家人要还俗……程度之深，应该说也是前无古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文革时期，不仅仅是佛教外在的教相受到破坏，而且佛教徒、出家人的内心世界也要来一个天翻地覆，要交代思想、要自我否定信仰，要触及到灵魂深处。大家想一想，佛教经历的这种磨难，这种深度是不是古代没有过？古代的磨难中，没有给每一个出家人办学习班，非要检讨你的灵魂深处，通过你流露的一言一行来检查，古代的法难中没有这种细节，但是在文革中就是这样的。经历了这样的劫难以后的高僧大德还能够担负续佛慧命的重任，所以我觉得这种因缘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大德的功德，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就像有一块钢非常好，因为它能承载很重的重量，这是一种角度；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把它扔在烈火中焚烧，但是毫发无损。观察历经文革的所有这些高僧大德，包括我们老和尚在内，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大德经过社会这样的剧变，经历了佛教史上最沉重最深刻的打击，经历了触及灵魂深处的扫荡，等劫难过去以后，还能出来拈花微笑。

我们说，道会有力量，我们观察这批大德，他们的道力有多大，他们的道力经历过多么严峻的考验，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能体会到他们的道力是真正的道力。在和风细雨中、在温室里面显不出来，松柏长青，因为经过严冬的考验，岁寒然后知松柏的节操！

这一代大德的功德，现在从学术界、从文化界、从理论上还并没有真正全面地开始总结评价。我们现在来思惟一下就知道：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而我们能够亲近这样的大德，福报太大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观察老和尚功德的一个特殊角度。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不仅能看到他的功德，也能看到他那个时代所有其他的老和尚不可思议的功德。

现在这些老一辈的大德已经屈指可数了，我们就能思惟到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

老和尚的道力和道用

老和尚他们那一代修行人经历社会动荡的变革，经历佛教史无前例触及灵魂深处的劫难，在这些过程中展现出道的力量。在这个经历中，我们可以观察什么是道力，道应该在哪里？我们现在看来，修道需要很多硬件设施，比如说经书、佛像、殿堂；也需要实际的身口的造作，比如身体的礼佛、打坐，合掌；口的诵经，学法过程中的讨论；也需要思想上的闻思熏修，我们学道是需要这些的。但是我们来观察经历文革浩劫的修行人，他们的道在哪里呢？如果道在行动、行为上，在那个时代不可以拜佛，也不能打坐，也不能有各种与学佛相关联的行为举止；如果道在语言上，在那个时代不能念经，口中不能说佛言祖语，修行人见面是不能合掌念阿弥陀佛的，所以如果道在语言上，这也不行。那么究竟道在哪里呢？我们喜欢用这句话：道在心里。这句话比较省事，但是心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心中的道是寄托在心里的概念、名相、思想层面，我感觉如果用文革的劫火来锻炼一下也很难过关。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修行人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要把自己每天所想的动态坦白交代出来，而且像老和尚这样的右派是在很多人的监督下，在众目睽睽之下。通常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好像思想是最容易隐藏的。我是68年以后出生的人，所以只能通过文学作品通过书面资料，去了解那个时代，那种革命，在灵魂深处发生的那种方式，好像思想也掩藏不住。因为一旦有什么思想，它会流露出来，流露在你的神色、表情、只言片语、口头语或者一句牢骚、一句感叹上，而这也会被揪出来暴露在阳光下，你会因此而受到批评、批判乃至更严重的灾难。我听老和尚讲，那个时候出家人要办学习班，因为他已经是右派了，所以就不用参加学习班了。话说一些出家人在一起，其中有的被打成右派，上洗手间，另外一个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和被打成右派的人在厕所碰到说了一句：“唉，你倒好了，你可以不用参加这个学习班了。”因为厕所里还有其他人蹲着呢，听到这句话赶紧报告，因为这句话流露出对学习班的不满，所以当时这个和尚就因这句话也被打成右派了。这就是思想流露，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道在思想上，你内心深处的想法，有时候在只言片语间袒露出来，也会招来麻烦。我们说道在心里，心在哪里？如果只是在一些思想概念层面的见解上，好像也不行。前面这种分析让我们了解：道，不在身，不在口，也不在意。而且你还不能独善其身，学习班你要去，你要参加，参加就要发言。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有时候不好理解，因为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多元文化下，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对一个问题你可以不表态。那个时候不表态是不行的，每个人都要表态，轮流过关，没有例外。所以这就是我们后来人很难理解前辈们所经历的这些磨难。如前面所讲，你的道，你的信仰和你的修行都不能停留、表现在身口意上面，在这种情况下，能经历这种磨砺的道才是真正的道。这真正的道，你要问它在哪里，也可以说它不在哪里，如果在哪里就麻烦了，如果在哪里的话就有可能被摧毁。它只有不在哪里，一切都不在，但是又一切都在，它才有可能经历这种浩劫。所以我说，凡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高僧大德都是大菩萨。有一位重庆的高僧惟贤长老，文革以后他也是佛教界的领袖，有时候需要填表格：出生啊，出家呀，受戒呀，上佛学院啊…… 每次填表的时候，有一栏他就会写道：从几几年到几几年（中间大概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在重庆第几监狱学习。“在监狱里学习”，这就是他对自己历经那个浩劫，在监狱生涯的一个认识。他的认识是什么？他没有认为是在蹲监狱，也没有认为自己是在受难，他说是在监狱学习、修行，这就是道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理解这一代高僧大德的一个角度。

我们老和尚在文革以后，特别是1988年到河北来，在基层弘法利生，使我们后学有机会亲近他，我个人亲近他时间不短，对师父的印象，尤其对他的心态，从始至终印象都非常深刻。

第一个印象是安闲。我觉得他同时做着很多事，最初修柏林寺，同时还在中国佛教协会编《法音》杂志，中国佛教协会本部机关还有很多的工作，他在河北还创办了《禅》刊。在很长时间内，《禅》刊的每一期稿件他都从头到尾看一遍，他要兼顾几头，所以他的工作是很忙的，人也经常在旅途上奔波。那个时候的火车速度很慢，但是我都能感受到师父有一颗很悠闲，很安闲的心。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后来，外面有多少事，他总是在一种安闲的心态中。他可以在旅途上从国外赶到国内参加一个法会，你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旅途的疲惫，舟车劳顿好像没有影响他的精神状态。我相信身体应该也是累的，但是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仍然是安闲的。师父有一个本事，在飞机上、在车上、在旅途中，他随时就是休息，总是在休息的状态，总是在休息状态又总是在做事的状态。这两种状态好像没有什么切换，在他身上是统一的。这种在在处处的安闲，我想就是《六祖坛经》里讲的一行三昧的状态。当然一行三昧关于内心的觉受，在其他的经里是有精准定位的，但我想它流诸于外、形诸于色的就是安闲，虽安闲而不失妙用。我们很多时候也很安闲，但是我们的安闲实际上是放逸，因为心是散乱的，所以我们临机、应机发不出妙用来。而老和尚他是在安闲中触事而发，有一件事情来，当场他就能回应，不失时机，所以这个安闲不是普通的安闲。这是我亲近师父一个很深的印象、一个感受。

第二是忍。我们知道六度里面有忍辱波罗蜜，我觉得老和尚在忍辱波罗蜜这个修持上，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像他那样跨越了社会的变革，经历过很多磨难、经历过各种运动的人，有很多的是非对错苦乐，别人有误解，当然也有来自于外面的诽谤流言。他从来不辩白，也不说，心中有一种沉默。在大众面前不辩解，在私下里和身边亲近的弟子也不作辩解，也不会发牢骚。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私心了，心中就没有牢骚，心中是平静的、是如如不动的。所以佛学里讲的忍，忍的本意就是不动。如如不动，没有能忍也没有所忍，没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我要忍它，那个忍有能所对待。真正的忍就是物我一如、能所一如，如如不动。真正的忍，是能够在内心将得失是非对错好丑利害全体放下，在内心和这一切分别心所上演的戏剧一刀两断，能做一个切断。这种切断力量十分强大，举天下之人而谤之，他不为所动，举天下之人誉之，他也不为所动—这就是禅的道用。我们坐禅、修禅，得到体才有可能有这种用。禅的体刚才有讨论过，禅的体在哪里？不在身不在口不在意，和这个体相应，自然会流露一种道用。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心每天都随是非对错而动荡起伏不定，得到禅的道用的人他身处其中，但是心不被境所转，这就是忍，这种忍的力量就叫忍力。最高的忍是无生法忍，亲证一切法不生不灭，当然更没有来去有无对错是非好丑。亲证一切法的真相，这个真相所达到的如如不动就是无生法忍。这是我亲近老和尚，对他心态的第二种感受。

第三个感受就是明。明就是明白，就是让你觉得他的心洞幽烛微，明察秋毫，他的心在等持状态。我们在禅堂里打坐会发现我们的心有时候处于内敛，当我们修定的时候，对自己身心非常敏锐，注意力都在内在的身心状态上，外在的就漠然了。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吃饭不知吃饭，睡觉不知睡觉，也许会反穿衣服、倒穿鞋、上厕所会走错地方，这就是心处于内敛的状态。也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向外驰散，观察外面的境界非常清楚非常敏锐。这两种心态都不是等持，它不平等、不均等。我个人亲近老和尚，我觉得他的心永远在一个均等状态，内在和外在，在他是均等的。他不用去东张西望，不用去探寻，但是外在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能够尽收眼底，而且经常无心合道。就是无意之间，他做的事情正好就发生各种巧合。举个例子来说，因为文革以后，我们这里只剩下赵州塔了，开放以后，老和尚就说应该在塔前用砖做一个院子，用围墙做一个抄手、左右环抱的一个院子，然后他画一个范围，等到工人往下挖墙角的时候，结果发现了过去的墙角，就在这条线上，过去这个范围就有一个院墙，因为时间久了，已经湮没在地下看不到了，等到往下挖又发现了。这就是无心合道。同样的事情在老祖寺也发生过一次，往下挖，正好挖到旧的方丈室。在他的诗集里面有一首诗就讲这个事情，讲这个巧合。这就是一种明，所以师父讲开示思路很清晰，他写诗作文都是信手拈来，一触即发。我觉得这个也是道用。如果有道的话，你会流露出来，流露在待人接物、流露在弘法利生、流露在做事乃至于吟诗作文上。所以真正有道，会流露在外面，显现为用。这个用的核心就来自于明，内心有明。这是我亲近老和尚的第三个体会。

第四个就是悲。我觉得师父有很深重的悲愿。他自己这一生，经历中国社会的各种动荡，经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艰辛苦难，他自己的生活、修行的道路也始终和普通老百姓和众生密不可分，他身上有一种我称为“人民性”的东西。他提倡生活禅，他讲法的语言都是很朴实、浅显的，虽然他也有很深的理论思维的功底，他也可以讲得很玄妙，他做得到，但是他流露出来的都是平白浅易。当然他对佛教的那种责任心是我们大家都能体会到的。我想这应该是菩萨道的修行人最重要的品质—大悲心。大悲心使他能够包容一切，大悲心使他能够接受一切，大悲心也能够使他原谅一切加诸于他身上的不公正、不公平。所以有很多信徒见到师父莫名其妙地会想哭，会悲从中来，这应该就是他的悲心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力量。

我亲近老和尚的这几点体会：第一个是闲，第二个是忍，第三个是明，第四个是悲。我们从他身上的这些品质，就能够知道我们的修行目标在哪里，也能知道自己身上的缺点在哪里、长处在哪里。我想这就是我们亲近这些高僧大德能得到的最大法益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