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禅宗史》全书 80 万字，出版于 2006 年 11 月。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杨曾文 先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由于以前并没有以此作为书名的著作，所以这一本书的出版，在中国禅宗史的研究领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断代禅宗史著作。更由于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方面，比起同类著作更加齐全，在方法上，比起同类著作也更加客观，所以一出版就引起学术界和教界的重视，不但在国内成为畅销书，也发行到美国、日本等地，都引起极大的反响。

这本书之所以这么受到重视，是有原因的。 杨 老师在序文中说：

笔者在多年从事佛教史研究的工作中逐渐形成对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的习惯。认为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首先应明确其历史背景和脉络，其次必须搜集、考辨并整理第一手相关资料，最后才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思考、概括。我在研究宋元禅宗史中，首先阅读并抄录各类史书、僧传和语录、行状、碑铭等之中的相关资料，然后进行考辨和梳理，将考察的问题置于宋元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联系当时社会、文化和佛教的形势，进行考察，得出结论。

研究禅宗史而不涉及思想，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思想的诠释一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写禅宗史的人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禅宗。要掌握客观、多数人认可的方法来诠释禅宗，并非易事。思想的问题稍后再讨论，最能看出高下的，其实是历史和文献，因为历史和文献都是客观的，没有办法任意曲解。笔者曾经听 杨 老师亲口说过：“文献有记载，而我们没有查到，是我们功夫不到。”这句话可以看出 杨 老师对于文献搜集的重视。

我记得， 2006 年秋天开始在 杨 老师门下从学。我们上的是禅宗史，用的教科书就是 杨 老师的《唐五代禅宗史》。我想起 20 年前曾看到《指月录》记载：

广主刘欲举兵，躬入院，请树决臧否。树已先知，怡然坐化。主问知事曰：“和尚何时得疾？”对曰：“不曾有疾。适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开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树旨，遂寝兵。

有一位禅宗大师解释，“树”是指灵树如敏，他赞扬当时担任首座的云门匡真是“人天眼目”，可以胜任方丈，遂把他推荐给“广主刘”。然后书中就说，在禅史的观点“广主刘”只是配角，所以没有说明他的身份。我却觉得，基于学术的立场，查出“广主刘”的真实姓名和官位应该是重要的事，可惜当时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这个疑惑一放就是 20 年。我想起了这件事，于是立刻翻开 杨 老师的书，赫然发现原来“广主刘”是南汉高祖刘岩。现在《唐五代禅宗史》出版九年了，网络上还可以查到类似的说辞：

唐末五代时，地方军阀割据。“广主”就是两广的军头，是一个有名的暴虐军阀。“广主刘”不记载他的名字，因为这些人虽然独霸一方，但算不上是什么人物。

其实，“广主刘”不是一个小人物，《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将他列入〈僭伪列传〉，所以《景德传灯录》、《指月录》等史传不承认他是帝王，也没有引述他的全名。

禅宗史跨史学和禅宗两个不同的专门领域，必须二者都有相当的造诣，否则没有办法处理这类的疑难问题。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一直持续着，因为禅门典籍所叙述的士大夫，大多以字称之，不写本名，要和正史对上，并不容易。或许因为这样，大部分研究禅宗的学者，并没有把士大夫的身份查出来。以至禅门的历史，像是独自进行着似的，搞不清禅师与主政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体制，没有得到主政者支持的教派是很难弘扬的。而且，外护（支持佛教的帝王和士大夫）和禅师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 杨 老师的著作中（包括《宋元禅宗史》），外护一向列入重点，这在禅宗史的领域中，无疑是别具特色的。

2006 年春天，我研究大慧宗杲禅师的生平，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因为我研究的是他与士大夫的往来，但是在禅门典籍中，有关士大夫的记载都很简略，要在正史或儒家典籍中查出这些士大夫的资料，非常不容易。 2006 年 11 月，《宋元禅宗史》出版了，我看到当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查的士大夫，在 杨 老师的书中，几乎都有资料。心里只能感叹，要是这本书早一年出版，我就不会白花那么多力气了。

前一阵子，有一位朋友想要研究禅宗史，我跟他说可以研究杨亿。他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我让他先读《宋元禅宗史》的第七章第三节〈北宋文学家杨亿和禅宗〉。他看了之后，果然循着 杨 老师的引用书目的线索，找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足以写一篇十万字的论文。

《宋元禅宗史》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很重视文献的版本。例如《祖堂集》用的是吴福祥、顾之川的点校本，《古尊宿语录》用的是萧父、吕有祥的点校本。但是有很多人（笔者也是其中一个），只会用《大正藏》本和《卍续藏经》本。点校过的本子，不但经过详细的校勘，而且也省掉重新标点的力气。不过，要经常注意这类书的出版讯息，必须消息灵通才办得到，这对 杨 老师来说，当然不是问题。

宋元禅宗的文献资料，总量很惊人，几部重要的灯录：《祖堂集》 20 卷，《景德传灯录》 30 卷、《天圣广灯录》 30 卷、《建中靖国续灯录》 30 卷、《禅林僧宝传》 30 卷、《古尊宿语录》 48 卷、《联灯会要》 30 卷、《嘉泰普灯录》 30 卷、《五灯会元》 20 卷，即使扣除重复、转抄者，其资料量仍然很庞大。再加上个别禅师的语录、著作等，那就更惊人了。《宋元禅宗史》从中撷取了精华，读者虽然未能阅读原著，却可以透过《宋元禅宗史》品味最重要的片段，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例如永明延寿的《宗镜录》，原书有一百卷之多，不是专门研究永明延寿的人，不太可能将全文读完。《宋元禅宗史》 36 页所引用的段落，虽然只占《宗镜录》全书微不足道的比例，却是精华中的精华：

古释有四：一、纥利陀耶，此云肉团心。身中五藏（按：脏）心也，如《黄廷经》（按，当为《黄庭经》，道教经典）所明。二、缘虑心，此是八识，俱能缘虑自分境故。色是眼识境；根身、种子、器世界是阿赖耶识之境。各缘一分，故云自分。三、质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识，积集种子，生起现行。四、干栗陀耶，此云坚实心，亦云贞实心，此是真心也。

然第八识无别自体，但是真心，以不觉故，与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义。和合义者，能含染净，目为藏识；不和合义者，体常不变，目为真如。都是如来藏。……四种心本同一体，但从迷悟分多。……前三是相，后一是性，性相无碍，都是一心。即第四真心以为宗旨。

又古德广释一心者，望一如来藏心含于二义：一、约体绝相义，即真如门，谓非染非净，非生非灭，不动不转，平等一味，性无差别。众生即涅槃，不待灭也。凡夫弥勒，同一际也。二、随缘起灭义，即生灭门，谓随熏转动，成于染净，染净虽成，性恒不动。

以上段落的重要性，有说明的必要。禅宗是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指的心到底是什么，必须要弄清楚。《宗镜录》在此标明，是“第四真心以为宗旨”。更重要的是，这个段落把教与禅，唯识宗与禅宗，《成唯识论》与《大乘起信论》整个统合起来了。

一心开二门，为《大乘起信论》所说。心真如门者，谓皆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梨耶识。”此中的如来藏相当于《宗镜录》的坚实心、真心，也就是禅宗所明的心。

禅宗立“真心以为宗旨”，此中所谓的真心，离不开阿赖耶识，因为后者包括生灭的种子（与诸妄想和合，能含染净，目为藏识）与不生不灭的心体（不与诸妄想和合，体常不变，目为真如），而不生不灭的心体即是禅宗所明的心。法相唯识宗以“证解阿赖耶识”为大乘见道。所以，禅宗的明心，其实即是法相唯识宗所判的大乘见道。

笔者一向疏懒成性，看到浩瀚的禅宗典籍，还真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呢！有了《宋元禅宗史》替读者撷取精华，真的节省了大量的阅读时间。就好像一本旅游手册，可以让您不错过重要的景点，而《宋元禅宗史》可以让您不错过重要的禅师和禅门典籍。对于研究禅宗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太重要了。

自从宗教学研究方法兴起，学术界多标榜以客观、中立的方法研究佛教、佛教史，以及禅宗，和禅宗史。这种方法本来是符合科学的，但是在研究者各各不同的思想与信仰背景之下，却形成了偏颇。例如，基督徒笔下的印度佛教史，无神论者笔下的中国佛教史，儒家思想者笔下的中国禅宗史等等。许多学者在研究之初，已经预设立场，因此对于佛教、禅宗、禅宗史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便从表面上得到的印象，以自己的立场加以批判。他们对于所研究的领域甚至缺乏起码的理解，便急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以致所得结论缺乏说服力。常见的是，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被多数佛教徒所承认，学者也反过来指责教界迷信，学术界与教界仿佛是两个旗帜分明的国度，二者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

杨老师在序文中说：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铸造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形成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构建民族的传统伦理，有过重大贡献。因此，笔者在撰写过程中对宋元时期那些对中国历史和宗教、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僧人，以肯定和赞扬的笔调予以表彰。同时，在对佛教、禅宗思想和禅僧修行、悟境等所作的描述中，注意选择适当的措词和用语，尽量防止因表达不当而伤害佛教信众的感情。

说明这本书肯定佛教的正面价值，在叙述佛教教义和修证体验时，不采用贬抑性的文字。对广大的佛教徒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在阅读这本书时，不必像读文革时期编撰的佛教史一样，必须时时抑制掩卷而去的冲动。这应该是教界乐意采用这本书作为教科书的原因。对于学术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好现象。过去一个世纪，学术界太过强调疑古和批判，而低估了佛教教义与修证的难度，以致做了过多的揣测与判断。在采用中性文字的同时，方法上趋于客观是必然的。

就一部断代禅宗史而言，《宋元禅宗史》是学术界企盼已久的巨著。虽然这本书并不是全无缺点，如 杨 老师在序文中所说的，对于禅学与理学的相互影响着墨较少，对于士大夫有关禅学方面的著作较少涉及等等。但总的来说，毕竟瑕不掩瑜，还是值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