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圆寂的第二天，我就从朋友那里得知了消息，惊愕得脑子一片茫然。自从2004年冬黄梅一别，就再也没见到师父，几次计划拜望，都因工作和家事的拖累未能成行。师父当时已是七十高龄，身体尚好，从没想到会有见不到师父的时候。没想到师父竟然真的去了，弟子的苦闷，弟子的心事还能再对谁说。拿起笔想给师父写点什么，却写不出，连续数月，只有悲恸。师父的音容笑貌每天都浮现在眼前。过去的照片都找了出来，不断翻看，一幕幕的往事就像昨天。春去冬来，终于静下来了。

拜师前后

我与师父相识在三十年前，那时我在大学读中文系，因为喜欢樱桃沟，萌生了想写写那里的想法。樱桃沟毗邻卧佛寺，要写就要一起写，卧佛寺可以没有樱桃沟，樱桃沟却离不开卧佛寺。我的二爷德山曾是北京延庆寺最后一位住持，我的名字据说也是他给起的，出自《无量寿经》：“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群生。”虽然我家与佛教有缘，然而我的佛教知识当时却少得可怜，卧佛寺的牌匾大多看不懂，只能求助于专程到社科院买来的《宗教辞典》，这自然不能如愿。我去了法源寺，希望能在那里遇见高人请教问题。记得是看天王殿的老和尚建议我去广济寺的中国佛协，他说，那里有佛协杂志《法音》编辑部，有位净慧法师可以请教，并找来了电话。我当时就打电话联系，没想到正是净慧法师接的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就交谈起来。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佛前供案上“七珍八宝”与寺院等级有无关系，这种问题属佛教仪轨，一般僧人是回答不上来的，也不会去研究。几句话后，我就感觉与我交谈的这位净慧法师与一般寺庙和尚不同，不仅不拿架子，而且学问极其深厚。我的问题太多了，电话里哪里谈得完，便恳求去当面请教。此后，我连续拜访了几次，法师都热情接待，我与法师渐渐熟了。

那时我在海淀上班，离城里远，不可能经常到法师那里去。一九八六年，调到市文物局后，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广济寺，我与师父见面的机会多了。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去。见到师父，也已不是单纯请教问题，而是听他讲一些佛教道理。

赶上饭点，师父就请我吃饭，多数都是师父的小徒弟能成从广济寺的大食堂里买来。师父开始住单间寮房，后调整房间，有了个小院，也自己煮面吃。

偶尔，师父会讲一些他过去的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一个故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师父在湖北老家接受改造时的一件事。为了划清界限，队里让他在村外盖房单住。那里原是一片坟地，挖地基时，遇到棺材，这种不吉利的事，谁都是避之犹恐不及，可是师父没有选择权，只能继续施工。房子盖好后，窗户正好骑在棺材上面。师父随身带有一本《禅门日诵》，每日晚间阅读，睡觉时就把这本书放在窗台上。某日，乡间一懂风水的老者经过这里，大惑不解，明明是凶地凶宅，主人怎么安然无恙。他进屋去看，看见窗台上放着的《禅门日诵》，恍然大悟，原来是佛祖在上，幽灵不赶造次。师父当玩笑似的讲，我听了却不是滋味。我在农村待过，亲眼见过那荒唐岁月中“地富反坏右”的遭遇，若无佛在心中，怎能熬过。

日久天长，师父讲的点点滴滴，加深了我对佛教的认识。通过师父的帮助，我也开始在《法音》上发表文章。八八年时，师父应邀到河北主持佛协工作，急需人才。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去河北，我有些犹豫，那要放弃北京的工作，还可能牵扯户口问题。师父可能看出我的顾虑，第一批向河北省申报的佛协组建人名单里没有报我。后来我想通了，又受到河北佛协的编制限制，不能再办调动，此事让我后悔很久。

八九年十一月初，师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一批文化界人士要皈依佛教，过几天举行仪式，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高兴得不得了。那时的宗教政策还没有那么开放，无论是收徒还是皈依，都比较谨慎。八九年十一月五日，在广济寺西偏殿举行皈依仪式，我正式成为师父的俗家弟子，师父给我起的法名是“明心”。明心见性直至向上，是六祖慧能阐述的重要佛理。师父给我起这个法名，无疑表达了师父的一种期望。尽管我在去河北佛协工作一事上有过犹豫，师父却从来没有拿我当外人，有活动就叫上我，该支使我就支使我。皈依前后，我追随师父参与了很多活动。记得有临济寺山门殿落成典礼，欢迎日本临黄协会朝拜临济寺祖庭，陪同日本“日中友好临黄协会”访华团参拜赵州塔等等。

云水点滴

刚认识师父时，师父主要负责《法音》的编辑工作，在办公室常穿的是一身黑色敞口圆领便服，样式与出家人常穿的灰色僧服一样，后来就主要穿灰色僧服了。师父的佛教修行已渗透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教诲常在不经意间。

当时出家人还不多，走在街上往往引人注意，一些年轻僧人不好意思，头上不是剃光，而留了稍长头发。师父对此非常在意，我碰到一次他训诫年轻弟子，“僧不僧，俗不俗，像什么，出了家连头发都放不下，还学什么佛”。师父从小就学会了自己给自己剃发，从不用别人帮忙，我亲眼见过一次他给自己剃发，手竟然那么灵活。

我因为做学问与师父相识，当时又已是北京史研究会的会员，对佛教的接触也总是探讨理论。师父对我说：学佛就好像是看病，只想了解病理病因和医生开的方子而不去吃药，那病怎么能好呢！这是教育我要深入佛法，不要只停留在表面。师父到河北后，推行“安祥禅”的台湾耕云禅学基金会与师父建立了联系，与河北佛协创办的《禅》刊举办了一次“安祥禅”征文活动，我写了篇“制心一处寻觅安祥”的短文并获奖。曾随师父和耕云禅学基金会的陈维沧先生在石家庄一家大饭店吃饭，点明要素食，让厨师自己配，上来的菜里却有一盘鸡蛋，师父一愣。陈维沧先生注意到师父的态度，以为鸡蛋是为他添的，忙说“我们都吃素”，实际上是那家饭店的厨师认为鸡蛋也是素菜。让他们撤下后，除了已有的几盘清炒青菜外竟做不出来了。连作陪的在一起一共七八人，这几盘怎么够呢，又是师父出面宴请陈维沧先生，未免太寒酸，再说也不够吃呀，反复和饭店交涉，饭店最后拿出了几罐蔬菜罐头，总算对付过去。

第一次跟师父去临济寺时，什么都新鲜，以前去寺院是考察游玩，现在是参与佛教生活。上殿时，有两位来自香港的女居士，拜佛上香沉稳优雅，与本地居士形成明显差别，师父说“你们要向人家学习呀，心中有佛有静才能做到这样”。既然到了庙里，就想像其他老居士一样，穿海青。寺里有多余的海青，上殿时借与没海青的居士穿，我跟师父说想要一件海青。师父说：“进庙可以带金带银，出庙不能拿一根草，这是虚云老和尚教育我的。”言外之意，海青要自己置办。在寺里，每次吃饭，师父都叫我与他一起，毕竟是北京来的，住持临济寺的有明老和尚，为我们添了小灶。早餐是油条和油炸花生米，中午晚上添了蘑菇猴头，这已经很特殊化了。省里办公地方不够，河北佛协暂时在临济寺办公，师父也经常住在那里，那段时间我去了好几次。一次陪师父从临济寺回北京，同行的三四位都是出家人，只有我一个居士。只买到部分硬座票，我们几人围着师父，或坐或站，在硬座车厢里非常显眼。我觉得师父坐在那里也有点不自在，就去找列车员，看有没有空的卧铺位，希望照顾一下师父。过了保定，卧铺有人下车了，我赶紧把师父请过来，师父很高兴，突然说了一句：“惠利呀，跟我出家吧。”我一愣，没敢接话，师父拉我坐在卧铺上，慈祥地看着我。

出家的事，我还真是动了心，回家后跟我妈商量，希望得到支持和理解，可是母亲当时就大哭起来。唉，心志不坚，尘缘未断，由此我更加钦佩出家人。

男女有别，师父对此看得很重。临济寺有重大佛事活动时，四方僧尼来的很多。相互熟识的年轻僧尼遇到一起，也会玩笑打闹。一次被师父看到了，马上大声斥责。师父平时说话很少高声，那次真的生气了。在石家庄的佛协办公室里，师父与几个年轻弟子对男女之别有过一次谈话，我是居士应该回避，师父却把我叫住了一起听。师父说：“你们想过没有，别人为什么尊重我们出家人，为什么见了我们磕头，因为我们在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戒律。学佛要六根清净，你们都出家不久，年纪又轻，生理冲动时难以把持，遇到活泼的异性开开玩笑，本来也正常，但我们既然出了家，就要学会约束自己，这样才能对得起别人的尊重。我教给你们一个办法，见到异性，只说话，不握手，慢慢养成习惯，杂念就少了。”师父自己就从不与女居士握手。

师父治学严谨，影响到我。八七年我在市文物局智化寺的佛藏经卷中，鉴别出三卷元代藏经，过去从未见记载。首篇论文经中国佛协秘书长周绍良的推荐，发表在《文物》上。时值中日举办佛教学术交流活动，我以自己新发现的元代藏经为材料，写了一篇“弘法藏新考”的稿子。师父看了后说“文章很好，题目是不是改一改”，他建议我用“弘法藏新考一得”为题。师父说：“用‘一得’显得谦虚，一得可以解释为自己的心得，因为前面用了‘考’字，实际也是在考证，但如果真的有误也能得到谅解。”这一点拨既反映出师父治学严谨的态度，也使我得到教育。

终身遗憾

与师父接触越久，我对师父越钦佩。征得师父同意后，1989年我在《中华儿女》上发表了“云水一身”的文章，这是第一篇在报刊杂志上全面介绍净慧法师的文章，发表以后很受欢迎，香港《内明》很快转载，有些居士还把此文复印多份转赠。后来我又以此文为基础，在海外的《世界华人名录》上发表了“当代佛门一高僧”的文章，也得到好评。

1991年我出国后，与师父的接触少了，对师父的思念日益加深。在书房的墙上，挂上我与师父第一次合影的照片，写作时就好像师父在看着我一样。每次回国都去看师父，赶上佛事活动就参加。1998年，河北柏林禅寺隆重举行中兴十周年纪念暨净慧法师升座仪式，我应邀参加。之后，萌生了为师父作传的想法。2003年参加万佛楼落成暨佛像开光大典时，我向师父表达了这一想法。记得我对师父说：“您的传记由我来写吧，不要再交给别人。”我还开玩笑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想让您把范曾给您写的那幅‘云水一身’的横幅送给我。”师父说：“看看，徒弟的要求还很高呢。”接着又说：“字画都由明憨保管，忙完这几天后，让他找出来给你。”我说：“您要给我讲一讲您的经历，我需要很多材料。”师父说：“过两天我到湖北去，你可以跟我去，火车上可以聊。”师父同意了我给他写传，我很激动。可是几天后，我因为有事未能跟师父成行，造成终身遗憾。师父说的去湖北，实际是应邀到湖北黄梅四祖寺担任方丈。第二年我去拜望，带了自己列出的提纲和拟定的几个书名请师父过目，师父喜欢“云水一身”四个字作为书名。师父说：“当年你写‘云水一身’介绍我，已给人留下了印象，这四个字也符合我。”沉吟了一下，师父又说：“那年范曾也是在和我聊天后写下的。”黄梅当时正在打禅七，师父繁忙，无暇长谈，只有一日到后山踏勘，一起待的时间较长。当地百姓传说，后山曾有古僧禅修洞穴，师父带我前去寻找，随行还有七八人。洞穴倒是找到一个，只是体量太小，不似禅修之所。师父当时的气色相当好，远不像在柏林寺相见时疲惫。离开黄梅时，师父告知，春节前后比较清闲，如方便那时可来长谈。谁想到此后我因家事所累，深陷苦海，竟无暇再去拜望。总想着等一切转好以后，去师父那里住几个月，一气呵成。

2009年，我因家庭离异，曾给师父写了封信，没有回音。也许没顾得上，也许是生气了。更没想到，黄梅一别，竟成永别，师父怎么也会圆寂！

师父从一岁半被抱到湖北黄冈的汪集仙姑庙后，就开始了云水一生。十五岁入武昌普渡寺当沙弥，十八岁赴广东云门山大觉寺亲近虚云老和尚，受比丘戒。二十三岁进中国佛学院，后成为第一批研究生；正当春风得意时，却因《虚云和尚法汇续编》一书被打成右派。一去改造十五年，辗转京粤鄂三地，浪费了年华，搞坏了身体，直到四十五岁时才重返佛教队伍。他着急呀，佛教给了他一生，他要为佛教做事，要把失去的年华找回来。1986年随赵朴老陪“日中友好临黄协会”参拜赵州塔时，师父向赵朴老表达了自己的志愿，愿离开舒适的京城，到河北重光祖庭。师父如愿了，只剩一座孤塔的柏林寺，如今已是华北第一刹。1993年起开办的“生活禅夏令营”，更是佛教界的创举。

“大悲无尽，大愿无尽，大行无尽，大力无尽，成就无尽。”这是深圳弘法寺方丈、时年90高龄的本焕老法师祝贺净慧法师升座柏林寺方丈时的贺辞，这也正是师父的真实写照。

如今，师父已经去了，我与师父的约定没有完成，还能完成吗？师父想在火车上和我说的那些经历，都随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