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农历（辛卯）年底，广东云门寺的普明法师将他的《楞严经讲义》（即《楞严经教学试用课本》）之电子版传给我，希望我提出修改意见。这个讲义是法师在十多年精勤研读和教学《楞严经》的教案基础上完成的。它既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注解成果，同时又保持了教材的“系统、简明、实用”的特色。在编写的过程中，法师不回避疑点和难点，力求科判清晰，注解简明，译白晓畅，析理透彻，叙述严谨，这背后的功夫和心血，只有那些曾经有过相同或相似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我花了一周多的时间，认真地拜读了一遍，非常欢喜。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新深入学习《楞严经》的绝好机会。能够有缘读到这样有分量的《楞严经》译注，我内心深处当然对普明法师充满了感恩之情。
除此之外，普明法师的所作所为，还使我想到了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佛学院的教材建设问题，二是佛学院学僧的学习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佛学院的人材培养来说，至关重要。

教材建设是佛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过去，一些佛学院所使用的教材，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借用前人的，或者邀请当代学界的知名人士来编写。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教材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是在宗教性和实用性方面，比照佛学院的教学理念而言，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普明法师长期执教于云门佛学院，本身又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禅和子，有丰富的参学经历，所以，在执教的过程中，他能够比较好地把握学术性、宗教性和实修性之间的关系。他的《楞严经讲义》以及新近整理的《金刚经论》，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作为佛学院教材之建设，普明法师的尝试和努力值得借鉴。那些长期在佛学院执教的法师们，不妨本着“发心要大，眼界要高，资料要全，分析要精，叙述要当，实用性要强”的原则，可以把自己所执教的主课作为专攻的重点，在充分参考、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去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教案，并请相关领域中的权威人士提出修改意见，这样，精心孕育它十年八载，机缘成熟了，再把它作为试用教材印制出来，供教学使用。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路。如果每个佛学院都按照这种思路去建设自己本院的教材，我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一批比较有分量的教材问世，同时也会有一批优秀的学有所专的法师成长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目前佛学院教材建设方面所面临的“老旧（借用民国年间的著作）、呆板（学术性太强）、单调（千篇一律，没有地方特色）、凑合（不稳定，没有系统性，随意性很强）”的局面。

在深化佛学院学僧的学习方面，普明法师的做法，也值得借鉴。现在各地佛学院所开设的课程，比较注重知识的传播，在知识的广度（也就是“面”）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在“点”上、深度上，显得非常不够，所谓“博而不精、广而不深”；另外，在指导实修方面，在把知识转化为个体的修证方面，尤欠火候。所以，很多法师毕业之后，虽然各宗各派的面上知识都懂，一些主要经论的大致思想和观点也很清楚，但是，问到专深的地方，则多感茫然无据；谈到实修的时候，尤觉隔靴搔痒，或者脚不点地。

只要回顾一下中国佛教史，就不难发现，自古以来，凡是立宗立派的那些高僧大德，无不是在广学多闻的基础上，同时又专精某一部或者几部大经大论的。泛泛之学，决定是培养不出大家的。另外，这些大德在研修某部经论的时候，也绝不止于文字义学，同时还深入观行，所谓“有教有观，有行有证”。离开了观行，不能把所学用于实修，二流的佛学家可以指望，但一流的可以作为众生眼目的大善知识是决定培养不出来的。

所以，佛学院的教材建设和学僧的学习重点，应兼顾点与面的结合、修与学的结合、宗与教的结合。具体地说，就是要：

1、一门深入，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以防浮泛之弊（博而不精）。

2、以学导修，以修促学，学修并重，以防文学之弊（沉醉于文字义学）。

3、以宗为眼，借教悟宗，用宗摄教，以防脱空之弊（在功夫上不能将所学落到实处）。

为什么强调要“以宗为眼，借教悟宗，用宗摄教”呢？因为学习教理如果不能升进到宗的层面，不能开宗门正眼，所学之教理就很难被有效地激活，很难变成自己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修学禅宗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没有受到宗门的钳锤之前，系统地学习教理，虽然也很快乐，也自觉很有收获，但是，总感觉到与自己当下的生命体证隔着一层；进入宗门之后，再回顾以前学过的教理，有时你会猛然觉得，以往自认为已经读懂了地方，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懂，原来不甚亲切的地方，忽然变得亲切起来。这说明，“宗门的旨”需要借助教来领悟，但是，教也需要有“宗门的旨”来激活并将它还原于活泼泼的现实生活。

虚云和尚晚年在云居山的时候，为了加快人材的培养，曾经创办了“真如寺佛学研究苑”，鼓励大众认真学习“三经一论”（一论是指《大乘起信论》），并聘请海灯法师系统讲解《楞严经》、《金刚经》和《法华经》。近二十年来，虚老的嗣法弟子净慧老和尚亦大力提倡《禅宗七经》，并把它作为主修课程列入河北省佛学院的教学计划。我猜想，这二大老可能都是想兼顾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