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２《坛经》内容的流变

无论哪种版本的《坛经》，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成主体与附录两大部分。

《坛经》的主体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公开说法的内容，是《坛经》的核心，集中阐述了慧能独创性的禅学思想。这部分经文又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慧能自述本人家世、于黄梅五祖座下得法、携衣钵南归、山中隐居以及出山弘法的经历。他坎坷艰难的身世，波折起伏的命运，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不仅是一个传记，也客观地传达出了他禅学思想形成的渊源。第二部分，是慧能在大梵寺所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即，慧能禅学思想的集中阐释。从内容分析，这是他多次说法的集成，地点也不仅仅限于大梵寺。

附录所组成的内容包括弟子机缘，临终嘱咐，以及慧能去世前后的情形。这一部分也十分重要，尤其慧能平时与众多弟子的问答，不仅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禅宗教学的公案，对后世禅师教训弟子、接引学人，起到了示范作用。甚至，后来禅宗的种种禅机、种种禅风、种种禅法，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

在各个版本的《坛经》中，其主体部分的内容大体相同，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其“弟子机缘”部分，敦煌本与 惠昕本相同，只有 志诚、法达、智常、神会 四人；而契嵩本与宗宝本是大大增广了，扩展到了十二人之多。 除上述四人外，又增加了法海、智通、志道、行思、怀让、玄觉、智隍、志彻八位弟子与慧能的问答。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它们分别源自两个不同的古本体系。

主体部分，惠昕本与敦煌本相比，也有所不同。例如多出了“皇帝征召”、传五分法身香、慧能得法回来避难等事迹。

应该说，这一些内容，不是惠昕本增加了，而是敦煌本减少了。

因为，惠昕本是在“文繁”的底本基础上精简的，说明底本上原来就有这些内容；敦煌本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其在抄写的过程中舍弃了。

这些内容，凡惠昕本所有的，如“唐皇征召”、“传五分法身香”、“慧能避难”等，契嵩本、宗宝本等所有版本都有。这进一步证实，原始《坛经》确实存在这一部分内容，是敦煌本将之省略了。

敦煌本之所以省略这些内容，是因为其已经不是一本传授心法的语录，而是传宗的信物——“今日已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 它不但列举了中华六代祖师的付法偈，还突出了从七佛到慧能的传承次序，而且是——“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过嘱。无《坛经》禀承者，非南宗弟子也。”

这种以《坛经》传宗的方式，与现在传法的“法卷”意义相同。现代“法卷”的内容更为简单。 所以，敦煌本《坛经》的实际作用，与“法卷”一样，是个传宗的信物，不过起到一个证明作用罢了。因此，其文字内容相对来说变得不十分重要了，在抄写过程中力求简短，舍弃了很多与传宗无关的经文。于是敦煌本就有了一个由繁多渐渐减少的变化过程。

禅宗祖师虽然不重视文字，但其弟子却一直有记录师父所开示法语的习惯，其目的是为了比照修行，启发领悟。法海作为慧能座下年龄较大、跟随时间最长的上首弟子，将师父平日里接引学人的机锋、对大众的说法、随缘的开示，记录了下来，形成了《坛经》的基础。

《六祖法宝记》，如果不是法海的原始记录稿，也应该十分接近，起码比所有正式称作“经”的版本更接近原始记录。当然，它在流通的过程中，各位弟子根据自己知道的慧能的法语、启发弟子的机缘（尤其是针对自己的），随时随地不断地补充、增添了进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法宝记》内容繁多、形式驳杂的特点。所以，契嵩等人先后对其进行了整理。

契嵩本《坛经》，因其直接源自《六祖法宝记》，所以保存了大量“弟子机缘”之类的内容。大概就是因为它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法宝记》，所以 又称“曹溪原本”。

宗宝本 即元朝僧人宗宝的改编本，他在作于公元 1291 年的跋文中说：“余初入道，在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

宗宝本是根据三个版本改编，可以说即集诸本之大成。从经文前录有德异的序、契嵩的赞文来判断，那三种版本中肯定有契嵩本，可能还有敦煌本、惠昕本之类的节略本。从经文又有新增加的情况来看，另外一个版本，很可能就是内容最为庞杂的《六祖法宝记》。所以，宗宝本自称是“得《坛经》之大全”，经文达到了创纪录的 24000 余字。

从《六祖法宝记》到契嵩本，再到宗宝本的途径，其内容应该是一个由“繁多驳杂——相对精炼——集其大成”的演变过程。

《坛经》内容的流变，尤其是机缘品的大大增加（比敦煌本多出了八个人的机缘、近五千言），遭到了一些非议。

如明成化七年所刊《曹溪原本》的校对者王起隆，在《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一文中说：“则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悖谬于原本，未有如是极者，盖至元辛卯元僧宗宝改本……”

近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坛经》的版本“时间愈晚，字数越多，这一情况清楚表明，愈是晚出的《坛经》，窜改越多，就愈多私货！”⑦

笔者不大同意这些结论。首先，契嵩本之于敦煌本、宗宝本之于契嵩本所增加的内容，不是窜改，而是复原。这些内容不但载于《坛经》古本，还可以从其他语录、灯史、传记中得到印证（例如，《历代法宝记》成书于 775 年左右，《宝林传》成书于 801 年，《黄檗传心法要》集成于 857 年，《祖堂集》成书于 952 年，《传灯录》成书于 1001 年，均早于契嵩本辑录时间），说明其人其事是历史真实、内容可靠、有凭有据，而不是什么“私货”。

再说，《坛经》不是文物，所以，并非所有后补的东西皆是作伪。它是传授心印的法宝，目的是为了启迪学人开悟，只要那些内容是真实的，确属慧能接引弟子的一部分，完全可以补充进来。这样不但可以更全面地反映慧能的禅学思想，也为后人参禅悟道提供了鲜活的公案。

我们看，现在的流通本《坛经》，主体部分是慧能别具一格、充满创新色彩的禅学理论，附录部分是用他自己独特的禅法启迪弟子的教案，其全新的理论与丰富的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个“顿悟菩提、幡然觉醒”的奇迹。

如果没有这些活泼泼的弟子机缘，其理论将是怎样的苍白？如果没有这些生动案例的印证，顿悟成佛谁人相信？如果不是二者有机融合，仅仅是一套抽象而又空洞的理论，怎敢称作“经”——所谓经，不但要上契十方诸佛所说之理，还必须下契一切众生之根机。恰恰是有了这些丰富多彩、活灵活现、充满机锋的教学案例，《坛经》才更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历千年而常新：

——正是六祖慧能与无尽藏的机缘——“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才启发了马祖道一、石头希迁及其弟子们于数十年之后共同创造了离言绝句、扬眉瞬目的“禅机时代”。

——正是六祖慧能棒打神会，呵斥法达、志道，才渐渐发展到了一百五十年之后的德山棒、临济喝，树立起禅宗的棒喝门庭。

——正是有了《坛经》“弟子机缘品”那一则则活生生的案例示范，才有了风行千年的公案禅。一千七百则公案，经历代祖师提拈，已经成为人类最为璀璨的智慧奇葩，而且必将永远熠熠生辉。

——正是有了慧能启发惠明的“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才有了南宋时期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参话头），并且一直沿用到如今，使得无数禅人明心见性，开悟得道。

……

有人认为，流通本《坛经》因补充了许多内容，经文之中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比如慧能有的地方讲空、有的地方讲有，有的时候说常、有的时候说无常，在此阐释涅槃佛性论，在彼论述般若三昧……许多观点之间恰恰是相反的，造成了慧能思想的前后不一致。更有甚者，有人说：“这是从思想上对慧能做了根本性的窜改。”

我们要知道，《坛经》并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是慧能一生说法的记录、集成。他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对象，针对学人不同的根基，自然要采取不同的说法，以便使得对方顿悟自性，得到解脱。他所讲的法，如同医生治病，全部是因病予药，根据每一个病人的症状，用不同的处方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

丛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明眼人带领一群因害眼病而暂时失明的人去看病。他们在路过一片坑洼遍布、荆棘丛生的地方时，明眼人为了使得那群盲人绕过障碍，少受伤害，一会儿指挥他们向左，一会儿指挥他们向右；再向左，再向右…… 这时，其中一个盲人忍不住了，质问道：“你一会儿让我们向左走，一会儿又让我们向右走，而左与右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你究竟是让我们向哪个方向走？”应该说，他的话代表了群盲的心声。

其实，明眼人既不是让他们向左走，也不是让他们向右走，而是让他们向前；其实，连向前也不是，而是为了让他们顺利到达治疗疾病的地方，得到根本解脱。

因此，我们看《坛经》，应该明白，六祖慧能的最终意趣不是建立一种完美的理论，所以我们不能用对待世间理论的方法来看他的教法，不然，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到很迷茫，会觉得很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讲的法，都是为了对治我们各种各样的偏颇。如果我们执著有，六祖就讲空；如果执著空，六祖就会讲有；我们偏左，他就讲右；我们偏右，他就说左……

我们应当知道，空与有、左与右都是相对的概念。凡是相对的，都落在两边。人们只能从一边向另一边修正自己，才能契合中道。 若离两边，岂有中道？这是经教里（佛教理论）辨中边的辩证名言。但是，经教中并未对‘中与边'加以形象化的描述，而六祖的教法则是其最生动的范例。

我们千万切记，《坛经》是禅宗的宗经，是指导禅人修行的工具，是指向月亮的手指，所以我们不能将之当作月亮研究。相反，如果当代人充分利用这一工具，挖掘它博大精深的潜在功能，一定能推陈出新，在看话禅之后再次寻找到新的突破口，给凝滞的禅林带来勃勃生机，进而服务于现代人的精神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