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佛典经藏如海，中医博大精深。佛教讲求的是智慧与觉悟，历代释家高僧中不乏医术精湛者；而中医史上的名家大多具备智慧和觉性，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解人文。

佛学诞生于印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经西域传入中土。魏晋以后，佛学广为流传，被中国固有的文化吸收与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植根于传统文化，是在多学科的基础上融汇贯通形成的独特理论体系。佛学东渐必然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医疗实践中积累总结而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医学体系，与古巴比伦医学、古印度吠陀医学合称人类最早形成体系的三大传统医学。

禅宗强调明心见性，即直观领悟；中医崇尚天人合一，用直觉来把握世界，感悟生命。中医的诊察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直观思辨，强调用心体验，通过直观外推和内向反思，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综观全局，整体分析，也是一种悟的过程。禅宗独特的思惟方式与中医固有的“医者意也”的直觉体验不谋而和。

佛教烦恼的含义比一般恼怒心烦的外延大得多，泛指与正道相反的一切心理和行为，是负性的、错误的、有害的、罪恶的，可谓一切烦恼皆是虚妄。作为中医病因的烦恼则包括七情致病的主要内容，导致人的性情偏颇，出现心身疾病。一般医生治病靠药物，佛学疗疾则多靠“心”，并强调乐善行施，淡泊名利，即所谓“养性者，所以成性，性自为善，内外病皆不悉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径”。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上古圣人认为，身心虚弱就容易被邪气贼风侵入。因为人的生命始于元气聚，终于元气散，所以，中医就以元气的充沛与否、运行是否正常协调来阐释生理、病理现象。若体内元气充沛，运行正常协调，机能活动就健全，抗病能力就强。若气有虚实之变，或运行失常，整体或局部组织脏器的机能活动就会兴奋或减弱，就容易被邪气侵入而罹病。《上古天真论》又云：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也是阴阳变化的结果，生命的整个过程是仰赖于自身阴阳的对立统一。若阴阳失调，或阴盛阳虚，或阳盛阴虚，或阴阳两虚，都易被邪气贼风侵入而患病。这时，就要通过补其不足或并补之法，使阴阳恢复对立统一关系，人就会复归于协调平衡的健康状态。总之，调气也好，补阴、补阳或阴阳双补也好，都是在补虚，目的就是避免邪气贼风的侵入。所谓邪气，即从虚而入之气，亦名虚邪。这在佛道来说，就是正念虚，邪念从虚而入，产生妄念，神不守舍，烦恼丛生，即是病也。反之，心情恬淡，寂寞无为，专注一境，修持禅定，正念即从兹而生，精神内守，邪念即无机可乘，病魔还能从何而来？《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认为心为肺、肝、胆、膻中、脾、胃、大肠、小肠、肾、三焦、膀胱之君主。君主神明，各官就会安其职守，以此养生，就会长寿。若心主不明，则危，十二官不但不会相使，还会伤形败脉，不但不能养生，还会招致灾殃。从佛法的观点来看，就是心主神明，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八识就会各安其守，上传下达，政令畅通。以此养生，就会延年益寿。反之，心主不明，贵贱不分，八识相乱，政令闭塞，心所有法中的烦恼就会产生。以此养生，不但不会长寿，还会灾祸临头，危及生命。因此，只有观照自己本心，制止外魔侵入，修行止观，方可治病延年益寿。《华严经·夜摩天宫偈赞品》云：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心”之产物。就是说，人心的烦恼、意念，乃至见诸于实践的言行，都是招引吉凶祸福的基因。因此，“心”乃“心念—行为—习惯—性格—命运—生老病死”的根源和个体轮回的主体。所以，只有摒弃一切欲望，眼不见色，耳不闻声，鼻不嗅香，舌不知味，身不触觉，意不缘法，心无挂碍，才会彻底摆脱烦恼，达到涅槃境界。

《天竺经眼论》中的金针拨障术，是我国有史可考的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最早记载，由印度僧人传授予谢道人。《外台秘要》云：“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由于这种手术疗效显著，被医家广泛采用，融入我国眼科学。《目经大成》中的金针拨障术八法—审机、点睛、射覆、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完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龙树菩萨方》的七十二眼方也直接影响了中医眼科学的发展，有的至今仍被运用于临床。

历代医僧及居士中之习医者，借行医以弘扬佛法，成为中医史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医术高明者，慈悲济世，嘉惠群生，著书立说，丰富了中医学说的内容，史籍上多有佛门名医的记载。

（一）五代前蜀成都宝历寺住持智广和尚

五代前蜀人，俗姓崔。初住雅州（今雅安市）开元寺，医术高明，熟谙人体经脉。凡筋脉拘挛、瘸跛之类经脉损伤的疾病，他皆以竹片为杖，拍其患处，兼施以自制药液外擦，丸散内服，每获奇效。乾德二年（920），前蜀皇帝王衍闻智广医名，延请其住持成都宝历寺，病者终日不绝，每天诊治数百人，名声大噪。他不仅对贫苦患者不取分文，还将行医所得尽行捐出，在宝历寺内建造了“天王阁”，时人呼之为“圣僧”。（据清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卷一百六十六·人物志》，同治十二年《重修成都县志·卷七·人物志》，民国十七年《雅安县志·卷四·人物志》）

（二）北宋江油县窦圌山张世宁居士（法晕禅师）

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天仓洞》云：“医人张世宁，先为僧，名法晕。师事绵州（今绵阳市）云山院僧晓枢者，郴人也。禅观之暇，颇好烧炼。太平兴国初（约977），令法晕及行者柴汉荣、张保绪往彰明县（今江油市）窦圌山采药。入山百余里，岩谷重深，松竹蓊翳。寻流霞山路至一村，曰‘张野人家’，老父及妪皆八十余。既见法晕等，语之曰：‘前有天仓洞，某为孩孺时，有二客去游，言洞中见自然肴馔，皆可食之。汝可去游。唯路径危峻，常宜勉力。’法晕遂挈火负粮入洞。初甚隘险，后渐高广，迤逦昏黑，因执炬而行。或上或下凡十余里，渐明，与人世无异。嵌窦石室广容石人，其下坦平。两畔石壁钟乳，流溢垂下，长三四尺。时闻鸣籁音韵。石床茶灶相连，就之略憩，或觉馁，思酸饀食，面前寻有一双酸饀，悚惕惊异而食之。张保绪亦思蒸饼，亦如前有之，遂食一枚藏一枚。柴汉荣思蜜，亦如前得食之。后皆忘饥渴，渐觉身体轻利，登陟无困惫。又行三四里，阻一大江。江傍履迹果核，如有人行过之处。对岸有石墙，遥望云霞隐映，甍栋楼阁，棕楠花果，景象幽奇，如宫观状。微闻钟磬之韵，水急苔滑，不敢过，乃稽首曰：‘下土微贱，形骸滓秽，窃入洞府，仰窥灵迹，是尘劫因缘，不敢久住。’却寻旧径而回。

（三）北宋眉山县苏东坡居士

苏轼（1037-1101）少聪慧，七岁读书，十岁能文，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为北宋名臣，一代文豪。他学问渊博，热心医事。元祐四年（1089）任杭州知府时，“杭州大旱，饥疫并作”，苏轼多方救济灾民，捐黄金五十两，加上府库纹银，创办了一所病坊，名“安乐坊”，收治贫苦病人，三年时间，治愈患者数以千计。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置医院的国家。据《汉书》记载，早在西汉年间，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汉武帝刘彻就在各地设置医治场所，配备医生、药物，免费给百姓治病。汉平帝元始二年（2），“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类似现在的传染病医院。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又在洛阳设“别坊”，供百姓就医用。隋代有“病人坊”，收容麻疯病人。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设“患坊”，遍及长安、洛阳等地，并设悲日院、将理院，收容贫穷残疾人和乞丐。到了宋明年代，医院组织渐趋周密，苏东坡所办的“安乐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公私集资合营的医院。

苏轼究心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和医方，后人将其中的一部分并入沈括（1031-1095）所著《存中良方》中，是为著名的《苏沈良方》，共十卷。所载诸方，看似平淡无奇，然用之皆有良效。如“圣散子方”，系蜀人巢谷所秘传，治疗伤寒病甚有效验，为后世医家所称道。这本书历代均有翻刻，版本达数十种之多，中外流传，影响甚大。他的《东坡杂记》等著作，亦为研究祖国医学史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据清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卷一百八十五·经籍志》，民国十二年《眉山县志·卷十·人物志》）

（四）北宋成都谭仁显居士

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十·谭居士》云：“谭居士（907-1015），名仁显，成都人也。以医为事，居郡城东南隅（今九眼桥一带）。所居庭庑篱落间，遍植草药。年高而精神愈壮，无喜怒，故毁誉不能动其心。手持数珠，常诵佛经于闾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钱帛，随即分授于贫者，竟以不言但行阴施默益之道。每日出诊，至午方归，则闭户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1015）冬，示疾，端坐而逝，时齿一百。人未化前，有人问居士长生法，对曰：‘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乎！’”（据清嘉庆二十年《成都县志·卷三·人物志》）

（五）北宋西蜀僧人道广

和尚得秘传医术，好解人之疾。太祖乾德年间（963-967），有一人患怪疾，肌瘦若痨瘵者，惟好食米，缺之则口吐清水，得米则神智安宁。医者莫辨其症，束手无策。道广诊断为“米瘕”症，也就是腹中有肿瘤，以鸡矢白（即家鸡粪便上的白色部分，味甘咸，性凉，能利水泄热，祛风解毒，可治鼓胀积聚）和白米各半，合炒为末，用水调服；再进汤药，克期而愈。（据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

（六）明代垫江县秀岩禅师

秀岩禅师，名兴国，垫江县人，出身贫苦农家。少时为人牧牛，成年后出家为僧，云游京师，驻锡卧佛寺，恰遇皇太子患病。诸医束手无策，他开方配药进呈，立愈。皇帝赏赐优厚，封为“护国禅师”。（据清光绪二十六年所修之《垫江县志·卷八·人物志》）

（七）清代合川县双观寺大著法师

大著法师（1825-1882），字豁然，合州（今合川市）西里乡人。青年时期出家于邑中双观寺。身躯健壮而言谈儒雅，为城内天上宫住持僧人所赏识，召至城内，协助处理事务，得以亲近诸长老，遍读寺中所藏内外科医籍，兼通拳术。

法师为人治病，小心谨慎，必先望色、闻声、切脉，详细询问病情，四诊合参，务求诊断准确。一时难明者，则藉书在手，反复思考，不敢自矜捷速，以人命为儿戏。即使是疮痍、伤损之症，虽症状明白可见，亦必问其所由，始与施治，从不马虎。故所治之证，无不应手奏效。尤其长于外科、刀枪所伤，立能镇痛、止血。军旅戎幕将士，倚之犹如性命一般。

大著与晚清遐迩闻名的画坛怪杰竹禅（1825-1901，梁平县双桂堂第十代方丈）最为相善，中年后与竹禅挟医、画之技，云游大江南北。事为上海《申报》记者知悉，予以报道后，“大著医，竹禅画”，一时名噪楚水吴山，文人官商，莫不以结交为幸事。

法师在外云游三十余年，所得酬金不下一、二万（相当于今天的一、二百万元），但他并不以钱财为怀，挥金如土，经常布施于穷困者，直至疏散净尽。咸丰、同治年间（约1862），他回到故乡，乡人见他除随身行李外，余无资财，几疑其落魄潦倒。他也不辩解，犹如没事人一样。后来当地及邻县官商和显贵之家请其诊治，妙手回春，大获奇效，众人方讶其医技如神。但法师并不自满，不久又复出寻师深造。直到光绪初年才重返故里，杏林春暖，嘉惠群生。

光绪八年（1882），法师西逝，世寿57岁。生平不善著述，其徒亦未得其真传。（据民国十年《合川县志·卷五十一·方术》）

（八）清代阆中县马文灿居士

马文灿，字庶村，原籍湖北襄阳。自幼聪颖，擅长国学，精通岐黄之术。进士及第后历任峨眉、盐亭知事。晚年深悟“一家温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之理，厌弃官场仕途，潜心佛学，专志修行。咸丰元年（1851），因应聘协修《阆中县志》，与县中文人雅士时相过从，谈诗论文，悬壶济世。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家无长物，囊无余财。殁后，家人穷困落魄，竟至无力将其灵柩送归襄阳故里。当地被其治愈的患者皆悲悯之，合力出资将其葬于阆中城郊。（据民国十五年《阆中县志·卷二十四·流寓志》）

（九）清代酉阳县观音阁尼了然

尼了然，不知何许人，年约五十许。清嘉庆年间（1796-1820），驻锡酉阳直隶州（今酉阳县）甘溪石家坝观音阁。时人询其来踪，均不答。传说她原为江湖绳妓（杂技艺人），曾习拳勇于湖北汉口，号称无敌。精骨伤科医术，喜施治贫困者。

当地私塾有一少年冉崇贤，攀援树上嬉戏，不慎坠下折腰，家人恸哭不已，了然轻施手法，敷以膏药，竟至起死回生。于是医名大著，遂以观音阁为医馆，济世救人。

湖南石匠唐某等数人寄居寺观。一日，酒后较量拳法，唐某呼声动地，连连获胜，旁若无人。了然尼师正在佛座侧喝茶，面现轻蔑的笑容。唐某见之，怒不可遏，请与角逐。了然故示谦逊，唐某则咄咄逼人。待唐某猛扑过来，了然不经意间徐起一脚，唐某立马仆倒于一丈之外。众石匠奋勇向前相助，混战中，了然稍施身手，轻轻扬腿，众人竟连仆不起，而了然之茗碗则依然在手。众石匠惧而服之，皆请其赐教。（据清同治三年所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七·人物志·方外》）

（十）清代岳池县广山寺光德和尚

光德和尚俗姓廖，合州（今合川市）人。弟兄二人，光德居次。少时失怙，其母王氏因家贫无计而改嫁，他遂至岳池县广山寺出家为僧，拜广澄法师为师。广澄圆寂后，众僧公推光德和尚为住持。

光德和尚状貌魁伟，言谈古朴，崇尚气节，不染世俗.闲暇之时，好研习岐黄之术，医技甚精。故虽处崇山峻岭、远离市廛之深山古寺，而延请求治者，络绎不绝，堪称县中一代名医。（据清道光三十年《岳池县志·卷十八·艺文》）

（十一）清末南充县桂林院夙清上人

夙清上人（1825-1909），俗姓张。虽读书不多，然慧根深厚，悟性超人，善文辞，颇通经义，常讲经说法。因头有癞疮，披剃后奇痒无比，听人言蓄发可愈，遂终身蓄发。上人通晓中医，尤精于外科。为贫苦者施治从不受谢，反以药物相资助。态度和蔼可敬，从医数十年不倦，虽日不暇接，然毫无愠容。又喜养生之术，终身以石为枕。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八十三岁时，仍神清气爽。次年圆寂。（据民国十八年所修《南充县志·卷十·人物志·高僧》）

（十二）清代秀山县乐善庵悟知和尚

悟知和尚，雍正年间（1723-1735）秀山人，常居城中乐善庵，通晓医术，毎遇时疫流行，辄入山采药，施治百姓。雍正十三年（1735）圆寂。（据清同治三年所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七·人物志·方外》）

（十三）清代天全县始阳镇慈朗寺寂安和尚

寂安和尚，俗姓黄，天全州（今天全县）始阳镇慈朗寺僧人。静心修炼，兼习岐黄之术，为人治病不计金钱，认为医乃仁术，本为治病活人而设，非为谋生获利之具。故常将所得施济于人，或用于培修县中寺庙，德风远播。（据清咸丰八年所修《天全州志·卷四》）

（十四）清代三台县医僧清风和尚

清风和尚，三台县人。少游名山，得不传之秘，遂精医术。毎值瘟疫流行，辄大力施药救治，活人甚众。（据民国二十年所修《三台县志·卷二十六》）

（十五）清末内江县圣水寺辉宗和尚

辉宗和尚，别号天映，清末简阳县东乡金马沟人。少年聪慧，因事不遂而出家为僧，先后担任资阳县宝积寺、新都县宝光寺、内江县圣水寺方丈。光绪年间（1875-1905）隐居成都普贤庵。兼习医术，长于外科，尤以辨症准确，用药谨慎，制药精巧，疗效显著而名驰遐迩。官府争相延请，以高僧之礼待之。贫苦人家求治，他不仅概不索谢，反常馈赠药饵。是故慈悲之名闻于远近，从学之儒生踵门，拜其为师者甚众。生平交游广泛，性格豪爽大方，厌弃虚荣，常与名士往来而不自炫，不时衣着破衲，招摇过市。光绪三十一年（1905）圆寂于普贤庵。（据民国二十年所修《简阳县续志·卷六》）

（十六）清中叶成都文殊院本圆悟超

本圆悟超，俗姓陈，川东人，壮年出家。他出家以前的历史，传说不一，亦无记载，根据后人所撰墓志大略可以看出，他在嘉庆初年曾参与白莲教乱事，或许还有相当地位，失败后才遁迹空门。

成都中医学院图书馆保存的清代医史文献资料中，有二卷道光十一年（1831）成都正古堂刻本《同人针法》（又名《同人针灸》），作者署名“成都文殊院僧本圆”。该书采辑明代著名针灸学家杨继洲（约1522-1620）所集《针灸大成》之基本内容，参合《类经》诸书，分门别类；又绘人体全身总图及十二经穴图，详加注释，使临症者可因症索穴，因穴究图，免于差误，甚受医家及初学者欢迎。此外，成都中医学院图书馆所编《古书目录》和四川省图书馆所编《馆藏古籍目录》（五）中，也有署名“成都文殊院僧本圆”所辑之《汇集金鉴》二册（《医宗金鉴》是乾隆四年太医吴谦编修的一部医书，共90卷，为我国综合性中医典籍中比较完善而又简要的一种），可见本圆悟超对中医和针灸学有相当造诣。

（十七）清中叶武胜县大道庙慧南澄智

慧南澄智，俗姓滕，定远县（今武胜县）人，生于乾隆癸丑年（1793）冬月三十日。四岁即以幼儿之身出家为沙弥。青年时期，与施主相契，精习外科，不辞劳苦，备制药物，以矜恤贫苦病人，好施轻财，急公尚义，救济颇多，愈人甚众。为人忠厚诚实，后主持刘家庵大道庙，颇受地方敬重。其人身体素健，82岁时尚如青壮年。不久圆寂，僧腊78龄。（据清光绪元年所修《定远县志·卷五·医卜》）

南怀瑾老先生晚年在回忆他1937年5月至1947年流寓四川的经历时说：“成都东门外圣佛寺有个光厚老禅师，人们都称他为‘四川现代的活罗汉’。他每天上午为人治病，既不把脉，也不开方，不教吃药，我把他的治疗方法命名为‘以大拇指头烧病’。光厚禅师说大拇指中心为他修炼的三昧真火‘火门’，真火自此火门出，按在病人穴道上，一按一扬，一扬一按，好像蜻蜓点水一样。每一穴道，病重的人按二三十下，病轻的人按几下就可以了。你仔细一看，被按的穴道皮肤就红了一块，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