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2013年度第六期我与净慧长老的往事因缘
 

我与净慧长老的往事因缘

黄心川

今年5月,有人告诉我净慧长老突然圆寂,让我不胜感慨。我比他大五六岁,但是他却先走了。佛教“三法印”说世事无常,人则去矣,在者亦然,追思吾友,生死两茫。

我与净慧长老的交往可以推到50年前。1956年中国佛学院初建,当时从全国各地招收了70余名学僧,这些学僧都是佛教界里的精英,岁数亦不等,有的已经40余岁,有留洋或从军的经历,有的才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净慧长老是当时班上较小的一位同学,他体形羸瘦,但是很有精神。当时正值中国社会开始掀起极“左”风头,不久反右运动就正式开始,佛学院也不能幸免。在这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中,净慧长老被划成了右派,虽然右派在当时还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凡经历过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人都应该了解,扣上了右派帽子的人,已经成为人民大众的“对立面”,所以这时净慧长老的日子是不好受的。

中国佛学院开学,需要教师。按照上面的指示,北京大学与中国佛学院要相互派遣教师执课。我这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教研室讲印度哲学,于是我被派到佛学院去讲印度佛教,佛学院则派出著名学者周叔迦先生到北大哲学系上课。

我每星期在佛学院讲一天课。佛学院当时还保存了历史的传统,凡是老师到了课堂,全体学僧都会引礼站成一排迎接,地上铺着鲜红的地毡,场面非常隆重,不知现在的佛学院是不是还是这样?

在佛学院上课的日子是很值得怀念的,当时能够在课堂上执教鞭的教师都是佛教界里的学问僧,他们的佛学水平很高,且知识广泛。副院长周叔迦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居士与佛教教育家,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达到了很深的程度,主讲佛教宗派,鞭辟入里,将佛教的知识融会贯通,深受学僧欢迎。巨赞法师是我的老乡,他懂唯识,明禅宗,有文采,又负责编辑 《现代佛学》,他在课堂上讲解禅宗。明真法师是南岳僧人,他用一口浓厚的乡音讲解佛教义理。法尊法师是藏汉佛教学者,他对藏传佛教有精湛研究,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没有被安排讲佛学课,而是教古汉语。总之,每个星期到佛学院讲课,是我比较开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我可以见到许多师友、乡亲与学僧,每次上课就是一次友好聚会,也是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

我讲印度佛教史,这是我在北大哲学系讲过的课。众所周知,印度哲学离不开佛教哲学,但是佛教并不是印度唯一的哲学派别,在印度哲学史上,佛教哲学与其他六师外道和不同宗教派别的哲学一起构成了印度思想史上的纷纭繁复的多样化现象。在中国佛教史料里,保存了不少印度其他宗教哲学史料,我的恩师汤用彤先生曾经专门编纂过这方面的书。我在佛学院讲印度哲学,将印度哲学宗教包括佛教在内的哲学介绍出来,这对佛学院的学僧来讲是很新鲜的知识,让他们知道印度除了佛教哲学以外,还有其他宗教与哲学派别,而这些史料就记录在中国佛教的大藏经里,所以我的课程得到了学僧们的欢迎,也开拓了他们的眼界。

净慧长老在班上是一位低调学僧。由于他的右派帽子,有些沮丧,话也不多。他很好学,经常在课余找我提问,我们之间交谈一些学问上的事情。我建议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先静下心来摸一下历史上保存下来的佛经目录,这样可以了解佛教经典的翻译与撰述情况,以此为契机,深入考察中印佛教的历史与文化。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在佛学院期间浸润在大藏经里,几年下来已经熟悉了佛教目录。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与研究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佛教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与推动作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佛教开始恢复活动。我于 1964 年参与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后,已经由北大转到研究所工作了,当时任副所长,所长是任继愈。这时佛教协会也重新开始活动,净慧长老就在佛协工作。不久就担任了《法音》的主编。虽然那个时代对宗教还有很多“左”的看法,但这并不影响学术界与佛教界的联系。1979年中国宗教学会在昆明成立,当时邀请了佛教界学者参加。之后,由于佛教学术研究的需要,我们与佛教界联系日益增多,净慧长老在《法音》发表的文章我们也不断地拜读。我记得他在《法音》发表的第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就是关于中国现代佛教史料的编年资料,我想这与他曾经在佛学院里摸索藏经目录,建立基础资料意识应该有重要的关系。

净慧长老回北京工作以后,我们一直有联系,但是大家都很忙,见面的机会不多。由于佛教界的人才还没有培养起来,佛教界学者不多,许多学术上的事情与会议,我们都会请净慧长老参加。1988年 ,“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在我的家乡江苏常熟召开,这次会议是我国当代佛教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因为这次会议是中国佛学史上首次由学术界与佛教界合作的尝试,开启后来佛教界与学术界共同举办学术活动之先风。会议邀请了净慧与郭元兴等佛教协会的学者,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次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

净慧长老到河北建寺之后,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但是每逢有重大的活动,他总是要通知我,请我参加。有时候我们也会在一些会议与活动上见面,互相聊一聊,谈谈近况。我也会通过家人了解到他的动态,例如我知道他这些年来,对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很重视,一直在编纂藏经与出版论文集,他本人已有过许多著作发表,其中有的我也翻看了一下,觉得特点突出,紧扣时代,像生活禅的论述,都是当代佛学的精华之作。总之,虽然和他没有机会经常见面,但是我们之间的消息是互通的,正常的联系还是畅通的。50年前那个年轻、意气风发的学僧已经变成了在佛教界里有学识、有威望的当代高僧长老了,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与净慧长老最后见面是在两年前,当时我正参加第二届河北禅宗论坛。这次会议是在邢台开的,长老神清气爽,抱负远大,他向我讲起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召开学术论坛只是他的计划之一。在学术上他要编纂新的禅宗藏,要出版一些学术著作,并且强调所做的工作都以禅宗文化为中心,最终要构成“南有四祖北有柏林”的当代禅宗体系。我听了他的这些想法,非常赞成,心想当年的年轻学僧已经成长为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他们这一代人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僧人,虽然在人生道路上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坎坷,但是最终挺过来了,又遇到了历史的好时代,重新开始焕发青春。

可惜的是净慧长老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他就突然撒手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巨大损失。回想起我与净慧长老几十年的法缘,我感觉这些事情就在眼前,一点都不陌生。我已是耄耋之年,希望我的学生会有更多的成就回报社会与众生。净慧长老正是当年,他的抱负才开始取得成绩,现在就这么离开了我们,怎不让人唏嘘叹息!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净慧长老在这几十年培养了一批弟子,这些弟子一定会把他的事业进行下去,并且予以光大。我为净老又感到骄傲。 (本文为黄心川先生在北京大学“净慧长老与生活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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