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师父的名字就亲切

上世纪八十年代，“气功热”流行的时候，我和几个好朋友一起练气功，学的第一种气功是严新的气功法。严新的师父是著名的四川海灯法师，会“一指禅”功夫。严新教我们诵大悲咒，打坐、做功的时候教念大悲咒，也念观世音菩萨。

因为这个因缘，当时我特别想找练功书来看，下了班就去书市转，寻找类似的、对练功有帮助的书籍。有一次看到一本《法音》杂志，封面是广济寺的大雄宝殿。我一看这个封面，终于找到一本有关的书！那时不懂佛教，就想到一个山清水秀、空气好的地方，种菜、开荒地，悠闲地、优哉游哉地练练功。

后来我就经常找《法音》来看，了解得越来越多，这本杂志是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主编是净慧法师，可能是夙世的因缘，看到师父名字“净慧”这两个字，就感觉特别亲切、特别熟悉，就好像见到亲人一样。

《法音》这本杂志内容很丰富，有出家人的公案，学习、修行上的见地，我看了很受益。这本杂志可以订，可以邮购，我就在邮局订购了，每月寄来一本。这是1986年。1989年，《禅》刊发行，第一期我又订了。此后通过《禅》刊了解师父比较多，上面有师父的开示，说师父在赵县柏林寺恢复道场，那时不知道什么是修复道场，就想着是修庙吧。

练功练到一定程度上，单位说我有点“不务正业”，下了班不干别的，就到处跑。我们几位同修就是想找到功夫更高的师父。

我们商量：“找谁呢？”

“就找净慧师父吧。”

“在哪儿呢？”

“河北赵县。”

“赵县在哪儿呢？”

“赵州桥。”

同修说：“我先打前站，去看看，要合适呢，咱们就都去。”

那年的腊月二十几，我送他上车。他上车去了赵县柏林禅寺。

“考虑周全，处理妥当”

刚过正月，打前站的这位同修给我们写信，信中说：“这儿好，来吧。”那时师父（指净慧上人）大多时候在北京，他还没见到师父。他见到了当时的当家师明海法师，特别赞叹，说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呆了几天，他又写信说：“我见到师父了，师父说我们练的气功是外道。”我们问：“什么叫外道啊？”

“和佛教练的功夫是两码事。”

“那怎么办，练不练？”

同修说：“师父就不让练了。师父让我每天干活（因为那时寺里正在建设中，很多事要做）。”

过了二月二，同修又写信说：“这个师父不是一般人，我一去他那屋里，还没说话，师父就知道我要干什么、想说什么了。我在师父面前不敢乱想一下。”

后来这位同修就出家了，劝我们：“你们也出家吧，咱们都是练功的底子，你们就来吧，肯定能练成。”

他跟师父说：“我还有朋友一家三口，都喜欢练功，也都想好好修，都想来见师父。”师父同意了，他就告诉我们：“师父同意你们来了，快来吧。”

我那时不太懂佛法，也没想到解脱生死，就想身体好，还想有神通。所以决定先来见见师父。在那之前，师父给我们写了封信，上面八个字：“考虑周全，处理妥当。”

我从内蒙古坐火车来，到寺的那天，师父是晚上从北京回来的，所以当天也没见到师父。

为求法而来

那时柏林禅寺刚开始建，普光明殿的佛像还在外面，大雄宝殿封顶了，那时还没有山门，最外围还是一个铁栅栏门，还能看到里面的院落。

我见师父第一面，当家师明海法师向师父一一介绍了我们。

我就开始哭，眼泪像断了线似的，泪流满面，最后哭得止不住，也说不了话，什么也说不了，问什么也不能回答。最后我跑去外面哭了。

就好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

我在寺里住了两年多才剃度。这两年间一直干活，大寮、流通处、斋堂，什么都干，让干什么干什么。那会儿柏林寺的条件可不像现在，苦多了，冬天特别冷，晚上吃完饭，把碗扣在桌子上。第二天起来，碗都冻住了，用开水一浇，才能把碗拿起来。

在我们的心地上发什么心，这个很重要。我为求法而来，我不怕吃苦。师父让我干活，我就踏踏实实地干活。

艰难地承担起如来家业

1994年六月初十，我们七位弟子在净慧恩师上人座下剃度后，一起来到于底村的虚云禅林，虚云禅林那时还叫“重胜寺”。当时的虚云禅林只有一个150平方米的明代建筑殿堂和一尊明代时期的青石佛像，当时村子离城市也较远，整个地方感觉很荒凉，不像一个道场。还有几排村里小学留下的教室，村委会分配给我们一排教室。

面对眼前的情景，恩师上人说：“你们要学会吃苦，吃苦就是成长，坚持下去。这里虽然艰苦，一切从头开始，但这是如来家业，你们要敢于承担，看好家，看好家！”

和我同来的好几位法师都是刚刚剃度，有几个法师都哭了，觉得出家太难了。

如果没有师父跟我们在一起，我觉得我们都会跑掉。

那时候，住的、吃的都简单，没有什么供养，大家一起去批发方便面。中午就吃馒头和煮方便面，许多小师父都想走掉。她们觉得我年纪大些，就让我去问师父：“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怎么去修行？”我不敢去问。拖了大概有二十多天，就有小师父开始闹情绪，说：“你不给我问，我就走了。那么多寺庙，我为什么非要在这里？”

当时1994年也没有电话，我就去村里一个姓赵的居士家打电话。我问师父：“我们怎么修啊？”过了一秒钟，师父回答：“你们把家看好，这是如来的家业。用你们的肩膀承担起来，好好地苦几年，都会过去的。”

回来我把师父的话转述给大家，谁都没吭声。

接下来的十来天中走了两个法师。有段时间只有我和另外一位比丘尼师父了，我们俩全天连轴转，自己买菜、打扫、清洁、建庙、接待信众，一天下来，忙个不停。

我有时也在想：出家为了什么？

其实我们出家人一开始挺难的，但师父让我们看好如来的家业，他老人家也没有给我们讲太深的道理。我信师父，师父让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这往后，在虚云禅林也遇到过不少疙疙瘩瘩的事。那时候出家的人少，社会上对出家人认可度也不高，因为和学校在一起，小朋友们见了我们就扔土坷垃，边扔边喊：“尼姑，尼姑……”打我们。

后来村委会来找我，他们要找师父，跟师父谈条件。师父让小学生们搬出去，村委会就让师父再盖一所小学。师父答应了，资助村里建了小学。

慢慢地，虚云禅林一点点地建起来了。

曾经有人问师父：“您为什么把重胜寺命名为虚云禅林？”师父说：“为了纪念我的师父虚云老和尚，所以用他的德号来命名，你们要知道感恩啊！”

之后，我默默地发愿，每年从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开始（净慧长老的生日）诵经七天。因为恩师曾经说过：“你们不要为我做生日，师父是不做生日的。你们要知道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以后记住，当你们生日的这一天，要为母亲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十分喜欢师父的法语，十分受用。师父说的话十分经典，就像师父说的“感恩”，这宽大了我们的胸怀。我对于出家的感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师父，能遇上这么好的师父，就是我的福报。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佛经，师父的行住坐卧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我们还离不开师父，我们还没有长大。

连续打十个禅七

2009年农历十月十五，师父来虚云禅林，主持冬季“禅七”法会。从这一次打禅七开始，师父规定：虚云禅林每年打十个“禅七”。每天晚上，师父给我们开示。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说：“在全国啊，没有几个寺院能打十个禅七的，就那么一两家。女众道场几乎没有，石家庄周围的寺院也没有，就算是有困难，希望当家师能够把打十个‘禅七’坚持下去。师父虽然不能陪你们打完十个七，但是我的心留在这里，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这么多年来，师父对我们的要求一直非常严格，特别是对女众，非常严格，说话也很严厉。他总告诫我们：比丘尼要修“八敬法”，见了比丘要顶礼，哪怕是年轻的比丘。师父都是按戒律来要求我们的，行住坐卧，都要严守戒律。所以，听到师父说“我的心留在这里，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这样的话，心里暖乎乎的，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给我们鼓劲，就有信心把十个七坚持下去了。即使有时我们觉得烦躁了，不想坐了，但想到师父的期许与鼓励，我们就又坚持下来了。

坐禅确实是一种硬功夫，每年十个“禅七”打下来，心都不会被外境扰乱。2013年是我们坚持十个“禅七”的第六年，我们的道心坚固了，定力也坚强了。

每年冬季70天的禅修，岁岁年年，像加油站一样，给我们精神的滋养。

但愿众生得离苦

从2009年开始，师父每年秋天都咳嗽，都住院，我去给师父送饭。他老人家从来不挑剔饭，从来不说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什么样的饭菜他都吃。有时跟我们开玩笑：今天是“上堂大斋”。其实我们只是蒸了些发糕，软一些。

我不太会做饭，可师父每次都会鼓励我：“做得很好。”

师父虽然生病，但从不麻烦别人。洗衣服，擦地板，整理房间，都是自己动手。

每次生病住院治疗，医生要求师父输液5天、7天、10天，师父从来没有完全遵守这些时间，师父没有一次住院按照医生的要求，师父总是提前出院。

有一年，师父正在输液，唐山的龙泉禅寺奠基，唐山来的政府人员邀请师父去主持洒净仪式，主治大夫说什么也不让师父出院，很严肃地说：“老和尚，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后果要自己负责的。”师父很和蔼地说：“没事的，给我办出院手续就好了。”

大夫本来脸绷得紧紧的，听到后很惊讶，语气缓下来，后来又对老和尚说：“那您明天去忙，后天再回来住院。”师父答应了。

到了当地，风非常大，气温大约有零下十几度。

别人都穿得厚厚的，围着大围脖、厚围巾，可师父就只是穿一件海青，站在风中。我们的感觉，师父就是人天师表，就是佛在那里。在别人看来，师父精神抖擞，毫无病容，只有我们知道他刚出院，他还带着病，他一个疗程的输液还没有结束。

我们几个徒弟站在下面，都默默地掉眼泪了。师父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全心全意地为佛教事业奔波、付出；我们这些弟子，更要为弘法利生付出全部，没有任何理由懈怠，有师父这榜样在前面，我们怎能不紧紧追随？

事实上，那次法会结束后，师父也没回去住院，直接回到了柏林寺。

这样的情况有无数次，不管多累，多难，病得多重，他都自己承担，为弘法利生，奔波不停。就如《华严经》里讲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师父心中全是三宝的事情，为大众着想。

师父就是我们的楷模。

绝不让师父失望

2012年冬天，师父在四祖寺讲课，一共七讲，每次上课，他讲五分钟就咳嗽十分钟。我觉得师父的病到了一定程度，非常担心，后来我三天两头去一趟，去看师父。

师父心里，就从没想过他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

2013年，师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师父住院后，也总是替我们着想，不让我们去看他，不让我们在医院陪他。我们就偷偷地去看师父，但不敢让师父知道我们来了。我们住在一个居士家中，为了让师父吃好饭，我们做好饭，悄悄送到师父的病房外，再让侍者送进去给师父，我们在门外偷偷看师父一眼，看师父还好，我们再悄悄地回去。

师父那时候吃饭吃得很少了。师父吃饭，侍者才吃；师父不吃，侍者也一口不吃；师父不吃，我们大家也都不吃了。

那年的农历三月初六，庆福寺要奠基，邀请我们去参加奠基，还有其他师兄弟都想来见一见师父。我们说好了，一块去见师父，都说是从庆福寺来的。这么着，都进屋去看师父。

师父就问我们，去了多少人啊，都是谁去了啊，等等。实际上我们没有去，也不知道去了多少人，去了什么人，就含糊其辞地支吾过去。

师父都病得比较厉害了，却总是怕我们累着，总为自己的徒弟着想，师父总是往外赶我们，让我们回河北去，寺院里那么多事情要做，不要为他耽误了寺里事，让我们不要为他担心。

可我们实在是担心师父，我们也没有回河北去，继续保持“地下工作”，悄悄地守护着师父。

4月19日，师父说什么也不住院了，要出院。

下午六点多，回到了寺院。一进山门，师父说：“还是回来好。”

20日早晨，我们正在给师父做早饭，崇朗法师打电话让我们过去，抽泣地说：“不用给师父做饭了。”

我们疾步来到师父床前，为师父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声声，从心头涌出，泪如泉涌，不能自已。怎么能相信，怎么敢相信，师父就这样离开我们了？

师父走得十分安详。

师父走了后，我有时就觉得脑子颠三倒四的。有一天打坐的时候，突然觉得脑子一片空白，恍然觉得师父都不在了，什么也不想做了。身边的小徒弟看出我内心的伤痛，劝我说：“人的生命长河当中，要面对很多亲人师长的离去。师父，您别难过了。”小徒弟的话，让我很受益，只是对自己的师父，对情逾父母的师父，怎能横刀截流、当下即断？怎能不留恋，不怀念，不难过，不心酸，不伤痛？

我相信，师父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追随师父的脚步，走在弘法利生的路上，这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我们绝不能让师父失望！ （褚亚玲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