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种变局全面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生态有机构成部分的佛教，于是也不得不在跌宕起伏的大变局中谋求自新与出路。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艰难而浩繁的调适工程，这一工程迄今仍未竣工。中国佛教因应时代巨变而开展的这一调适转化工程，本质上是佛教与世界主流文化的接轨、与时代人心的接轨，以及佛教三大语系的对话融通。这一工程的开创与奠基者就是太虚大师及其门人。为推动中国佛教走向世界，太虚大师曾游历欧洲，并曾经在法国巴黎发起组织世界佛学苑；为推动佛教关注时代人心，他提出“人生佛教”的命题；为推动佛教三大语系的对话融通，他发起创办汉藏教理院，选派优秀僧才到斯里兰卡留学。一时间，一批通达教理，具世界眼光和济世悲怀的现代新型僧才在太虚大师门下蔚然涌现。他们不仅精通内明，而且博达世学，又或兼擅藏、日、英等语文，具勇猛无畏的入世精神。法舫法师正是这一法将群体中的佼佼者。

法师祖籍河北井陉，出身贫寒，父母早亡， １７ 岁出家，先后在太虚大师主持的武昌佛学院、太虚门人大勇法师主持的藏文学院学习。其后他主持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主编《海潮音》月刊，并于抗战期间主持汉藏教理院教务。上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他应太虚大师之命游学印度、缅甸、斯里兰卡，未久通达梵、巴、英、日四种外文，并可用英文讲授佛学。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法师突发脑溢血，以四十八岁的盛年去世。

法舫法师虽驻世不久，但他著述丰富。如同乃师太虚大师一样，法舫法师立足时代的至高点，以世界主流文化为语境，用新的语汇揭示出佛法的内涵。因为孕育传统汉传佛教的社会文化生态已经发生巨大裂变，汉传佛教从教理阐述到语言表达亟须作新的转化，以与世界主流文化及时代人心接轨，否则脱离时代机体的佛教必将如无本之木，逐渐枯萎、败死！应该说，法舫法师等开启的这一佛教文化生态与语境的调适工作今天仍未完成。这正是这套《法舫文集》的首要价值，它能把我们的心提升到世界和时代的高度，重新检视佛教的智慧资源，使我们在推动佛教与时代和社会的接轨中认清方向、找到下手处。

多亏了来自法舫法师俗家乡梓的 梁建楼 先生，他的辛勤劳动让我们一睹法舫法师佛学著述的全貌。为这一套文集的出版， 梁 先生全家动员，太太、女儿、姑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而他本人因查找文献过劳，竟至于眼目生疾。这种精神让我十分感动。故不揣浅陋，絮语如上，以为随喜赞叹！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附：法舫法师传略

法舫法师是我国近代杰出高僧之一，精通中、英、梵、巴四种语言及大小乘佛学，先后任教于武昌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三度主编《海潮音》杂志，并主持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襄佐太虚大师设立世界佛学苑研究部，成果斐然。

１９４０ 年，教育部礼请法舫以传教师身份到印度、锡兰弘扬大乘佛法。其间，由于法舫德学兼优，受印度国际大学和锡兰大学礼聘为教授，在中国僧伽中，此乃空前光荣之大事。由于法舫之风度和雅高尚，讲说深入浅出、活泼生动，及以多国语言互易运用，真正把大乘佛法传遍于世，而成为驰名中外的一代佛教学者。

潮音缘起 武昌学法

法舫法师（ １９ 0 4- １９５１ ），俗姓王，河北井陉人。幼年时因避旱灾而到北京，就学于法源寺义学，后来返回井陉。十四岁，再度赴北京升学，却因勤奋过度，致病就医。同病房有一青年僧，两人相谈甚欢，进而讨论佛学。青年僧以《海潮音》杂志相赠，法舫惊讶于出家人亦能著书立说，畅一家之言，感佩于心，种下菩提因缘。病愈后，即依南岳是岸长老出家，从道阶法师受具足戒，是年十八岁。

翌年，太虚大师为革新佛教，培育人材，在武昌创办佛教学院。法舫心生向往，于是负笈南下，亲近太虚大师，成为该院第一期学僧。

佛学院毕业后，法舫又转入北京藏文学院学习藏文，打算到西藏求法，但终以因缘未能成熟，到了康定后便无法前进，于是折回武昌佛学院自修六七年。这段时间，他埋首钻研大法，学业猛进，尤其对于唯识、俱舍二门深具心得。

教学写作 改革僧教

１９３０ 年秋，法舫二十七岁，任教于北平柏林教理院，兼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书记。在柏林教理院时，法舫讲授《阿 毗 达磨俱舍论》，声誉渐隆。

“九一八”事变后，太虚大师召他返回武昌佛学院，担任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主任，主编《海潮音》杂志，从事革新佛教的宣导。武昌佛学院为太虚大师的僧伽教育中心，《海潮音》为其传播佛法的工具，法舫始终常侍协助，深得太虚大师肯定。自 １９３５ 年起，法舫于五年内三度主编《海潮音》。他并且进一步恢复武昌佛学院及世界佛学苑的研究部，集中全国优秀青年僧从事佛学研究，而他本人更是终日勤于教学与写作。从 １９３２ 年至 １９３６ 年间，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最盛时期。

１９３７ 年，抗战军兴，法舫应同窗法尊法师之邀，到四川主持汉藏教理院教务三年，绩效显著。他曾以两年的时间讲述《俱舍论》，将俱舍的精神要义透彻发挥，并编有《俱舍论科判》四卷。

此外，法舫为了纠正一般人误以佛教信仰为迷信的印象，同时使寺院成为学习佛法的道场，因此提倡“寺庙就是佛学院”，要求全寺僧众都应受僧伽教育，注重道德、卫生，并提出僧格养成的步骤，以达到知行合一、行解并重的目标。法舫对僧伽教育的改革，付出心力甚钜，由此可窥知一二。

国际讲学 南洋导师

太虚大师访问世界各国归来后，征得教育部同意，出资派遣法舫往赴锡兰弘扬大乘佛法。法舫遂于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中旬奉命启程飞往南洋，由于战事告急，沿途受阻，终于在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到达印度，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在印度期间，他入住国际大学，一方面在该大学研读巴利文、梵文及英文，一方面又任教于该校的中国学院及摩诃菩提会，宣扬中华文化，并拜访佛教及其他教界人士，为中国佛教作各种宣传活动。翌年夏天，他离开印度转赴锡兰，挂锡智严东方学院，再次深造巴利文，修学南传经典，如《阿毗达磨摄义论》、《清净道论》等。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法舫应印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之邀，再返印度，宣讲佛学，同时完成《阿毗达磨摄义论》的翻译工作。翌年春，太虚大师示寂，法舫由印度回国，经由马来西亚、香港时，应当地佛学社热诚邀请，演讲多次，备受四众推崇，南洋佛教总会奉法舫为导师。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法舫由厦门返抵上海，首先至奉化雪窦寺礼太虚大师舍利塔，并继任该寺住持。翌年春天，又转往长沙讲《金刚经》，担任湖南大沩山密印寺住持，一时盛誉，各方景仰备至。

新式教学 壮年舍报

１９４９ 年，国事日非，烽火蔓延到长江一带，法舫不得不离开湖南，于 ４ 月取道广东，抵达香港。在香港八启讲席，场场座无虚席，法缘甚为殊胜。他所译《阿 毗 达磨摄义论》也在此时刊行，为我国翻译巴利文圣典的嚆始。

法舫在东莲觉苑讲唯识学时，为启示初学，多谈中国和印度过去的佛法大势，以及现代的思潮和佛学的关系，作历史性和学术研究之间比较性的讲解，广受听者欢迎。又法舫讲解时，对于专门术语，在不违反原意下，也多用现代术语说明，这是中国佛教界用现代科学思想整理讲学的第一人。此次的讲学，后来编印成

《唯识史观及其哲学》一书行世。

第二年开春，四十七岁的法舫应锡兰大学礼聘，再度重游锡兰，主讲中国佛教史，并专事《太虚大师全书》的编刊。是年五月，第一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锡兰召开，法舫成为第一位中国佛教徒代表，这对于中国佛教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舫身形高大壮健，精力充沛，法驾所至，信徒靡归，海内外佛教徒正希望他在国际宗教舞台上为中国现代佛教力挽狂澜之时，未料他却因用功过度，以致罹患高血压症，于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３ 日清晨病逝于锡兰智严东方学院，世寿四十八，法腊三十一。

法舫熟谙英、日、梵、巴利诸文，精研法相，著述甚丰，有《唯识史观及其哲学》、《佛学对于人生之看法》、《一个学佛者的程序》、《真理之光》、《金刚经演讲词》、《印度之文化人》等著作，并译有《阿毗达磨摄义论》、《吉祥经》等。

法舫为国际弘法讲学的先驱，献身文化教育工作的一代名德，更是推动现代佛教国际化的原动力，锡兰佛教徒将他比喻作一千五百年前的法显大师，诚非虚誉！

（《法舫法师文集》， 梁建楼 居士整理，金城出版社出版。共分六卷，第一卷《译著·讲经》，第二卷《唯识论谈》，第三卷《演讲·办刊》，第四卷《研学·制议》，第五卷《时论·答问》，第六卷《诗书·文存》。柏林禅寺佛经流通处可以请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