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云门一脉，以文偃大师在韶州云门山(今广东省乳源县)，创建光泰禅院，举扬一家宗风，后世称之为“云门宗”。《人天眼目》说：“云门宗旨，截断众流，不容拟议，凡圣无路，情解不通。”

云门宗因其门风险峻，格调高古，难窥堂奥，素有“云门天子”之称。所以，非上上根器的人，实难悟入云门宗旨。反过来说，所有能够契入云门宗旨的禅僧，绝非泛泛之辈。因此，“云门天子”的子孙，都是慧心如兰、满腹锦绣的高雅之士。

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下诏，将著名的开封大相国寺辟为八院，以东、西两序建成慧林、智海两大禅院。从此，不断有云门宗禅师被召入京城，出任两大禅院住持，入禁围为帝后说法。缘于此，发端于遥远岭南的云门宗风，也曾吹到了燕赵大地，而且诞生了像真定洪济禅院之慈觉宗赜这样的一代宗师。

一、河北云门僧

宋仁宗于皇祜中(1051)诏请育王怀琏入京之后，又有惠林宗本、法云法秀、惠林若冲、法云善本、法云惟白等云门宗著名禅师北上京师汴梁(今开封)，住持皇家寺院。于是，云门禅法大行于河南、河北。当时，北京(今河北大名县)天钵寺住持重元文慧禅师，就是云门宗一位大师级的禅匠。

天钵重元禅师，青州千乘(今山东省博兴县)人。他十七岁出家，初游讲肆，颇达教乘。后来，他弃教参禅，在云门宗祖师天衣义怀座下豁然大悟。天衣义怀曾印可他说：“此吾家千里驹也。”重元禅师果然北行千里，跨过黄河，在宋朝之北京——河北大名天钵寺出世为人。“河朔宗乘，由斯再震。”这是有明确资料记载的、云门宗禅师第一次住持河北寺院。他是由历仕四朝、三度拜相的北宋重臣文彦博(20106—1097)请居天钵寺的。时间当在文彦博二次罢相、出判大名府期间，即嘉祜三年(1058)至治平元年(1064)。

天钵重元不但禅法高明，而且精通教理，尤其对《华严经》颇有心得，雅号“元华严”。当时，被宋神宗请入京城汴梁的法云法秀，也是宗、教俱通，其章句分析机锋锐利，不可触碰。但他唯敬天钵重元，恨他不讲《华严》，无缘得听。

天钵重元在河北传播云门禅法，大批的北方禅僧有机会心感身受那艰深玄奥的门风。河北僧人元丰清满继承其衣钵，成为云门宗第七代传人。

元丰清满禅师，俗姓田，沧州盐山县人，因母丧而出家。他在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跟随天钵重元参学多年，一日经行之时，因用树叶擦手而开悟。颂曰：“大奇大奇，动用还迷。更问如何，蓦口便槌。”

后来，太守钱公请他出世，到卫州(今河南汲县)元丰院，举扬云门宗风。

元丰清满上堂说：“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灵利衲僧便知落处。”他蓦拈拄杖，紧接着说：“还知这个堪作甚么?”打香台一下，道：“莫道无用处。”再打一下，喝道：“参!”

岁旦上堂：“忆昔山居绝粮，有颂举似大众：饥餐松柏叶，渴饮涧中泉；看罢青青竹，和衣自在眠。大众，更有山怀为君说，今年年是去年年。”

据《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十八载：元丰清满“山居苦行，绝粒七年”。绝粒，就是不吃五谷，仅以野菜树叶为食，维持生命。在中国佛教的早期，苦行僧比较常见，到宋代，肯这样长期苦行的僧人已经少有所闻。故而，团练李公崇敬其道行，上奏皇帝，赐其紫衣。

清满禅师上堂，横按拂子云：“要扣玄关，须是有节操，极慷慨，斩得钉，截得铁，剥剥地汉始得。若是畏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

或许是因为与皇家交往过多，在都市里浸泡过久，此时的云门宗已经走向没落，很少有人像清满禅师这样说法。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事。参禅，不但要有古代君子的操守，而且需具备勇士的品质，拿得起，放得下，敢担当，才能悟道。否则，只有看的分。元丰清满因为禅行实在，禅风峻烈，单刀直入，才从云门宗第七代中脱颖而出。

元丰清满禅师最著名的法语，当属“悬羊头，卖狗肉”。

一日，他在法堂说：“此剑刃上事，须剑刃上汉始得。有般名利之徒，为人天师，悬羊头，卖狗肉，坏后进初机，灭先圣洪范。你等诸人闻恁么事，岂不寒心?由是疑误众生，堕无间狱。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万劫余殃。有甚么死急，来为释子。”喝道：“赜人徒侧耳!”

此后，“悬羊头，卖狗肉”这句话成为了流行语，渐渐又演化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元丰清满对禅宗还有一大贡献：度化真定洪济禅院的慈觉宗赜出家修禅。宗赜后来修订了著名的《禅苑清规》，并被净土宗奉为“莲宗五祖”。

元丰清满禅师的衣钵弟子雪峰宗演，也是河北人。

雪峰宗演禅师，号圆觉，恩州(今河北省清河县)人，出生于著名的清河崔氏家族。这位名门之后，“法貌修整，持守严密。”宣和中(1122)，徽宗皇帝诏请他入内庭说法，赐给他紫袈裟。当时，宗演是京城最著名的禅师之一，前后住持过十三座寺院，剃度弟子达一千二百余人。

绍兴十五年(1145)，宗演禅师应邀来到了云门宗的法源——福州象骨山，住持云门宗祖师文偃曾经参学的雪峰寺。

雪峰宗演有一则上堂法语，很是精彩：

“遣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钳锤；爱圣憎凡，不知凡是圣之炉鞴。只如圣凡双泯、迷悟俱忘一句作么生道?半夜彩霞笼玉像，天明峰顶五云遮。”

二、云门名僧宗颐

真定府洪济宗赜禅师(约1053—1106)，亦有文献记载为“宗颐”，俗姓孙，溶州(今河北省永年县)人。他自幼习儒，长大后超卓出群，成为了一名青年儒学才俊。大约在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结识了北京(今大名县)天钵寺的元丰清满禅师，元丰清满劝勉他弃儒奉佛，出家修禅。于是，在元丰清满的指引下，他于元丰中(1081—1082)投真州(今江苏仪征市)长芦圆通法秀（即法云法秀)落发，成为了一位云门宗禅僧。这一年，宗赜二十九岁。他受具足戒不久，元丰七年(1084)，曾被封为冀国、秦国、越国大长公主的宋神宗之妹，将自己的私宅奏请建为法云寺，请法秀禅师出任住持。继任长芦道场的方丈广照应夫，是法秀同门师弟，宗赜便随其继续修行。

一日，他正要抬脚上台阶，忽然开悟了，随即向广照吟诵“投机颂”道：“举足上砖阶，分明这个法。黄杨木畔笑呵呵，万里青天一轮月o”他陈述了自己所悟的境界，广照禅师颔首印可，因之，他成为广照应夫的法嗣。

元祜年间(1086—1094)，宗赜一直住长芦寺，在这里建莲华胜会，鼓励信众修行净土法门。元祜四年（1089），他曾夜梦二大士幽赞，从此扬名教界。

绍圣二年（1095）)正月，吏部侍郎杨畏知成德军(即真定，今正定)，请宗赜回归故乡，出世真定府洪济禅院，授徒说法，史称“洪济宗赜”。就是在真定期间，他历时五年，至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编撰了在禅宗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禅苑清规》。也是在此期间，宋徽宗赐其紫袈裟，并赐号“慈觉禅师”。《续传灯录》云：“镇州萝卜头，声名播天下。”

洪济宗赜在真定升座后，有僧出来道：“台星临宝座，祖意愿宣扬。”洪济宗赜道：“万里不挂片云。”僧又说：“恩深转无语。”洪济宗赜道：“唯有好风来席上，更无闲语落人间。”僧赞叹：“千古淳风特地清。”宗赜道：“真狮子儿善狮子吼。”

僧问：“达磨面壁，此理如何?”洪济宗赜沉默良久——达磨面壁，自然无言以说。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是，僧有所领悟而礼拜。他补充说：“今日被这僧一问，直得口哑。”

洪济宗赜禅师博通儒家经典，精研佛教义理，且禅悟宏深，所以他说法花团锦簇，妙语连珠：

“金风澹荡，物景萧条；叶落庭皋，云飞岭上。不逃暑而暑自退，无意凉而凉自来。正当恁么时，若谓唯心境界，正是头上安头；若言一切平常，大似斩头觅活。”

上堂：“金屑虽贵，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么处?若如此者，未出荆棘林中。棒头取证，喝下承当，正在金峰窠里。”

上堂：“搂外紫金山色秀，门前甘露水声寒。古槐阴下清风里，试为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还见么?”击香卓曰：“还闻么?”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随处足，水声山色自悠悠。”

三、宗赜籍贯考

关于洪济宗赜，学界有三大争论：其一，宗赜、宗颐，是异，是同?其二，宗赜是云门宗禅师，还是净土门人?其三，宗赜籍贯是洺州，还是襄阳?

第一个问题近年来已基本有了定论：文献见载的宗赜、宗颐，名字虽异，而举事相同，应该只有一人；而绝大部分文献(十几种)记载为“宗赜”，只有《缁门警训》、《续传灯录》将之称为“宗颐”，所以，其实际法名应为“宗赜”，宗颐，乃刊刻之时，宗“赜”之误。

第二个问题：宗赜受云门宗禅师元丰清满的指引，由云门宗名僧法云法秀剃度、授戒，从云门宗传人广照应夫开悟得法，理所当然是云门宗禅师。

出家初期，宗赜住在真州长芦期间，曾经建莲华胜会，撰写了大量弘扬净土的著作，因此被后世《乐邦文类》尊为净土宗五祖。这种情况如法眼宗的永明延寿禅师，被尊为“净土第六祖”一样。被后世“尊为”净土祖师，并不代表其一定就是净土宗出身。那时，宗赜是“住”长芦，而不是住持长芦道场，所以他那时弘扬净土法门，仅仅是一个阶段的应机度众、随宜说法。

《续传灯录》卷十二载：“待制杨公畏请师(宗赜)出世说法。”一般情况下，禅师第一次出任住持，才叫“出世”。当宗赜真正住持一方道场之时，传扬的是纯正云门宗风，主要著作也是禅宗清规。《补续高僧传》卷第十八《宗赜传》说：“一法窟父子接踵弘阐者三世，云门之道大震，江淮之间，几无别响。”可见，后来宗赜从真定回到真州，住持长芦寺时，其主要弘扬的也是云门宗之禅法。

第三，宗赜籍贯：关于宗赜的籍贯，在早期的文献中，没有任何异议，一致记载为“洺州”，即河北永年人。如：

北宋元照《芝园集》：“赜老禅师，河北沼水人。”

南宋普济《五灯会元》：“真州长芦宗赜慈觉禅师，洺州孙氏子。”

永年之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洺州”，因流经其境内的洺河而名。宋代洺州，别称广平，建隆元年(960年)升为防御，隶真定府，辖永年、鸡泽等五县，治永年(今永年旧城关)。

真定，隋唐时期大多数时期称恒州，治真定(今正定)。唐宝应元年(762)置成德军于恒州。唐元和十五年(820)为避穆宗李恒讳，改恒州为镇州。宋庆历八年(1048)废镇州，置真定府路(相当现在省级政府)，统真定府及磁、相、邢、赵、洺六州。正因为沼州属于真定府路，所以当杨畏出任真定地方长官后，马上邀请宗赜回故土“出世说法”。

据宗晓《乐邦文类》卷二记载，常山比丘琼安刻印《观无量寿经》时，宗赜曾为之作序。常山，是真定的别称。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四，绍圣二年(1095)正月记载：“以吏部侍郎杨畏知成德军。”根据《续传灯录》卷十二，宗赜住持在“真定府洪济院”。

正定之洪济寺，唐代开元年间始建，马祖道一弟子金牛和尚曾长期住持该寺，并在圆寂后葬舍利于此，故名金牛寺。为正定“八大寺”之一，建国后毁废。

同时，劝勉他出家的元丰清满禅师是河北沧州人，当时住在北京(今大名县)天钵寺。大名距洺州很近，只有如此，二人的相遇、相交、相知才合情合理。

还有一条信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志磐的《佛祖统记》卷二十八有这样的记载：“师(宗赜)住广平普会，迎母方丈东室劝念佛。”“广平”是沼州的别称，“普会”乃寺院的名称。如此，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宗赜住持真定洪济禅院的同时，兼任着家乡普会寺住持。这种情况古今屡见不鲜。

总而言之，宗赜禅师是在家乡——真定府路的寺院“出世”的，并就近奉养、侍候老母亲。如此才顺理成章，合乎逻辑。这也反过来与宗赜的籍贯形成互证，宗赜无疑是真定路溶州人。

最早记载宗赜是襄阳人的资料，乃元代普度的《莲宗宝鉴》。其卷四说：“师讳宗赜，号慈觉，襄阳人也。父早亡，母陈氏鞠养于舅氏o”明代明河的《补续高僧传》延续了这种说法：“宗赜，襄阳孙氏子。父早亡，母携还舅氏鞠养。”

这些元明的资料，距离宗赜所在年代已经很晚，且没有表明出处。而早之几百年的宋人著述，都表明宗赜是河北洺州人。对照宋代的文献，到元明时期才出现的记载，明显不具备说服力。笔者猜测，《莲宗宝鉴》乃净土宗著作，之所以那样记载，恐怕是为了让被尊为净土五祖的“宗赜”与禅宗的宗赜区分开来，而故意为之。

四、《禅苑清规》的历史价值

宗赜在住持真定府洪济禅院之时，历时五年，于崇宁二年(1103)完成了《禅苑清规》的编撰。因其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刻印，所以又称《崇宁清规》，也称《重刻补注禅苑清规》或《禅规》。

禅宗清规之作，肇始于百丈怀海。禅宗有句话：“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盛唐时期，禅宗发展突飞猛进，各地丛林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百丈怀海从禅宗教团的实际出发，根据佛祖戒律，结合中国传统礼制风俗，制定了结构严谨的丛林制度——这便是标志着禅宗教团革命性觉醒、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百丈清规》。丛林清规，为禅宗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然而，到北宋，《百丈清规》已经散佚，禅林规则颇为紊乱。宗赜为禅宗发展之长远计，决心恢复《百丈清规》的基本内容。于是，他“佥谋开士，遮摭诸方”，搜集残存于诸山之行法偈颂，撰成本书。在汇集过程中，宗赜“凡有补于见闻，悉备陈于纲目”，因此，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所涉及的清规制度也比较广泛，成为后来清规制度类著作的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禅苑清规》共十卷，每卷下列若干主题，对禅宗僧人日常的生活起居、法事活动中所应遵守的清规制度、禅宗寺院僧职人员的职责，分门别类地进行了说明。其内容主要如下：

卷一、二为禅僧日常生活起居所应遵守的清规戒律，卷三、四、五为寺院知事人员的安排、设立及其职责，卷六、七为佛事活动所应遵行的规则，卷八、九、十则收录宗赜自己撰写的《龟镜文》、《坐禅仪》、《自警文》、《训童行》、《劝檀信》等相关著作。

《禅苑清规》最初刊行于崇宁二年(1103)，在现存的禅宗清规著作中是最古老的。在其后的二百多年中，它一直在禅宗丛林中推广使用，影响相当广泛。到目前为止，在同一时期内，没有发现其他清规类的著作在全国流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宗赜的《禅苑清规》比较适应当时禅宗寺院的情况，在很长时间内满足了佛教寺院制度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宗赜的《禅苑清规》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五、净土五祖

宋哲宗元祜年间，宗赜禅师曾在真州长芦寺组织莲华净土念佛社。他依照东晋慧远的庐山白莲社的规范，普劝信众修行念佛法门，要求参与者“日念阿弥陀佛，自百声至千声，千声至万声，回向发愿，期生净土。各于日下，以十字计之，以办功课。”为了鼓励信众修行净土，宗赜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著作。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册，弟子普慧于崇宁三年为他所编的文集《劝化集》，集中收录著作共十七篇，其中与净土修行直接相关的就有：《莲池胜会录文》、《佛忏悔文》、《念佛发愿文》、《念佛防退方便》、《净土颂》、《戒酒肉文》、《发菩提心文》、《自警文》、《在家修行仪》等，篇幅占一半以上。

宗赜禅师出家之前是饱学儒士，因而他的著作文笔流畅，文辞优美，在宋代影响甚大，流行极广，传遍华夏。在遥远的四川大足石刻和西夏黑水城文献中，都有遗存。他所写的那些通俗易懂的偈颂，更是为当时人们所喜爱，“最在人口”。正是此故，南宋宗晓《乐邦文类》将他与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并称为莲宗五祖。

宗赜作为禅师，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弘扬净土法门?这就是大师的作略：随缘度人，应机而化。（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北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