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于《〈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曾说：“印度人为最富于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话故事多起源于天竺，今日治民俗学者皆知之矣。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 近日偶知两则著名文学故事的佛典渊源，足可为此说的又一例证。

一 

南朝萧梁吴均著《续齐谐记》一卷，记玄怪故事，兼民间风习，内有名篇《阳羡书生》，传之广远。其文曰：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珍馐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口中吐物，腹藏异心，此种题材不见于六朝之前，兹正是佛教思想传入后之产物。本则故事实际取材于三国吴康僧会所译《旧杂譬喻经》卷上第十八则之“梵志吐壶”。晚唐段成式已注意到这一渊源，其于《酉阳杂俎·贬误》谓：

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

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局部）

“阳羡书生”中的空间观念也颇为奇特，书生入笼，其形匪小，而笼亦不广，这种思想非中土固有，亦是袭自印度佛教一脉。天竺大乘多有倡导“芥子纳须弥”、“空有不碍”思想的经典，三国吴支谦译《佛说维摩诘经》即其中代表，是经极多戏剧化之场面，其卷上《不思议品第六》有“净名（维摩）借座”之情景：

维摩诘则如其像三昧正受现神足，应时彼佛须弥灯王如来，遣三万二千师子座，高广净好，昔所希见。一切弟子、菩萨、诸天释梵、四天王来入维摩诘舍，见其室极广大，悉包容三万二千师子座，所立处不迫迮，于维耶离城无所罣碍，于佛所止及四天处无所罣碍，悉见如故，若前不减。

维摩诘居士的方丈居舍容纳了三万二千张高六万八千由延的师子座（此据吴译本，罗什与玄奘二译本师子座的张数和高度各不相同），仍然“极广大”、“不迫迮”，但是又对维耶离城和佛所止及四天处等都不障碍，“悉见如故，若前不减”。唯其方丈居室“不增”，维耶离城等处才能“不减”，正是因为维摩居室并没有变大，所以才没有妨碍到维耶离全城的空间，这正是“空有不碍”思想的典型。书生入笼，大小无碍的故事情节和空间观念与此若合符节。除支谦译本外，《维摩诘经》异译尚有后汉严佛调译本、西晋竺法护译本、西晋竺叔兰译本、姚秦鸠摩罗什译本和唐玄奘译本。严译本及二竺译本现已不存，未知其详。支谦本与鸠摩罗什译本皆在吴均之前，此部分文字略同，而以罗什距吴均时代更近。什本之前，支谦与二竺译本广为流传。据僧肇《维摩经注序》，什本之译，正是为纠正“支、竺所出，理滞于文”。即使如此，罗什之前，支、竺译本之影响亦可见一斑。由此推之，“阳羡书生”之空间观念不必一定承自时代较近之关河罗什，准前“梵志吐壶”之典，“阳羡书生”之空间观亦当源于吴时支谦所译《佛说维摩诘经》。

二 

《皇帝的新装》为19世纪丹麦作家安徒生创作的世界著名童话，此篇童话的取材，一般认为是源自14世纪西班牙作家曼纽埃尔《卢卡诺尔伯爵》中之《织布骗子和国王的故事》，其大意为：

从前有三个流氓来见一位国王，说他们是织布的能工巧匠。他们特别会织一种料子，这料子人人都能看得见，只要他有一个世人公认的父亲，他又真是这个父亲的儿子。但谁要不是他想象中的父亲的儿子，那他就看不见。这使国王大为喜欢，因为他以为借着这种纺织品的帮助，可以知道自己的王国里，哪些人是法定父亲的儿子，哪些人不是。这样，他便能调整王国中的许多事情。如果他们不是父亲真正的儿子，便不能继承他们父亲的遗产。于是他下令召那三人进宫来工作。三人告诉国王，确保不搞欺骗，可以把他们锁在皇宫里，直到织完那段料子。这使国王非常高兴。国王由于对新布的“图案”和“色彩”什么也看不出，被一种死亡般的恐怖震惊了，因为他相信他不可能是他认作父亲的那位国王的儿子。他穿上了那看不见的衣服，骑着马在城中巡游，亏他运气好，那时正是夏天。最后是一位照管御骑而自身又不担心损失什么的黑人走到国王跟前，说出了真话。

《卢卡诺尔伯爵》共有50个故事，大都采自民间，多对话体，风格卓异，颇有阿拉伯文学的痕迹。此篇《织布骗子和国王的故事》与《皇帝的新装》情节高度近似，人谓安徒生受其影响，自非空穴之论。

《织布骗子和国王的故事》与《皇帝的新装》两个故事的关键，在于“空织”的情节。与吴均同时的南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二《鸠摩罗什传》中也有类似于此的“绩师空织”之典故：

哥本哈根市政厅旁安徒生雕像

昔狂人令绩师绩缕，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

本则故事述自罗什小乘师槃头达多，时在龟兹。槃头达多以绩师的“空织”，质疑罗什所传之般若空理，罗什于是乃为其师“连类而陈之”，“往复苦至，经一月余日”，达多方才信服，并反尊罗什为师。达多罽宾人，为罽宾王之从弟，“空织”原型出自印度无疑。达多由罽宾访龟兹，转述了本则故事，嗣后僧佑得闻而入罗什传，表明此故事流传地域由印度至西域而中土。陈寅恪谓：“中央亚细亚说经，例引故事以阐经义。此风盖导源于天竺，后渐及于东方。”诚为的论。

又，明代陈际泰《已吾集》卷一《王子凉诗集序》有云：

余读《西氏记》，言遮须国王之织，类于母猴之削之见欺也。欲其布织轻细，等于朝之薄烟，乃悬上赏以走异国之工曰：“成即封以十五城市，不则齿剑，余无堕言。”盖杀人而积之阙下者垒垒矣。有黠者闭户经年，曰：“布以成。”捧于手以进。视之，等于空虚也。王大悦，辄赏之。因自逃也。

“母猴之削”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西氏记》当是印度之著。据钱钟书先生考证，明季天主教入中国之前，“西国”，概指天竺印度。《西氏记》言“遮须国王之织”，情节明显不同于《鸠摩罗什传》“绩师空织”，钱钟书疑《西氏记》为慧皎《鸠摩罗什传》，非是。（《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八九）然而两则故事同出印度，版本各异，正显“空织”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西班牙的曼纽埃尔与印度槃头达多时隔千年，地遥万里，自然不能贸然断言“新衣”与“空织”的亲缘。然而东西方世界有史以来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交流自有其冥冥不可思议之处，世界各民族文学间相互影响、殊途同归之迹实难泾渭分明，曼纽埃尔的“新衣”亦端赖安徒生的改编而享誉世界。从印度到丹麦，“新衣”与“空织”交映成趣。千古上下，惟“皇帝的新装”仍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不断上演，而印度的佛理觉悟却已日薄西山，乏人深省。

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局部）

哥本哈根市政厅旁安徒生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