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2014年度第二期云水一身话点滴——怀念恩师净慧长老
 

云水一身话点滴

——怀念恩师净慧长老

许惠利

师父圆寂的第二天,我就从朋友那里得知了消息,惊愕得脑子一片茫然。自从2004年冬黄梅一别,就再也没见到师父,几次计划拜望,都因工作和家事的拖累未能成行。师父当时已是七十高龄,身体尚好,从没想到会有见不到师父的时候。没想到师父竟然真的去了,弟子的苦闷,弟子的心事还能再对谁说。拿起笔想给师父写点什么,却写不出,连续数月,只有悲恸。师父的音容笑貌每天都浮现在眼前。过去的照片都找了出来,不断翻看,一幕幕的往事就像昨天。春去冬来,终于静下来了。

拜师前后

我与师父相识在三十年前,那时我在大学读中文系,因为喜欢樱桃沟,萌生了想写写那里的想法。樱桃沟毗邻卧佛寺,要写就要一起写,卧佛寺可以没有樱桃沟,樱桃沟却离不开卧佛寺。我的二爷德山曾是北京延庆寺最后一位住持,我的名字据说也是他给起的,出自《无量寿经》:“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群生。”虽然我家与佛教有缘,然而我的佛教知识当时却少得可怜,卧佛寺的牌匾大多看不懂,只能求助于专程到社科院买来的《宗教辞典》,这自然不能如愿。我去了法源寺,希望能在那里遇见高人请教问题。记得是看天王殿的老和尚建议我去广济寺的中国佛协,他说,那里有佛协杂志《法音》编辑部,有位净慧法师可以请教,并找来了电话。我当时就打电话联系,没想到正是净慧法师接的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就交谈起来。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佛前供案上“七珍八宝”与寺院等级有无关系,这种问题属佛教仪轨,一般僧人是回答不上来的,也不会去研究。几句话后,我就感觉与我交谈的这位净慧法师与一般寺庙和尚不同,不仅不拿架子,而且学问极其深厚。我的问题太多了,电话里哪里谈得完,便恳求去当面请教。此后,我连续拜访了几次,法师都热情接待,我与法师渐渐熟了。

那时我在海淀上班,离城里远,不可能经常到法师那里去。一九八六年,调到市文物局后,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广济寺,我与师父见面的机会多了。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去。见到师父,也已不是单纯请教问题,而是听他讲一些佛教道理。

赶上饭点,师父就请我吃饭,多数都是师父的小徒弟能成从广济寺的大食堂里买来。师父开始住单间寮房,后调整房间,有了个小院,也自己煮面吃。

偶尔,师父会讲一些他过去的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一个故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师父在湖北老家接受改造时的一件事。为了划清界限,队里让他在村外盖房单住。那里原是一片坟地,挖地基时,遇到棺材,这种不吉利的事,谁都是避之犹恐不及,可是师父没有选择权,只能继续施工。房子盖好后,窗户正好骑在棺材上面。师父随身带有一本《禅门日诵》,每日晚间阅读,睡觉时就把这本书放在窗台上。某日,乡间一懂风水的老者经过这里,大惑不解,明明是凶地凶宅,主人怎么安然无恙。他进屋去看,看见窗台上放着的《禅门日诵》,恍然大悟,原来是佛祖在上,幽灵不赶造次。师父当玩笑似的讲,我听了却不是滋味。我在农村待过,亲眼见过那荒唐岁月中“地富反坏右”的遭遇,若无佛在心中,怎能熬过。

日久天长,师父讲的点点滴滴,加深了我对佛教的认识。通过师父的帮助,我也开始在《法音》上发表文章。八八年时,师父应邀到河北主持佛协工作,急需人才。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去河北,我有些犹豫,那要放弃北京的工作,还可能牵扯户口问题。师父可能看出我的顾虑,第一批向河北省申报的佛协组建人名单里没有报我。后来我想通了,又受到河北佛协的编制限制,不能再办调动,此事让我后悔很久。

八九年十一月初,师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一批文化界人士要皈依佛教,过几天举行仪式,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高兴得不得了。那时的宗教政策还没有那么开放,无论是收徒还是皈依,都比较谨慎。八九年十一月五日,在广济寺西偏殿举行皈依仪式,我正式成为师父的俗家弟子,师父给我起的法名是“明心”。明心见性直至向上,是六祖慧能阐述的重要佛理。师父给我起这个法名,无疑表达了师父的一种期望。尽管我在去河北佛协工作一事上有过犹豫,师父却从来没有拿我当外人,有活动就叫上我,该支使我就支使我。皈依前后,我追随师父参与了很多活动。记得有临济寺山门殿落成典礼,欢迎日本临黄协会朝拜临济寺祖庭,陪同日本“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参拜赵州塔等等。

云水点滴

刚认识师父时,师父主要负责《法音》的编辑工作,在办公室常穿的是一身黑色敞口圆领便服,样式与出家人常穿的灰色僧服一样,后来就主要穿灰色僧服了。师父的佛教修行已渗透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教诲常在不经意间。

当时出家人还不多,走在街上往往引人注意,一些年轻僧人不好意思,头上不是剃光,而留了稍长头发。师父对此非常在意,我碰到一次他训诫年轻弟子,“僧不僧,俗不俗,像什么,出了家连头发都放不下,还学什么佛”。师父从小就学会了自己给自己剃发,从不用别人帮忙,我亲眼见过一次他给自己剃发,手竟然那么灵活。

我因为做学问与师父相识,当时又已是北京史研究会的会员,对佛教的接触也总是探讨理论。师父对我说:学佛就好像是看病,只想了解病理病因和医生开的方子而不去吃药,那病怎么能好呢!这是教育我要深入佛法,不要只停留在表面。师父到河北后,推行“安祥禅”的台湾耕云禅学基金会与师父建立了联系,与河北佛协创办的《禅》刊举办了一次“安祥禅”征文活动,我写了篇“制心一处寻觅安祥”的短文并获奖。曾随师父和耕云禅学基金会的陈维沧先生在石家庄一家大饭店吃饭,点明要素食,让厨师自己配,上来的菜里却有一盘鸡蛋,师父一愣。陈维沧先生注意到师父的态度,以为鸡蛋是为他添的,忙说“我们都吃素”,实际上是那家饭店的厨师认为鸡蛋也是素菜。让他们撤下后,除了已有的几盘清炒青菜外竟做不出来了。连作陪的在一起一共七八人,这几盘怎么够呢,又是师父出面宴请陈维沧先生,未免太寒酸,再说也不够吃呀,反复和饭店交涉,饭店最后拿出了几罐蔬菜罐头,总算对付过去。

第一次跟师父去临济寺时,什么都新鲜,以前去寺院是考察游玩,现在是参与佛教生活。上殿时,有两位来自香港的女居士,拜佛上香沉稳优雅,与本地居士形成明显差别,师父说“你们要向人家学习呀,心中有佛有静才能做到这样”。既然到了庙里,就想像其他老居士一样,穿海青。寺里有多余的海青,上殿时借与没海青的居士穿,我跟师父说想要一件海青。师父说:“进庙可以带金带银,出庙不能拿一根草,这是虚云老和尚教育我的。”言外之意,海青要自己置办。在寺里,每次吃饭,师父都叫我与他一起,毕竟是北京来的,住持临济寺的有明老和尚,为我们添了小灶。早餐是油条和油炸花生米,中午晚上添了蘑菇猴头,这已经很特殊化了。省里办公地方不够,河北佛协暂时在临济寺办公,师父也经常住在那里,那段时间我去了好几次。一次陪师父从临济寺回北京,同行的三四位都是出家人,只有我一个居士。只买到部分硬座票,我们几人围着师父,或坐或站,在硬座车厢里非常显眼。我觉得师父坐在那里也有点不自在,就去找列车员,看有没有空的卧铺位,希望照顾一下师父。过了保定,卧铺有人下车了,我赶紧把师父请过来,师父很高兴,突然说了一句:“惠利呀,跟我出家吧。”我一愣,没敢接话,师父拉我坐在卧铺上,慈祥地看着我。

出家的事,我还真是动了心,回家后跟我妈商量,希望得到支持和理解,可是母亲当时就大哭起来。唉,心志不坚,尘缘未断,由此我更加钦佩出家人。

男女有别,师父对此看得很重。临济寺有重大佛事活动时,四方僧尼来的很多。相互熟识的年轻僧尼遇到一起,也会玩笑打闹。一次被师父看到了,马上大声斥责。师父平时说话很少高声,那次真的生气了。在石家庄的佛协办公室里,师父与几个年轻弟子对男女之别有过一次谈话,我是居士应该回避,师父却把我叫住了一起听。师父说:“你们想过没有,别人为什么尊重我们出家人,为什么见了我们磕头,因为我们在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戒律。学佛要六根清净,你们都出家不久,年纪又轻,生理冲动时难以把持,遇到活泼的异性开开玩笑,本来也正常,但我们既然出了家,就要学会约束自己,这样才能对得起别人的尊重。我教给你们一个办法,见到异性,只说话,不握手,慢慢养成习惯,杂念就少了。”师父自己就从不与女居士握手。

师父治学严谨,影响到我。八七年我在市文物局智化寺的佛藏经卷中,鉴别出三卷元代藏经,过去从未见记载。首篇论文经中国佛协秘书长周绍良的推荐,发表在《文物》上。时值中日举办佛教学术交流活动,我以自己新发现的元代藏经为材料,写了一篇“弘法藏新考”的稿子。师父看了后说“文章很好,题目是不是改一改”,他建议我用“弘法藏新考一得”为题。师父说:“用‘一得’显得谦虚,一得可以解释为自己的心得,因为前面用了‘考’字,实际也是在考证,但如果真的有误也能得到谅解。”这一点拨既反映出师父治学严谨的态度,也使我得到教育。

终身遗憾

与师父接触越久,我对师父越钦佩。征得师父同意后,1989年我在《中华儿女》上发表了“云水一身”的文章,这是第一篇在报刊杂志上全面介绍净慧法师的文章,发表以后很受欢迎,香港《内明》很快转载,有些居士还把此文复印多份转赠。后来我又以此文为基础,在海外的《世界华人名录》上发表了“当代佛门一高僧”的文章,也得到好评。

1991年我出国后,与师父的接触少了,对师父的思念日益加深。在书房的墙上,挂上我与师父第一次合影的照片,写作时就好像师父在看着我一样。每次回国都去看师父,赶上佛事活动就参加。1998年,河北柏林禅寺隆重举行中兴十周年纪念暨净慧法师升座仪式,我应邀参加。之后,萌生了为师父作传的想法。2003年参加万佛楼落成暨佛像开光大典时,我向师父表达了这一想法。记得我对师父说:“您的传记由我来写吧,不要再交给别人。”我还开玩笑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想让您把范曾给您写的那幅‘云水一身’的横幅送给我。”师父说:“看看,徒弟的要求还很高呢。”接着又说:“字画都由明憨保管,忙完这几天后,让他找出来给你。”我说:“您要给我讲一讲您的经历,我需要很多材料。”师父说:“过两天我到湖北去,你可以跟我去,火车上可以聊。”师父同意了我给他写传,我很激动。可是几天后,我因为有事未能跟师父成行,造成终身遗憾。师父说的去湖北,实际是应邀到湖北黄梅四祖寺担任方丈。第二年我去拜望,带了自己列出的提纲和拟定的几个书名请师父过目,师父喜欢“云水一身”四个字作为书名。师父说:“当年你写‘云水一身’介绍我,已给人留下了印象,这四个字也符合我。”沉吟了一下,师父又说:“那年范曾也是在和我聊天后写下的。”黄梅当时正在打禅七,师父繁忙,无暇长谈,只有一日到后山踏勘,一起待的时间较长。当地百姓传说,后山曾有古僧禅修洞穴,师父带我前去寻找,随行还有七八人。洞穴倒是找到一个,只是体量太小,不似禅修之所。师父当时的气色相当好,远不像在柏林寺相见时疲惫。离开黄梅时,师父告知,春节前后比较清闲,如方便那时可来长谈。谁想到此后我因家事所累,深陷苦海,竟无暇再去拜望。总想着等一切转好以后,去师父那里住几个月,一气呵成。

2009年,我因家庭离异,曾给师父写了封信,没有回音。也许没顾得上,也许是生气了。更没想到,黄梅一别,竟成永别,师父怎么也会圆寂!

师父从一岁半被抱到湖北黄冈的汪集仙姑庙后,就开始了云水一生。十五岁入武昌普渡寺当沙弥,十八岁赴广东云门山大觉寺亲近虚云老和尚,受比丘戒。二十三岁进中国佛学院,后成为第一批研究生;正当春风得意时,却因《虚云和尚法汇续编》一书被打成右派。一去改造十五年,辗转京粤鄂三地,浪费了年华,搞坏了身体,直到四十五岁时才重返佛教队伍。他着急呀,佛教给了他一生,他要为佛教做事,要把失去的年华找回来。1986年随赵朴老陪“日中友好临黄协会”参拜赵州塔时,师父向赵朴老表达了自己的志愿,愿离开舒适的京城,到河北重光祖庭。师父如愿了,只剩一座孤塔的柏林寺,如今已是华北第一刹。1993年起开办的“生活禅夏令营”,更是佛教界的创举。

“大悲无尽,大愿无尽,大行无尽,大力无尽,成就无尽。”这是深圳弘法寺方丈、时年90高龄的本焕老法师祝贺净慧法师升座柏林寺方丈时的贺辞,这也正是师父的真实写照。

如今,师父已经去了,我与师父的约定没有完成,还能完成吗?师父想在火车上和我说的那些经历,都随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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