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说起来，原始佛教的念处法门，从后汉时就开始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以僧稠为代表，在中国北方达到了顶盛。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像天台、禅宗那样能够长久流传于后世的独立宗派。原始佛教的念处法门之精神，在隋唐时期，被新兴的天台、禅宗在大乘佛教“圆顿”思想的观念下，成功地消融于自身，以至于不露痕迹。

在唐代，密宗也曾在中国兴盛一时（后世称之为“唐密”），但仅传三代而绝，即东传至日本（称“东密”）。元代，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统一了中国，建立了雄视天下的大元帝国。由于受到元统治者的崇信，藏密曾一时大兴于天下；尽管如此，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传佛教的主体地位。入清之后，藏密又重新进入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但是，其传播范围仍然局限于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汉地并不占主导地位。

所以说，中国佛教的这种历史发展格局，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选择，也不是少数人所能左右的。它的客观性就表现在，佛教要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必须适应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重心性，尚简易；重理性，尚自然；重当下，尚修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一个法门，要在汉地深入人心，必须适合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品味。如果这个法门过于远离现实社会人生、重视修行仪式、强调外在神秘力量的加持，或者过于沉溺繁琐的义理分析、过于强调非理性的信仰，包含了太多过于复杂的观想作意，那么，它传播起来，可能会遭到很大的障碍。禅宗和净土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可能跟它们非常适合中国人的文化口味有直接关系。

所以，我们在振兴中国汉传佛教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传统，不要因个人跟藏密或者南传佛教的特殊因缘、爱好，就简单粗暴地对待自己的传统。目前，在某些地区和某个时间段内，汉传佛教虽然不及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热闹”，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汉传佛教劣于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而是因为宣扬汉传佛教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人太少，以至于普通信众无缘了解真正的汉传佛教。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恰恰是我们汉传佛教出家人应当自强不息、努力承当的地方。

大陆汉传佛教的硬件建设现在已经进入尾声。以“僧团建设、人才培养和法的修习弘扬”为核心的软件建设，将成为今后的工作重心。这里，我们首先要解决好大陆汉传佛教的未来发展如何定位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可能会出现“本末倒置”、“主客不分”的现象，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关于汉传佛教的定位问题，先师净慧老和尚提出了四个根本：

一、汉地佛教要以修学弘扬“汉传佛教”为根本。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其形式和方法之所以不同于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汉传佛教的弘扬要以“禅宗”为根本。在中国历史上，汉传佛教形成了“以禅为心，以教为言，以律为行，以净为归”的格局。我们要尊重这种历史格局。换言之，我们要立足于禅宗的圆顿见地和信心，将禅、教、律、净各自的修行方法融于一身，要主伴互摄、正助相资、互相增上，不能互相批判。

三、佛教事业要以僧团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根本。佛教事业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僧团建设和僧才培养。没有强大的健康的有摄受力的僧团作基础、核心和后盾，眼前的佛教事业即使再热闹，也不可能持久。一个道场是否兴旺，主要不是看它的香火旺不旺、信众多不多，而要看到它这儿来参学的衲子多不多。过去祖师出世说法，哪一个不是“天下衲子，负粮影从，远近皆趋，争相归附”？那才是真正的“门庭兴盛”。

四、弘法利生事业要以修学为根本。慈善、环保、护生、养老，乃至青少年教育，固然是佛教切入和影响社会的有效途径，佛教应当随缘组织和参与；但是，这一切都要归结到“令未信者信，令已信者增长；令未入门者入门，令已入门者增进”这一根本上来。换言之，“学”和“修”永远是佛教弘法利生的根本。“学”是为了培养正知正见，树立圆顿的见地和信心；“修”是为了在圆顿的见地和信心的引领下，脚踏实地去净化自己的身心，优化自己的智慧，美化自己的人格，强化自己的力量，从而为他人和社会带来光明与和谐。创造条件为信众提供方便易行的、多样化的学修机会，引导信众走“爱国爱教”道路，帮助信众树立正信正行，这是佛教弘法利生事业应当努力的大方向。
净慧老和尚关于汉传佛教未来发展的这四个根本之定位，讲得非常到位和中肯，值得教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