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一个让人听到名字便神往的地方。然而，多次去南京出差，都没有因缘参访。直到几个月前，我才第一次走进了这座大院。刻经处位于南京市中心淮海路，高楼林立之间，一座占地面积很可观的院落显得有些另类。走近了，看到著名佛教学者欧阳竟无所书“金陵刻经处”匾额，浓浓的古意袭来，似曾相识，催人泪下。

在肖永明主任的引领下，我参观了刻经处的所有房间，他大略向我讲述了这个院子最早的主人 杨仁山 先生的故事。他生动的表达为我打开了一个古老而全新的世界。这种带有感情的讲述远远超过之前我在阅读中所得到的一切。

从金陵刻经处回来几个月了，不久前在刻经处邮购了《 杨仁山 居士遗集》以及 鲁迅 先生当年倡印的《百喻经》，手捧经卷，思及前贤，百感交集，于是有了下面的文字。

木刻佛经，中华文明的遗产

捧在我手中的一函《 杨仁山 居士遗集》，藏蓝色函套，精美的竹签，古朴大方。轻轻开启，同样的藏蓝色封面，简约的书签上飘逸的书法扑面而来。浓浓的墨香，庄严而工整的字体让人顿生无上法喜。

这小小一函，浓缩了金陵刻经处的开创者 杨仁山 先生一生的著述。这是他的弟子欧阳竟无大师在 1919 年精心辑录而成，几十年来请购者不断。我手中这一套，是前几年印刷的。尽管杨仁山的著作近年来早有照排本面世，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这古朴典雅的木刻印刷本。

木刻佛经，古已有之。中国木刻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刻成于唐代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在敦煌藏经洞被斯坦因发现之后带回英国，如今深藏在大英博物馆。之后千余年，我国的木刻书始终是图书出版的主要形式。而今，全世界已经通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电脑制版印刷几乎取代了木刻版书。在我国，甚至在全世界，恐怕只有金陵刻经处依然在延续着木刻书这种古老的出版方式，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在这里，工人们以师徒传承的方式掌握绝技，每出版一部经书，从写样上版、雕版刻字到印刷装订的近 30 道工序，皆凭手工完成，其中仅装订环节就有抽页、对折、齐栏、上纸捻、贴封面、切边、打眼、线装、贴签条、上函套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是精工细作。刻印佛经所用的原材料也极为考究，经版通常以木质坚硬细腻的棠梨木加工制作，印刷用墨为自制松烟墨，须在墨膏池里沤制 3 年以上方能使用，纸料则选用上好宣纸。

我有幸目睹了一部经书在金陵刻经处诞生的全部过程。在雕版处，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正娴熟地在木板上一刀一刀地刻字。尽管有我这个外人在身边，她依然没有丝毫走神。我问她做了几年了，她微微一笑说，六年了，接着低下头认真地刻板。我看她正在刻的是《瑜伽师地论》，便问道，这部经典不是有经板吗？怎么还要刻？她说，时间太长了，欧阳大师那时候刻的，有些已经不能用了，要补刻。

她淡淡的回答让我颇为感动：在这个深深的宅院里，连一个小女孩都可以一口说出欧阳大师，而我们，却在不经意间遗忘了太多不该遗忘的。

刷板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同志，她动作飞快，手中的板刷和宣纸接触的瞬间，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的声响。这声音很小，却极有穿透力。千余年来，难以计数的佛经便伴随着这样的声响降临人间，开启无边的智慧。这声音该如何形容，是海潮音？是微妙声？是音声海？我正自出神，刷板的女同志打断了我。您是来参观的吧？我点头称是，一边把相机拿出来。她说，你拍吧，我尽量慢一点。然后，她真的为我放慢了速度。快门响处，留下了镜头，也留下了历史。

接下来我参观了折页、装订、贴标签等一系列的过程。工作人员娴熟的技艺让人惊叹。

转身出来，我才发现，举世闻名的最大的木刻版佛经出版中心竟是在两小排平房内！

百余年来，金陵刻经处出版的经书以选本精严、校勘严谨、版式疏朗、刻工精致和纸料讲究而著称，在国内佛教界和东南亚佛教国家享有很高的声誉。目前，这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每年刻印 10 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寺庙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时作为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还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 13 万多块 ( 含佛教典籍 1500 多种 ) 、佛像版 18 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教经书，许多古老的经版至今仍被用于印刷佛经。

两年前，金陵刻经处成功申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金陵刻经处面临的技师短缺、资金不足等依然是困扰其发展的主要问题。真不希望这种传承了上千年的古老印刷方式，仅仅是一种遗产。

依依深柳，庇荫刻经事业

在经版楼，十余万块经版整齐地码放在架子上。

肖主任介绍说，文革时期，红卫兵入住金陵刻经处，他们看到经版，黑乎乎的发着油光，拿在手里分量也不轻，以为是铁的，才没有拿去烧火，因而得以保全。

我听了一怔：莫非这法宝真的有灵气？！

肖主任说，木板无灵，人有灵。

我知道他说的是杨公仁山，也就是金陵刻经处的开创者。

多年前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到“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之句，颇为费解。文会何许人也？使得新学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郑观应连同梁启超本人都虔敬地问学佛法于他？

资料显示，文会为晚清人，名杨文会，字仁山，号深柳堂主人。曾为曾国藩幕府，后随曾纪泽使英，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创设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培养了数位影响未来中国佛教走向的高僧大德，除上述如谭嗣同等外，尚有桂伯华、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仁山法师、惠敏法师等数十人。因其对佛教的贡献，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

金陵刻经处初创于 1866 年。这一年，杨仁山刚刚从安庆迁居到南京，任清政府负责战火之后江宁建造工程的官员，时年三十岁。根据杨仁山自述“我二十八岁得闻佛法”，可见其学佛也是刚开始不久。资料记载，这一年，杨仁山在友人处看到晚清名士魏源所刊《净土四经》，“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决议重刊。从此，杨府上从未间断刻经事业。因此，后人把这一年认作金陵刻经处之初创。 出于弘扬佛法的考虑，杨仁山很早便规定了金陵刻经处 “ 三不刻 ” 的原则：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

杨仁山为何刻经？并以此弘扬佛学？

杨仁山接受过西方科学的熏染，知道发展工业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然而，他也深深地洞察到国家兴亡的根本不在于此，而在于人心。他在《南洋劝业会演说》中道：“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之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盛世矣。”这种言论的提出一方面基于当时清朝廷之腐败令他失望，一方面在于“末法苍茫，宗风歇绝”，国人想建立信仰而不可得。

他认为社会治乱、国家兴衰之根本在于人心，以为治心乃是治本。因此，杨仁山致力于刻经流通、弘传佛教与他关心新学、甚至钻研科学一样，同是出于关怀国家民族、济世利民的愿望。

杨公晚年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写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阙如。” 由此可见杨仁山致力佛教事业之理念。杨仁山对他振兴佛教的事业极有信心：“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他认为，若有同志共同努力，佛教不仅能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在今天看来，当同时代人大多以军事、经济力量救亡图存，或注重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的变法革新时，杨仁山已认识到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于国家社会的深刻作用，在当时可谓是独具慧眼！这种认识在具有六年欧游经历、且具备前沿科学知识及同时代难得的世界视野的杨仁山而言，毋宁说是一种洞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欧游是杨仁山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前后两次，一次在 1878 年，时年 42 岁，以随员身份随曾纪泽出访英国，历时三载；另一次在 1886 年，时年50岁，随刘芝田出使英伦，考察彼国“政教生业”及科技制造诸学，究明列强立国之源。这两次欧游促进了杨仁山思想的成熟，也坚定了他要把刻经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在第一次欧游期间结识了日本学者南条文雄，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事实上，在结识南条文雄之前，杨仁山便开始了艰难的寻找经典的历程。由于多年战火，经典文物被毁严重，明代以前所刻藏经大多散失，《南藏》之板片大多朽坏，明末《径山藏》也大多毁于兵燹，而清《龙藏》乃朝廷赏赐、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民间私刻佛典本就有限，经太平天国战火就更难搜求。为此，他遍访江浙两省名刹，搜求殆遍，一无所获，而因游资耗尽，几至不能成行。

南条文雄陆续寄来的经典，为杨仁山的刻经事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些早已散佚的经典，一朝复得，杨仁山何等欣喜！几十年间，金陵刻经处从未间断刻经事业，直至先生大去之后，他的弟子欧阳竟无依然延续着他的刻经事业。

感人的“分家笔据”

1897 年杨仁山慈母归西，同年为了发展刻经事业，他便召三个儿子到面前，要他们自谋生计，而延龄巷房屋，将作为十方公产，捐献给佛教事业，自谓“吾在世一分时，当于佛法尽一分之力……以后毋以世事累我。” ( 《杨仁山居士事略》 ) 至 1901 年，杨仁山令三个儿子立下“分家笔据”，写明“金陵城内延龄巷父置屋宇一所……此屋专作刻经处公业……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今年家用不敷，极有欠债，通盘清算，所欠各处债项计银三千八百一十两……分认归还……。”

偌大家业不许后人承继，这种行为即便在今天也是不为人所理解的，何况在晚清。不分家业倒也罢了，还给后人留下债务，实在有些“不近人情”。而三个儿子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父亲的嘱托。

在金陵刻经处的展览厅，我亲眼见到了杨公仁山手书的分家笔据，一种难遣的感动涌上心来……

金陵刻经处历经 140 多年慧灯不熄，实为 杨老 先生义举使然。杨仁山不仅捐献私宅，还将从欧洲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卖掉以充刻资，由此可见他为刻经事业的献身精神。诚如他本人自述：“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 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 金陵刻经处所刻经典，校勘谨严，刻工精致，各方特誉称“金陵本”，成为近代佛典之善本。

杨公自号深柳大师，此处为何不见柳树？我问肖主任。

肖主任说，前些年，院子中真的有柳树， 近年来，随着周边高大建筑接连建成，院子通风状况差了很多，柳树就慢慢枯死了。

我听了，有一丝淡淡的失落。杨公将此宅院命名为深柳堂，一定是柳荫处处。想像着当年杨公和他的追随者们在柳荫下边饮茶边谈论着中国佛教的复兴，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况味！

那些面孔，在庭院深处渐渐清晰……

1907 年，力图振兴佛教的杨仁山在刻经处内创办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学堂，金陵刻经处大兴讲学之风，实肇因于此，此即著名的“祗洹精舍”。

学堂内设国文、英文、佛学等课程，杨仁山亲任佛学讲席。在教学方法上，杨仁山确立了初（沙弥）、中（比丘）、高（菩萨）三级课程的僧学教育制度，还亲自动手编写了 《佛教初学课本》及《佛教中学课本》。

教员中，最为有名的当属一代奇才 苏曼殊 （ 1884 ～ 1918 ），他在祗洹精舍教授英文。曼殊在文学艺术、佛法研究以及语言上的成就，几乎无人可出其右。他的传奇经历和昙花一般灿烂但短暂的人生，至今为人所乐道。

祗洹精舍的学监是 谛闲法师 (1858 ～ 1932)。法师21岁出家，由天台山国清寺迹端师授记付法，为天台宗第43世。他应请在各丛林讲经，最后住持天台山万年寺。主办过南京僧伽师范学堂及宁波观宗学社（后改为弘法研究社）。著有《教观纲宗讲义》、《大乘止观述记》、《金刚经新疏》、《圆觉经讲义》等，门人辑为《谛闲大师全集》行世。他被尊为中国佛教天台宗中兴之祖。

对 杨仁山 居士的僧伽教育事业给予大力支持的还有一位 月霞法师 （ 1857 ～ 1917 ）。月霞法师是近代的佛教学者、佛教教育家，是最早倡办僧伽教育的人。他曾创办过江苏僧伽师范学堂及华严大学，培育僧才，对后世颇有影响，尤其是华严大学，先后受教者三百 余人，华严奥义，由斯昌明。

在金陵刻经处，较早问学于杨仁山的是维新志士，时任江苏候补知府的 谭嗣同 。1896 年，谭嗣同因见官场黑暗，而随杨仁山学佛。他给人写信说，文会“佛学、西学，海内有名”，又作《金陵听说法诗》，以杨仁山为学佛导师。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其门人欧阳竟无和太虚大师，在僧伽教育上接过了恩师的接力棒，各创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形成宁汉两大学府遥相呼应的态势，为我国二十世纪佛教思想史上两大巨擘，对当时僧伽教育之发展，实有启发和领导作用。我国僧俗界佛学研究之方向，大有唯此两大巨擘马首是瞻之势。杨仁山所建的祗洹精舍其后在欧阳竟无的主持下，发展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佛教学院——支那内学院，乃至法相大学，专以校勘经论，弘扬唯识学为宗。其门人桂伯华、欧阳竟无、梅光羲、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以及后来的王恩洋、吕秋逸（澂）等，志虑忠纯，才华卓绝，不仅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光华，而且社会名流学者也为其思深义密而折服，如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均入室听受佛学，章太炎、康有为等亦直接受其影响。

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极其深远。他提倡改革，注重人才培养，为佛教的未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仁山 居士于辛亥革命爆发前三天往生，享年 75 岁。

金陵刻经处的事业在欧阳竟无等人的倡导下继续推行。 1915 年 7 月， 鲁迅 先生逐篇逐句仔细校对了高丽本《百喻经》，并出资委托 金陵刻经处刻印出版（一百册），他在书后记下：“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本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书出版以后，鲁迅即以此书为母亲祝寿，也用以送人， 如 1916 年 5 月的日记，鲁迅曾记下“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古印度僧伽斯那著，是佛教寓言作品，南朝齐时由印度僧人求那毗地带到中国，并译成中文。鲁迅亲自校对，并出资刻印，可以想见他对此书极为重视，他这样评论该书：“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鲁迅也利用刻印《百喻经》剩余的款项，刻印《地藏十轮经》。

离开金陵刻经处之前，肖主任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赵朴初老居士为保护金陵刻经处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了恢复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事业，赵朴老九下南京，终于圆满。

……

百余年来，这个古老的庭院见证了太多的人与事。

临别，我在 杨仁山 居士墓塔前恭敬地施礼，并暗暗发下一个愿：用我并不出色的笔和绝对赤诚的心为杨仁山公书写一部大传。真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杨仁山，了解金陵刻经处，了解在动荡的时代，那些主动担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先人们辉煌灿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