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2010年度第二期海云印简与临济正宗
 

海云印简与临济正宗

张志军

发源于河北的临济宗,发展到元代,分为南北两大传承系统。南方以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为代表。其法脉传承如下:临济义玄→兴化存奖→南院慧颙→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杨岐方会→白云首端→五祖法演→圆悟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杰→破庵祖先→无准师范→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

北方则以海云印简为代表,在元初被官方奉为“临济正宗”。其法脉传承如下:五祖法演→天目齐→懒牛和→竹林宝→竹林安→容庵海→中和璋→海云简。

北方临济宗之所以能冷灰爆豆,是因为有了海云印简这位杰出的禅师。他悟境宏阔,说法圆融,倾倒了大批蒙古贵族,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到蒙哥,四代君王一直对他崇敬有加,请他出面掌管天下佛教事务。大元真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尚未登上大位时,曾折服在他的座下,不但听从他的倡议,广求天下硕儒贤士治国,而且跟从他受了菩萨戒,成为了他的正式弟子。

一、悟道机缘

海云印简(1202~1257),俗姓宋,山西岚谷宁远(今山西岚县)人,据说为微子的后裔。[1]他从小聪明过人,悟性极高,七岁受读儒书,过目成诵,每发妙解。一次,父亲给他讲授《孝经》中的“开宗明义”章,他脱口就问:“开者何宗?明者何义?”崇庆元年(1212)十一岁时,印简投于中观沼公门下,出家为僧。

海云印简年龄虽小,却有禅者作略。有一天,寺院的上座禅师对另一个僧人说:“你到印简的背上去拍一下,等他回头的时候,向他伸出一根指头,看他怎么办?”那个僧人真的去拍了一下,谁知印简竟头也不回,只是向上竖起一根指头。

一日,印简陪侍沼禅师经行。沼禅师问:“法灯禅师(即清凉泰钦禅师)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谁力。汝作么生?”小印简一言不发,拉着沼禅师的手用力一拽。沼禅师道:“这野狐精!”印简禅师便“诺诺”。沼禅师于是喝道:“更须别参始得!”于是印简便回寮中,用功参究。沼禅师传授给他打坐的方法后,他开始修习禅定。

印简禅师十八岁时,成吉思汗率军攻陷宁远城和岚城。因了蒙古军队极其野蛮,每陷一地,往往屠城,寺院僧众因而逃散。但是,沼禅师因病无法行动,印简即独自留了下来伺候师父。中观沼说:“我年已老大,死不足惜,你正年轻,如此玉石俱焚有什么好处呢?你还是赶快逃命吧!”印简回答:“因果无差,生死有命,我怎么能离开师父自求脱免呢?即使能免一死,我还算个人吗?”

被俘之后,海云印简以昂扬的气宇、巧妙的机辩,折服了蒙古将军李七哥与史天泽。他俩与海云结忘年之交,也对沼禅师执弟子之礼,并将其推荐给了南征统帅、太师木华黎。木华黎请海云师徒到北方的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弘法的同时,还专门向远在西域征战的成吉思汗报告了此事。成吉思汗颁旨曰:

“尔人来说底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着。”[2]

木华黎奉命给予海云师徒种种优遇,封中观沼为“慈云正觉大禅师”、印简为“寂照英悟大师”。翌年五月,沼禅师圆寂,海云印简建塔供养。之后,他策杖而行,前往禅宗兴盛的燕赵之地参学。辛巳年(1221),在南游途经松铺时,忽遇大雨,便缩在一处悬崖底下暂避。天气寒冷,他想点篝火取暖。就在他敲击燧石取火、火星迸发的刹那,海云印简豁然大悟了。他用手摸着自己的面门,欣喜地说道:“今日始知眉横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语!”

根据元代王万庆所撰《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及元代念常所著《佛祖历代通载》,海云印简开悟之后,并没有直接入燕京参见中和璋禅师,而是先在河北中南部丛林之中参方游历了一番。

他南下景州(今河北省景县)谒见本无玄禅师。玄问:“从何所来?”海云印简答:“云收幽谷。”玄禅师再问:“何处去?”印简道:“月照长松。”玄禅师首肯之。

在经过泃州(今河北永年县)时,海云印简遇到了宿儒张子真。张问他:“上人何不安住?”印简道:“河里无鱼市上取。”[3]

这两则禅机转语,充分显示印简在开悟之后,心灵获得了大自在、大自由。因此,他不为世俗常规所限,一切疑惑、烦恼散尽,性灵朗月常照。

在河北各地云水参禅期间,海云印简听说了大庆寿寺住持中和璋禅师的高德,于是,他从泃州北上燕京。当初,中观沼圆寂之前,印简曾问他:“今后我当依何人,了此大事?”中观沼禅师说:“到庆八十去。”印简未领会其意。如今,他突然明白了:原来,“庆八十”指的是大庆寿寺——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长寿,自然是大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印简抵达大庆寿寺的前一天晚上,中和璋禅师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异僧手持禅杖,径直走入方丈室,雄踞于狮子座上。第二天,印简一到,中和禅师就笑着说:“此夜来所梦者。”

印简反问:“某甲(我)不来而来,作么生相见?”璋禅师道:“参须实参,悟须实悟,莫打野榸(zhai,枯木根)。”印简汇报说:“某甲因击火迸散,乃知眉横鼻直。”璋禅师故意否定他:“我这里与你所见不一样。”印简追问:“如何表信?”璋禅师道:“牙是一口骨,耳是两片皮。”印简禅师道:“将谓别有!”璋禅师道:“错!”印简禅师大喝一声:“草贼大败!”

璋禅师于是起身便走。

第二天,璋禅师又举出“临济两首座齐下喝”公案考验他,印简竖起拳头,猛地一拍,连方丈都震动起来!接着,印简诵偈说:“打破秦时境,磨尖上古锥。龙飞霄汉外,何劳更下槌!”

璋禅师再次否定:“途路之乐,终未到家。”印简又道:“精灵千载野狐魅,看破如今不值钱。”璋禅师这才颔首:“如是,如是。”不久,将衣钵传授给他,并作偈云:

天地同根无异殊,家山何处不逢渠。

吾今付与空王印,万法光辉总一如。

二、临济正宗

中和璋禅师主动让贤,让海云印简出任涿州大庆寿寺住持。由此,他声誉大彰,历任仁智、兴国、永庆等著名寺院住持,宣说佛法,接引学人。在他住持过的寺院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临济宗本山——真定临济禅寺。

在真定(今河北正定),他筚路蓝缕,建梵宫,振宗风,终于使得临济寺得以重兴。时人称他为临济中兴名匠。元代著名的学者赵孟评价说:

“海云性与道合,心与法冥,细无不入,大无不包。师住临济院,能系祖传,以正道统,佛法盖至此而中兴焉。”[4]

海云印简的禅法,颇具临济祖师风采。一日,他于廊下逢数僧,海云印简问第一僧:“哪里去?”僧云:“赏花去!”师便打。随后,他问第二僧哪里去?这僧见第一僧说赏花挨了打,便说:“礼佛去。”然而,海云印简亦打。他再问第三僧哪里去?这僧是老参,道:“那里去。”——答在问里,问在答中,很有禅者的味道,但是,海云印简仍然举起无情棒,打将下来。问第四僧哪里去?这僧无语,海云印简照打不误。

他问第五僧哪里去?这僧是个伶俐禅和子,机灵地说道:“找您去。”海云印简问:“找他干什么?”僧说:“让他打一顿。”印简三问:“用什么来打?”僧说:“还不是用棒来打。”海云印简连打他四下,呵斥道:“这掠虚汉!”

众人都挨了棒打,急忙离去。海云印简在他们身后突然喊道:“诸上座回头!”大家应声转回头来,他问:“是什么?”[5]

这是著名的“百丈下堂锦句”的灵活运用。所谓“千里一条铁”,临济儿孙,自然“万里宗风同”。

海云印简恢复了在北方沉寂多年的临济机锋,令人耳目一新,并得到元初皇家的崇信。至大二年(1309),赵孟奉敕撰《临济正宗碑》,把印简一系奉为临济正宗,他的传统法系被追溯到北宋的五祖法演,自临济义玄下传,印简为第十六世。元武宗时代,印简的再传弟子西云安,受赐“临济正宗之印”,并被封为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临济一宗事”。印简一系在临济宗中的正统地位,得到朝廷的认可和维护。

当然,海云印简一系能够争得“临济正宗”的地位,主要是印简禅师的世缘殊胜,得到了元朝朝廷的隆遇。

三、仁恕为心

海云印简有语录《杂毒海》传世,嗣法弟子有十四人,但他的主要贡献不在禅法上,而是应机入世,使得元朝帝国走入“仁恕为心”之儒家政治轨道上,保护了中华传统文化,使得广大民众少遭受了许多磨难。

海云印简接任大庆寿寺住持后,道价日隆,蒙古在燕京的上层人物,多与他有所来往。他利用自己的道望和地位,做了许多保护佛教、维护汉文化的善举。当时,蒙古尚未定都燕京,占领燕京的重要将领、操有华北人民生死福祸大权的人,是“大官人”忽都护(胡土克)。忽都护不但常来拜谒海云,听他讲解经文,而且还经常讨教诸如“蝗灾”、“出猎”、“刑罚”等问题。海云印简便趁机宣扬“以仁恕为心”的理念。例如,当他回答忽都护询问打猎一事时,就曾“对以救人为急;驰骋娱乐之事,非所为宜”;问及刑赏诸事,海云的回答是:“心当以仁恕为心,乃为善。”[6]

仁恕为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第一原则,海云所称的善,也是儒家思想中的善。当他劝勉忽都护的丞相厦里时,也曾说:“国以民为本,无民则何以为国?”[7]这种“民本主义”,源自孟子的政治主张。

海云印简自小学习儒家经典,所以他对孔子十分尊重,且兼收并蓄,对儒家思想多有吸纳。他以禅者广博开阔的胸怀,建议蒙古统治者要安抚百姓,倡导儒学,尊崇孔孟。当时,金国溃亡,海云印简特别向忽都护提出,要继续对孔子后裔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头衔。他以一个佛门弟子的身份向忽都护阐释了孔子之德、儒学之利、人伦之需与治国之宜,对孔子及儒家大事表扬。他说,因为儒家的道统,中国的社会伦理,才能够“君臣、父子之定位。故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他建议当局凡是习孔孟之业者,皆免差役,使其更加勤奋学习。

因为他无门户之见,说的都是安民利国的良策,所以无论是丞相厦里,还是大官人忽都护,都对印简待之师礼,言听计从。

海云印简的“参政议政”,使得他的影响越来越广泛,1235年,窝阔台差官选试天下僧道,印简被推为主持。1237年赐号“光天镇国大士”。1247年,贵由皇帝命他统领僧众,赐白金万两。1251年蒙哥即位,命印简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宪宗皇帝曾经将海云印简迎请至上都,叩问法要。当时,尚未即位的世祖忽必烈亦奉以师礼,并以天下事请教之。

早在1242年,忽必烈就已经请海云印简赴帐下,问佛法大意。后来,忽必烈复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印简道:“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备于佛法境界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尘许,况一四海乎?若论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一在乎天。在天在人,皆不离心。而人不知天之与人,是其分别。法于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8]

治理天下的最高目标,应当在于安定社稷,休息生民。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在于政策与天心。政策是人心,天心也就是民心。接着,海云印简趁机进谏,请忽必烈广求天下大贤硕儒,咨询古今治乱兴亡之道。忽必烈深为折服,不仅从之受菩萨大戒,而且赐以金缕袈裟,奉以师礼。

临别,忽必烈问佛法如何受持,印简曰:

“信心难生,善根难发。今已发生,务须护持,专一不忘。不见三宝有过,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一切时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9]

禅宗讲求应机说法,对士大夫应士大夫之机,对宰官应宰官之机,对一国之君,当然就该应帝王之机。印简对忽必烈,没有讲空论有、谈玄说妙,而是对治国方略坦呈己见,言言在理,句句当机,无怪乎朝廷内外皆以师礼待之。

赵孟之《临济正宗碑》,也记述了此事:

“当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潜邸,数屈至尊,请问道要。虽其言往复绎,而独以慈爱不杀为本。”

赵孟颂之曰:“闻师之名,若古贤圣。尝进一言,深入圣听。不杀之仁,其利甚弘。”

宪宗七年(1257),海云印简示寂,世寿五十六岁。忽必烈命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谥“佛日圆明大师”,前此,成吉思汗曾赐号“寂照英悟大师”。

印简虽然并非出生于河北,但他开悟得法于河北,住持、弘法的道场在河北,一生的主要活动在河北。他历事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四朝,所受朝廷重视和隆渥,无出其右者。

(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北佛教史》)

[1]海云印简行状,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五灯会元续略》卷四、《雪楼集》卷六、《补续高僧传》卷一二。

[2]《大正藏》卷四十九,703页。

[3]以上两则公案见叶公绰著《遐庵谈艺录· 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参见元·念常著《佛祖历代通载》。

[4]见《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文集》卷九。

[5]见《佛祖历代通载》。

[6]见《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

[7]见《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

[8]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

[9]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补续高僧传》卷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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