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受限因于无明习气，能放下无明习气，照见本心，则满目青山。但无明习气的顽固正在于它具有根柢性，佛家将之称为无始无明或俱生我执，意指自无始以来即不断熏习，且与生命俱生者，要打破它，乃须有大气魄、下真功夫，否则它就会不知不觉再起作用。

谈到无明习气的幽微难防，禅有深刻的观照，所谓公案、机锋，并不在玩对应的游戏，而是让当机者能从不疑处起疑，以荡尽那隐微的习气。

谈习气的隐微，在四祖道信与牛头法融间有个知名的应答，恰可为学人时时的提醒：

法融遂引祖道信至庵所。绕庵，唯见虎狼之类。祖乃举两手作怖势。师曰：“犹有这个在。”祖曰：“这个是什么？”师无语。少顷，祖却于师宴坐石上书一佛字，师目之竦然。祖曰：“犹有这个在。”

故事中的牛头法融何许人也？他“年十九，学通经史”，寻阅大部般若，晓达真空。忽一日叹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观，出世舟航。”遂隐茅山，投师落发。后入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鸟衔花之异。他见人不起，亦不合掌，人称“懒融”，毫无造作，融于大化。

这样的异人，四祖道信遥观气象，乃躬自寻访，在初步问答后，四祖欲栖庵堂，法融引至庵所。“绕庵，唯见虎狼之类。”法融平日友虎豹而侣龙蛇，见此自是寻常之事，而四祖呢？举两手作怖势，师（法融）曰：“犹有这个在。”“这个”指的是我执，没有我他的分隔，哪会产生怖畏？在此，法融是过来人，显然占了上风。

然而，“少顷，祖却于师宴坐石上书一佛字”，法融“目之竦然”，这时四祖反过来点了法融，你“犹有这个在”。宴坐之处居于臀下，原自卑微，四祖在上书这佛字，是将佛置于不净处，而见佛在下，又如何坐之？故法融目之竦然。但这圣凡之间的一点分别，在禅仍是“法执”，与我执同样是根本的执著。

于是，就在四祖的这一点下，法融稽首请说真要，四祖开示他：“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要他照见本心：“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之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随心自在，无复对治。”

就这段因缘，法融后来开牛头山一脉，在唐初极盛，而“犹有这个在”也成为禅门佳话。

法融的这段事，很容易让人想起石恪的《二祖调心图》。《二祖调心图》从表现手法上看，粗细笔反差极大，却融合得极为自然，衣服的笔势尤其天成，在一挥而就的走势中却完全无碍于禅者的宁静。

但这幅图像最富趣味的则是：安眠于当下的倚虎禅者，其形貌神态与虎竟如此相像。更有意思的是，这虎竟也让人分不出究竟是虎，还是大猫？如此，人似虎，虎似猫，人、虎、猫无二无别，乃能安于当下。

这样的当下并非只是习于“绕庵皆虎狼之类”而致的无别，因为那种无别，还不容易照见无明的幽微；只有不作诸善、不作诸恶，随心自在、无复对治，才真能圣于此地，石恪乃将图取名“二祖调心图”。

“二祖调心”是禅门知名的公案。达磨西来，见梁武帝不契后北渡少林，终日宴坐，人称“壁观婆罗门”。而当时有法号神光者，“久居伊洛，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他以“达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当照玄境”，于是往少林晨夕参承。然而达磨并不稍顾，及至大雪冬日，他“立雪及膝”，达磨这才问他何事。神光回以求道之诚，不料达磨竟以“诸佛无上妙道”不是他这“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者所可得而回之，神光听此，乃潜取利刃，自断左臂，置于师前。

这是“立雪及膝、断臂求法”的禅门典故，可以说是人类宗教史上极为鲜烈的一章，但如此，却只为了一个寻常人总将它搁在一旁的问题：

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师曰：“将心来，与汝安。”

曰：“觅心了不可得。”

师曰：“我与汝安心竟。”

就在问答中，神光契入，于是改名慧可，成为东土禅宗的第二祖。

心未宁，在人何只是常态，更是本质，也所以，寻常人只好得过且过。但这未宁，固来自世间的起落，更深的则是死生的不自由，因此，得过且过并不能过，死生天堑一到，一样得面临“我”的消失。而我执既是俱生，所有建基在此的价值、意义也马上得面临虚无，道人因此以死生为“一大事因缘”，念兹在兹，总思其究竟的解脱。

然而，这种观照在达磨看来，也有其根本问题，因为他将“我”实有化、固定化，这个基点不解开，我他的二元世界就存在，不该是烦恼的也变成了烦恼。

基于此，石恪取“二祖调心”的典故，在画中直示真正不思善、不思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皆入不二的世界，而以虎、猫、人的无别示之，又相应了懒融的故事。

《二祖调心图》传世有两幅，另一幅虽也直下而眠，但面容犹有未解，仍具头陀相，两相对照，一个是刚有省，还在努力的，他“犹有这个在”；一个则无入而不自得，是“觅心了不可得”的境界。笔墨上，另一幅也没能有倚虎一幅的反差、随兴与自然，而石恪以一禅者拈提出两幅境界的差异，也实是自然之事。

（摘自《画禅》，林谷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9月版，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