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三讲照体独立历历孤明

（2007年12月12日晚四支香）

禅源就是心源，照体就是心体。灵明不昧，时刻觉照就是正念的心在起作用，就是观照的心在起作用。

此心，在用功的时候，自然地分为两部分：一是能，一是所。一是能觉照，一是所觉照。尽管是在做功夫，心还是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这是一个过程，到了功夫纯熟的时候，无能无所，无觉无照，就恢复了心的原态。那个时候，就可以慢慢做到照体独立，也就是所说的历历孤明。这种境界，并不是对心路历程分析的结果，而是真心的原态，不生不灭，无能无所，本来就是如此。就像六祖大师在大庾岭头向惠明上座提出的问题一样：“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那就是心的原态，那就是照体独立。照体独立，就是说既不与善相应，更不与恶相应，时时刻刻都是纯善无恶的。

马祖弟子当中，有位庞居士，他见到马祖就提出一个问题：“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可见庞居士那个时候的心态、那个时候的功夫已经达到了照体独立，历历孤明的程度，所以他能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祖怎么回答的呢？“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再向汝道。”这一回答把庞居士所有的希望、一切的思维分别完全给堵死了。谁能有这样的大口，能够一口把西江水喝干，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在无答案处，自己得个转身时，言下大悟。这都是照体独立，历历孤明的境界。到了照体独立，历历孤明的状态，就随时有开悟的可能。开悟不一定是在禅堂，也不一定是讲苦集灭道，生老病死。宇宙的万物都有可能激发禅机，都有可能使修行人在功夫达到照体独立时，得到开悟的机会。

宋代有一位开了悟的比丘尼，非常遗憾的是史书上没能留下她的法号。她写过一首悟道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笑拈花枝嗅,春到枝头已十分。”她看到清香扑鼻的花枝，马上就见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她把本来面目，把无限的禅机比喻成春天。“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这是讲她用功的艰苦过程，并且她的功夫已经做到一定的程度。回过头来，自有家珍，花枝扑鼻的香味，触发了她的禅机，一下子见到了春天，见到了自己的主人翁，见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用教下的话来说，就是见到了法身。

为什么要把禅机，把禅比喻成为春天呢？春能孕育万物，生长万物，能给人类带来芬芳的百花，带来万物的一片生机。禅也是如此。禅的发现给人类的精神领域带来了一片生机，也可以说，禅的发现给人类的精神领域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这种奇妙的境界，这种奇妙的历程，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当人们还没有发现的时候，觉得它很神秘，一旦发现了，原来禅就在当下，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古来大德悟道的因缘有多种多样，某尼见到花会开悟；佛陀夜睹明星会开悟；洞山良价禅师经过一条小溪，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影子，忽然大悟。阿难尊者在迦叶尊者的逼拶下，令他在一夜之间必须见道开悟，然后方能参加五百弟子结集三藏的大法会。阿难尊者在那个晚上整夜没有休息，都在苦苦地参究。到了五更时分，身体疲惫已极，倒在木板床上瞌睡一会，一不小心将木枕头掉落在地。就是那一个雷霆般的响声，使他豁然开悟，见道了。这段公案见载于《大智度论》。

禅机在整个宇宙当中，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在人生的日用当中，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处处都充满着禅机。只是我们的心有种种的分别，有种种的执着，这颗心宁帖不了，孤立不了。虽然总是在觉照，但我们觉照的功夫还没有到家，还不能够使照体独立起来。照体独立，不是把外在的环境改变成为符合我们内心的需要，而是要改变我们自心。所谓“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即使在万物围绕当中，照体照样能够孤立起来，这就是功夫。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们参禅学道的人，一定要有这种精神和毅力。皇天不负苦心人，只要掌握了这个方法，努力去做，自有成功的一天。希望我们彼此互勉，彼此珍重。

第四讲打禅七的由来

（2007年12月13日早六支香）

古人建禅堂，是为了成就参禅的人集体修学。禅堂，又名僧堂，就是一个寺院、一所丛林所有的出家众集中居住、参学、生活的地方。僧堂是一座寺院七个堂口中的一个堂口。古代的寺院又称为伽蓝，伽蓝者，众园之义也。一座伽蓝有七个堂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堂口就是僧堂，或者叫禅堂。

在古代，禅堂只有出家人才可以在里面居住和参学。最初，从一寺之主的住持，一直到清众，都住在僧堂里。所以，住持有另外的一个称谓，叫堂头大和尚，就是说他是僧堂的带头人。带头做什么呢？带头参禅打坐。在僧堂，行如斯，坐如斯，住如斯，食如斯，都在这个地方。当时的禅堂有所谓长连床，实际就是通铺，后来叫做广单。长连床，就是一个床和一个床连接起来，每个人只占一块地方。有所谓“三条椽下，七尺单前”的说法，“三条椽下”，指其床横三尺,头顶上方有三条椽；“七尺单前”，指床的长度。这就是一个出家人生活的空间。

古代寺院有很大的，也有不是很大的。僧堂一般都是住上一百人左右，当然，有一些大禅师出世，底下的弟子特别多，参学的门人特别多，也有住三五百人的。但是，像那样的情况毕竟不是很普遍，一般来说也就几十个人。像赵州和尚、临济禅师，都是鼎鼎大名的大禅师。当时，他们两位都是在河北办道场，接引学人。北方天气苦寒，而且生活条件比较差。赵州和尚当时住持的观音院，住的僧人并不多，总共只有三、四十个人；临济禅师的门下人也不多，也只有几十个人而已。赵州和尚的语录中曾经提到：参学的人都到南方趁饱暖去也。南方天气好，饮食丰富，生活条件也比较优越，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南北方就存有差距。

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的禅堂是由南宋时期的大慧宗杲禅师修建的。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禅师，受皇帝的敕命，住持杭州径山寺。因他承袭的是临济宗法脉，所以在他住世的时候号称临济中兴，有许多人从他参禅。他在径山建筑一个千僧阁，能够供一千个出家人在里面打坐、生活。千僧阁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的禅堂。

在今天，禅堂修得很大的地方不多，而殿堂修得很大的地方，倒是有。像大殿、罗汉堂、万佛楼，有些地方都修得很大。殿修得大，是为了接引更多初机的人参加大型的法事活动。而现今参加坐禅的人，就相对少些了。目前在中国大陆，禅堂修得大的，要数扬州高旻寺。那里每年有十个禅七，有三、五百人参加坐禅。其次，像河北的柏林禅寺，那里每年打五个七。虽然禅堂不大，但是有三个禅堂。出家众有一个禅堂，能够坐一百人左右；在家众有两个禅堂，一个禅堂是男居士，一个禅堂是女居士，每个地方可以坐一百五十人左右。要是都坐满，就可以容纳四百人左右参加打禅七。其他的一些地方，有些仅限出家人参加打禅七，而在家人想参加打禅七就比较困难。只有像高旻寺、柏林寺，允许在家众参加禅七。

禅堂里的一切设施，都是随着宗风的转变而不断发展变化。在古代，由于住持寺院并在禅堂领众熏修的堂头和尚、首座和尚，像东堂首座、西堂首座、前堂首座、后堂首座，大部分都是明眼善知识。所以，禅堂的规矩相对来讲就比较宽松，靠每个人的自觉。

打七这种共修的形式，在明朝以前是否出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禅堂是不是有固定的参学时间呢？《禅苑清规》上就记载得很详细。现在我们所通用的《百丈清规》是明清以后逐步丰富、编纂而成，只有《禅苑清规》才是南宋时期出现并一直保存到现在的，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禅宗寺院的规模和一些规矩。也有人做过历史考证，打禅七，是明以后才兴起的一种共修形式。在明末清初出世的晦山戒显和尚，他是一位大禅师，做过云居山的方丈、四祖寺的方丈。他写了一本很薄的书，但是很重要，那就是《禅门锻炼说》。是专门讲怎么样在集体共修当中来锻炼禅和子的方式与方法。他是仿照孙子兵法的形式来写这本书的。这本书出来后，很受宗门的重视。从这本书当中，可以看到当时集中训练禅和子的一些方法。真正比较普遍地提倡打禅七，应该是在清初，从扬州高旻寺那样一个比较有名的禅宗寺院开始。当时高旻寺的几代住持，都受到清朝皇帝的重视。清朝的雍正皇帝，以人王兼法王的身份，积极提倡宗门参禅打坐之风。他自己也有很多关于禅宗方面的著作。清以后的禅师大都认为雍正是一位大彻大悟之人。当时他在宫中设有禅堂，经常点名要哪几个地方的方丈到宫中去打禅七。七天的时间，要克期取证，必须开悟，不开悟就割掉脑袋。清朝初期出现了几位大禅师，都与清初几位皇帝的提倡有很大的关系。特别像雍正皇帝，亲自在宫中陶龙铸象，以国王的命令，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手段来锻炼禅师，希望有续佛慧命的真正的大善知识出现。打禅七也就是从那以后，成了禅宗寺院冬参夏学的一种固定模式。

清朝初期、中期那些有名的禅宗寺院，一般都是要打十个禅七，要七十天的时间。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慢慢地淡化了。有些禅宗寺院每年冬天打一个七、两个七，那就算是很不错的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禅宗寺院打七的风气又慢慢地复兴起来，但也仅仅是局限在几座有传承的禅宗寺院而已。一般的寺院连禅堂也没有，大都只有念佛堂。

现在形成的这种打七的规矩，应该是比较晚才出现的。从《禅苑清规》上找不到根据。这些规矩都是因人而立，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从南到北都是一样。本人开始在河北柏林禅寺举办禅七的时候，把这些老规矩多少改了一点。主要是改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坐香的时间短了一些。传统的打禅七是早上三点半就起床，到晚上11点左右才休息。像那样的禅七我也参加过，时间太长，特别是参加打七的居士吃不消。所以就把坐香的时间缩短，还是按照寺院平时的作息时间来安排每一支香。再有就是在形式上也有一些改动。现在诸方打禅七，每一支香要喊几个起字。这个规矩如果仅仅是出家众参加，往往也有作用，能够使大家提起精神。出家众人少，容易整齐。在长期训练中，也就不会感觉到新鲜了。如果有在家众参加，这种形式就往往不便普遍地采用。于是我们就把喊起字的这个规矩存而不用。其他的还有像喝茶，吃点心，都有一些简化。只是实打实地坐香，并保证每一支香基本上精力充沛，尽量地做到昏沉少一点。睡眠有保证，坐下来就能够提起精神；睡眠没有保证，坐下来总是迷迷糊糊的，效果也不见得很好。现在，柏林寺的这种模式有些地方也在慢慢地在采用。当然，那些保留原来模式的寺院，不见得会认同我们现在这种经过斟酌取舍，简化了的模式。但从这十几年的实践效果来看，这种简化了的模式还是比较实用的。特别是适用于僧俗二众共修的禅七。

禅堂里有香板，有钟板。钟板是大众的号令，龙天的耳目。禅堂里一般都不讲话，只有维那师父可以讲一句话，方丈和尚、班首师父各讲一句话。当香灯的讲半句话，就是低声讲，加起来有三句半话。一切都靠法器来指挥。敲什么法器，该做什么，一听，就都明白了。那就是令行则行，令止则止。

香板就是警策，是帮助我们用功夫的。在用功过程中不免有些昏沉，昏沉来了，监香师轻轻地拍你一下，就会醒悟过来。当然，有些地方香板下得很重，七个禅七下来，要打断一大捆香板。那样就很容易造成禅堂的气氛不和谐，似乎与禅也有一点距离。禅，当然也有其激烈的一面，但那是就用功上说的。禅，应该是温和的，保持一种禅定的状态，并不是那么地激烈。香板只是起到警策的作用，不是真正拿来打人的。本人主持了十几年的禅七，还没有看到有谁把香板打断过。当然，这个是题外的话，只要我们知道香板起警策的作用就可以了。

在禅堂，最重要的是靠我们每个人有高度的自觉。有自觉就有自由，有自由就有自在。禅本身就是人自身主体自觉的一种发现，完全要靠自己主观的努力，来实现自身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