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法绪传 

释法绪，姓混，高昌 [1] 人，德行清谨 [2] ，蔬食 [3] 修禅。后入蜀 [4] ，于刘师冢 [5] 间头陀 [6] ，山谷虎兕 [7] 不伤。诵《法华》、《维摩》、《金光明》，常处石室中且禅且诵。盛夏于室中舍命，七日不臭；尸左侧有香，经旬 [8] 乃歇 [9] 。每夕 [10] 放光，照彻 [11] 数里，村人即于尸上为起冢塔焉。

注释：

[1]高昌：高昌为西域古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之哈喇和卓（Karakhoja）地方，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地当天山南路的北道沿线，为东西交通往来的要冲，亦为古代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之一。

[2] 清谨：高洁谨慎。

[3] 蔬食：以草菜为食。

[4] 蜀：指今天的四川省。

[5] 冢：坟墓。

[6] 头陀：文中作动词用，意思是“行头陀行”。头陀的意思是，去除尘垢烦恼，苦行之一，意译为抖擞，意即对衣、食、住等弃其贪著，以修炼身心，亦称头陀行。对日常生活所立如下之十二种修行规定，即称十二头陀行：（一）在阿兰若处。离世人居处而住于安静之所。（二）常行乞食。（三）次第乞食。乞食时不分贫富之家，而沿门托钵。（四）受一食法。一日一食。（五）节量食。指不过食，即钵中只受一团饭。（六）中后不得饮浆。中食之后，不再饮浆。（七）着弊衲衣。穿着废弃布所做之褴褛衣。（八）但三衣。除三衣外，无多余之衣。（九）冢间住。住于墓地。（十）树下止。（十一）露地坐。坐于露天之地。（十二）但坐不卧。即常坐。

[7] 虎兕：老虎和犀牛。

[8] 旬：十日为一旬。

[9] 歇：停止。

[10] 夕：晚上。

[11] 照彻：照亮。

简评：

“且禅且诵”，即一面诵读大乘经典，一面精修禅定，将诵经与禅修相结合，这是法绪禅师在佛法修学上的重要特点。大乘经典，特别是如《法华经》等，内涵甚深法义，蕴藏诸佛法身。以清净、至诚、专一之心，受持读诵这些经典，能感得诸佛菩萨的加持，能得到护法善神的拥护，能启迪内心本具的智慧，能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诵经不辍，既可以使禅修获得智慧的引导，又可以避免魔外干扰。若诵经能达一心不乱之境，还可以增强定力，与禅修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禅修则能不断提高读诵经典的专注力和理解法义的领悟力。且禅且诵，相得益彰，可谓定慧双修的好方法，对当下的佛法修学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释僧周传 

释僧周，不知何许人。性高烈 [1] ，有奇志操 [2] 而韬光晦迹 [3] ，人莫能知。常在嵩高山 [4] 头陀坐禅。魏虏 [5] 将灭佛法 [6] ，周谓门人曰：“大难将至。”乃与眷属 [7] 数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长安西南四百里，溪谷 [8] 险阻 [9] ，非军兵所至，遂卜居 [10] 焉。俄而 [11] ，魏虏肆暴 [12] ，停者悉毙 [13] ，其后寻悔 [14] ，诛灭崔氏 [15] ，更兴 [16] 佛法。伪永昌王 [17] 镇长安，奉旨将更修立 [18] ，访求沙门 [19] 。时有说寒山有僧，德业非凡，王即遣使征请 [20] 。周辞以老疾，令弟子僧亮应命出山。周后将殂 [21] ，告弟子曰：“吾将去矣。”其夕见火从绳床 [22] 后出烧身，经三日方尽，烟焰 [23] 涨 [24] 天而房不烬 [25] 。弟子收遗灰，架以砖塔。

弟子僧亮，姓李，长安人，受业 [26] 于僧周。初永昌王请僧，无敢应者，咸以言佛法初兴，疑有不测之虑。亮曰：“像运 [27] 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诛剪 [28] ，自身当之；如其获全 [29] ，则道有更振 [30] 之期。”又僧周加劝，于是随使至长安。未至之顷，王及民人扫洒街巷，比室 [31] 候迎，王亲自抂道 [32] 接足致敬。亮为陈诫祸福，训示因果，言约理诣 [33] ，和而且切 [34] ，听者悲喜各不自胜。于是修复故寺，延请 [35] 沙门，关中大法更兴，亮之力也。

注释：

[1] 高烈：高尚刚烈。

[2] 志操：志向节操。

[3] 韬光晦迹：收敛光芒，隐藏踪迹。比喻不显露锋芒和才能。

[4] 嵩高山：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市北部的嵩山，古有嵩高山之名，但嵩山位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方。文中所说的“嵩高山”则在长安西南，应不是今嵩山。或为秦岭山脉中的一座山峰。

[5] 魏虏：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称为“魏虏”。《高僧传》作者以“南朝”为正统，故称北朝为“魏虏”。

[6] 将灭佛法：这里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的灭佛行动。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同时，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武器，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相勾结，于是在446年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在各地焚毁所有的佛像和佛经，沙门无论少长悉坑之，禁止佛教的传播。拓跋族入主中原后，承中原佛法之事，接受了佛教，用它来敷导民俗，因此，从魏太祖拓跋珪开始，魏朝统治者大都敬礼沙门。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但是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加之，拓跋焘所宠信的崔浩深信道教，在崔浩的诋毁下，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在438年，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以从征役，解决翌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在444年，拓跋焘又下灭佛诏，指责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及师巫、金银工巧之人在家者，限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曹，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以加强政治控制。在446年下诏灭佛更是使佛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鲜卑上层人士多信奉佛教，他们以太子拓跋晃为首，尽力维护佛教的利益。太子拓跋晃虽下令焚毁了大量寺庙佛塔，却也有意放缓了执行法令的时间，暗中保护一些僧侣，并收藏了一些经文和佛像。太子拓跋晃与拓跋焘在宗教问题上认识的差异成为几年后的宫廷变乱的诱因之一。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濬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7]眷属：指亲近、跟随僧周禅师修学佛法者。

[8]溪谷：山间的河沟。

[9]险阻：路途险恶而有阻碍。

[10] 卜居：选择居处。

[11] 俄而：不久。

[12] 肆暴：特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滥施暴力，毁坏佛法，迫害佛教。

[13] 停者悉毙：此句难解，或许前文有脱漏。

[14] 寻悔：追悔。

[15] 崔氏：崔浩 （？—450），字伯渊，武城（今山东武城）人。中国南北朝时期政治家。崔浩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官高至司徒，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贡献。崔浩力荐灭胡夏、灭北凉并出击柔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北魏得以解除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威胁。尤其是北凉的灭亡，使北魏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信道教，主张崇道废佛。北魏太武帝下令驱逐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但由于崔浩试图“齐整人伦，分明士族”，卢玄劝他：“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又敢于和太子争任官员，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神麚二年（429），崔浩与弟崔览、邓颖、晁继、黄辅等共同著述《国书》。太延五年（439），崔浩因修“国史”不避忌讳，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竟劝其刻史于石上，树在道路的两旁，费银三百万，高允曾预言：“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事之祸。吾徒无类矣。”于是“北人咸悉愤毒，相与构浩于帝”，此事最终得罪了太武帝，被囚于木笼之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于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太平真君十一年（450），被夷九族，牵连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16] 更兴：复兴。

[17] 伪永昌王：南北朝时期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第五子、太武帝拓跋焘之弟拓跋健（？－447）于泰常七年（422）被封为永昌王，太平真君八年（447）薨，由其子拓跋仁袭其王位。拓跋健去世时，太武帝灭佛造成的法难尚未结束。直到452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440－465；452—465在位）即位，才下诏复兴佛教。因此，据时间推算，文中所称的“伪永昌王”当为拓跋健之子拓跋仁。《高僧传》作者奉南朝为正统，故称北朝所封的王侯为“伪”。

[18] 修立：修建。

[19] 沙门：出家修道者之通称。即指剃除须发，止息诸恶，调御身心，勤修诸善，以期证得涅槃境界者。

[20] 征请：朝廷以礼聘请出仕。

[21] 殂：死亡。

[22] 绳床：又作坐床、坐禅床、交椅、胡床、交床。为绳制之座具（椅子），比丘坐卧用之。

[23] 烟焰：烟和火焰。

[24] 涨：充满，弥漫。

[25] 烬：烧毁，化为灰烬。

[26] 受业：跟随老师学习。

[27] 像运：像法之时运。像法，乃相似于正法时之教法，故谓之像。佛陀入灭后，依其教法之运行状况，可区分为正法、像法、末法等三时。像法即为像法时之略称。此时期仅有教说与修行者，而欠缺证果者。又，正、像、末三时之时限，有多种说法。

[28] 诛剪：剪除，杀害。

[29] 获全：得以保全性命。

[30] 更振：复兴，重振。

[31] 比室：家家户户。

[32] 抂：在。

[33] 言约理诣：言辞简明，道理通达。

[34] 和而且切：平和而恳切。

[35] 延请：招请。

简评：

僧周禅师能预知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劫难，从而提前率领徒众眷属避走山林，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他通过精修禅定获得了非凡的神通能力。然而，按照佛教因果的道理，神通难敌业力。因此，僧周禅师及其眷属能免受法难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他们通过精进修行，清除了阿赖耶识中潜藏的法难共业的种子。业种已被清除，共业爆发时，自然能不受影响；又得预知未来的神通力为助缘，故能安然度过法难。这样不仅保全了自己和眷属的生命，而且为佛法未来的复兴保存了火种。

僧周禅师的弟子僧亮禅师，在北魏文成帝刚刚下诏复兴佛法，统治者对待佛教的态度可能出现反复的情况下，以复兴佛法为己任，为法忘躯，挺身而出，毅然接受朝廷的邀请，赴长安弘法利生。又以自己的佛法修为和无碍辩才赢得王侯归依，百姓崇信，为北魏太武帝灭佛后，关中地区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名垂僧史。所谓“名师出高徒”，僧亮禅师的功德成就，反映出僧周禅师不仅自修达到很高的境界，而且育人有方，为续佛慧命培养了栋梁之才。既能通过净化心灵，审时度势，度诸苦厄，保存实力；又能在机缘成熟时，见机而行，敢于担当，为法忘躯。僧周与僧亮师徒二人的事迹，并处一篇传文，紧密关联，相得益彰，充分彰显了佛教的大智、大悲、大勇，也充分体现了佛法应世、救世、导世的锲而不舍和随缘应机，为我们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