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应几位居士的发心，我们印制了《六祖坛经》、《倾听恒河的歌唱》等结缘书，分送到一些茶馆、素食馆和寺院结缘。其中，有一位帮忙送书到某寺院结缘的女居士，在电话中满心委屈地告诉我她的一段难堪经历：一天，她来到某寺院的客堂，找到知客师，问要不要《六祖坛经》等结缘书，知客师冷冷地说：“不要!”然后飞也似地离开了。这时，一位在客堂帮忙的居士用教训的口吻告诉她说：“你要是想做功德，直接把钱扔进功德箱就行了。我们不要书，一句佛号就够了。不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书往寺院里送。我们这寺院住着那么多法师，还用得着你来做法布施?把书拿回去吧!”女居士一下子被冰在那儿。

这本是一件很偶然的小事，不足挂齿，但它折射出来的东西却值得我们深思。

近几年来，笔者时常到各地的一些寺院里走走。每至一处，我最关心的不是建筑，而是：该寺是否有佛经流通处?是否有讲经活动?是否每天坐香?是否有人住禅堂?念佛堂是否每天开放?是否有印经活动?是否有面向公众的佛法普及宣传栏?坦率地讲，结果令我很失落。在一些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我原以为佛法也特别兴盛，可实际一看，却不是这样：价格昂贵的佛具工艺品店多的是，而像样的佛经流通处却没有几家；偶尔的讲经讲法，难遭难遇，定期的讲经活动，更是罕有所闻；坚持坐香的寺院并不多，住禅堂的人就更少；有意识地利用墙报向游客介绍佛教知识的寺院，十无一二；有组织、有计划的印经活动，百无一家。难怪有人说：“巍巍堂堂的殿宇背后，很可能是佛教的真精神、真活力在流失。”

对中国的近现代佛教史，我一向比较关注，不仅仅因为它诞生了像印光法师、太虚大师、虚云老和尚这样一批伟大的人物，还因为中国佛教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至今还在延续着，依然是当代中国佛教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认真深入地反思虚云老和尚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所秉持的护持佛教的理念，对于我们搞好当代的中国佛教，大有帮助。

我非常感念虚云老和尚那一代大德。在兵连祸接、生灵涂炭、内忧外患、危疑震撼的动荡岁月中，像印光法师、太虚大师、虚云和尚、谛闲法师、弘一法师、圆音法师等一大批佛门大德，始终不忘僧人“弘法”之本分，坚持以“戒、法”为中心，克服重重阻力，整顿戒律，兴办学堂，讲经说法，印制佛经，提倡坐香念佛。在风雨飘摇中，为了延续佛教一灯如豆的慧命，他们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巨大贡献。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人还能感觉到中国佛教有那么一点点传统的气息和精神，都是这些老人家的功劳。

振兴佛教，外在的庄严宏丽固然很重要，但是，内在的法的建设、法的弘扬却更重要。如果一个寺院，只是口头上说“弘法利生”，而实际上既不流通经法，也不讲经传戒，也不坐香，也不领众修行，也不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向公众介绍佛法，而只是把寺院、佛像当作吸引游客、坐收香火钱的一种工具，可以肯定，佛教没有前途可言。 仔细一想，在这当中，寺院的方丈、住持负有根本的责任。如果一个寺院的方丈、住持，离开了出家人的本位，发生了战略性的失误，没有把修道和弘法放在第一位，不注意增益广大信众的善根和慧命，而只做一些外观上的和人事上的风光，以壮个人主观瞻，其过失的影响尤为重大和深远。《亮剑》中的主人公李云龙说过：“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清众熊，熊一个；住持熊，熊一方。”住持熊，岂止是熊一个，岂止是熊一寺，岂止是熊一代!而是熊一方、熊几代!

在中国佛教一盘散沙的今天，佛教能否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每个寺院的住持本人是否具有危机意识和责任感、使命感，是否能正其位、尽其分。提高各地寺院住持的责任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佛教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