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禅之门》 [1] 中英文版正式出版，作为译者，我心怀无限感恩与惜福，忍不住想写点什么，以激励自己继续进取、修证。

五十知天命

《论语》“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一词，翻译成英文有很多种译法，但我印象最深最难忘的是，有人把“天命”直接译成 religion 。英文一词多义， religion 的基本意思是“宗教、信仰”，也可译为“一心追求的目标”或“（自己感到）应做的事”。无论依据哪一种定义，这样的译法从字面上看似乎都不太精确，但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推敲却又无可厚非。如果“天命”指的是“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的话，对于没有宗教情愫、没有宗教体验的人来说，恐怕很难达到“知天命”的境界了。

致力于科研工作的我，自然崇尚科学知识、科学证据、科学方法，根本无暇顾及宗教，认为那都是“迷信”。万万没有想到我竟然在五十岁时，远至大洋彼岸与禅宗结缘，从此踏上追寻自我超越的净性之旅。记得在美国第一次阅读英文禅宗书籍时，我一下子就被书中的话语深深地吸引住了，分不清是英语美还是禅宗理念美，只觉得那些话妙不可言，就像是我自己心中想要说的话，一种找到了生活目标、精神皈依的感觉，促使我贪婪地阅读自己所能找到的每一本禅学书籍。有一次，与房东乔治（ George ）闲聊起佛教与禅宗，也许是我太投入，他最后对我说：“ You will become a buddha ( 你将成佛 ) 。 ” 这话吓了我一大跳，心想这位美 国获奖 教授怎么可以随便说这样的话（当时我认为，成佛是件神秘的事、是件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事，哪敢直下承当自己是佛）。没过几天，他的夫人露丝 (Ruth) 主动拿给我一本《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 1991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2 日）和一本《九头龙河》。

格拉斯曼禅师与《禅的顿悟》

周刊的“杰出人物”专栏，以“膜拜禅宗情同手足，自立自强技艺超群”为题，报道了格拉斯曼禅师在精神修习与社会变革行动两方面高度自觉的社会实践，是当时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针对他的事业所作的诸多报道之一。 1976 年，伯纳德·格拉斯曼 (Bernard Glassman) 成为第一个在日本著名的永平寺和总持寺以正规佛教礼仪传承佛法的美国禅师，是日本曹洞宗法脉的第一个美国法嗣。 1979 年，他创建了纽约禅社，成为担任禅社住持的第一个美国人。《九头龙河》一书 1985 年出版，作者彼得·马修森 (Peter Matthiessen) 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他随同格拉斯曼禅师一起到日本朝圣的经历。

在以金钱为杠杆的美国，竟然有人不远万里去日本寻求佛法，并决心与下层民众为伍，以治愈社会创伤为己任。格拉斯曼禅师的精神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工作结束后从西海岸飞往纽约，亲自去拜见格拉斯曼禅师并随之修禅。在纽约禅社我参加了“初学者之心” (Beginers' Mind) 禅修班。“初学者之心最好的例子是孩童学步，他们并不读有关走路的书，或出席有关走路的学术讨论会。他们只是站起来迈出一步，跌倒在地。之后，再从头一遍又一遍地做下去。”格拉斯曼禅师如是开题说。由于是针对在职人员开办的禅修班，每周只集中共修两个下午，在金发碧眼的同修当中，我是唯一的黄皮肤黑眼睛。我们一起坐禅、行禅、分享（交流心得）。见我有空闲时间，格拉斯曼禅师便把他刚刚完成的一份书稿交给我，让我翻译成中文，就这样翻译这份书稿便成了我在纽约禅社的“劳作修习”。这本书中文名《禅的顿悟》， 1998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古代东方的禅学思想在现代西方的存在和发展。

与赵州祖庭和净慧大师结缘

回国后，我请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帮我检索禅宗书籍，在她为我借来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薄薄的《禅》刊。既然有专门的刊物，我不假思索便按科研工作常用的方法，直接给主编净慧写了一封信，索取过期《禅》刊一阅。出乎意外的是，冒失的我竟然没有走一丁点儿弯路，径直与赵州祖庭和净慧大师结缘，这是生命给我的恩赐。

1999 年退休后，我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就是到柏林禅寺“打禅七”。禅的受用和体验唯行者有、唯证者得，我想弄明白“克期求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可以借此行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那就是亲自去参谒赵州塔并拜见净慧大师。由于时节因缘，我还可以在清净的千年古刹里以一颗明晰的心，去感悟千禧之交那极不寻常、极富启示性的时刻。

由于“禅七”期间规定“止语”，一直等到头七结束那天下午可以小声说话时，我才到客堂请知客转交一本《禅的顿悟》给主七的净慧大师，并附上一张贺卡请师父写几个字我带回昆明。始料未及的是，师父却给了我难以忘怀的惊喜：我不仅得到去方丈室拜见师父的机会，还得到了师父的墨宝，即写在贺卡上无门禅师的偈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晚师父开示时，竟然还把我们短短几分钟的谈话完全复述了一遍，并引伸到寺院僧团建设的议题上（参见《禅》刊 2001 年第一期“融入僧团，建设僧团”一文）。

那时候，针对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东方文化、特别是禅文化的回归，柏林禅寺正筹划将净慧大师的一些重要开示集结成册，并翻译成英文对外宣传。因缘巧合我正好赶上机会，便承担了《赵州禅话》（ 2000 年内部出版）的译英工作。“禅七”结束告别之际，我对当时担任监院的明海法师说：“柏林禅寺在我心中，净慧大师在我心中。”我深信，他能感受到我的话发自内心。

英文版《入禅之门》的意义

公元六世纪，菩提达摩到中国来传播佛法，成为中国禅宗初祖。公元十二世纪禅宗由中国传入日本，又过了六百多年之后， 1927 年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 (D. T. Suzuki) 用英文发表的《禅学文集》，是禅宗传入西方的里程碑，从此西方人得以用自己的文字了解东方古老的禅宗理念。鉴于这样的传播路径，在随后出版的大多数英文禅学文献中，虽然也会提到“无”字公案和六祖慧能，但引用率最高的是 Dogen Zenji （道元禅师）的法语。道元希玄（ 1200 - 1253 ）因创建日本著名的永平寺又被称为永平道元，是日本曹洞宗之开祖，受到西方人普遍的敬仰。

记得有一次，我跟格拉斯曼禅师谈起这一现象时，他对我说：“ It is the time to return Zen to China, now. ( 现在应该是把禅宗还给中国的时候了。 ) ”他本人就希望能有机会到南华寺祭礼六祖真身。格拉斯曼禅师的这句话传达了一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呢？那就是中国应该不失时机地把禅宗这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介绍到国外，包括中国禅师的事迹与传承、禅法的方便与演化。英文版《入禅之门》，正是这样一本涉及祖师禅与中国禅现代发展的书，它将填补英文禅学书籍的“空白”，自 2003 年内部出版以来，已经引起国外读者和出版社的关注。如今因缘成熟，正式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赞叹的事。

禅宗由中国传入日本后，为方便禅学理念融入日本文化和日本生活，对一些关键词汇进行了转换。禅宗传入西方以后，英文也就顺理成章地沿用了这些词汇。如今已是二十一世纪，作为承担起对外宣传中国禅宗的新一代译者，我心中怀有一份坚持，那就是关键词汇一律采用现代汉语拼音：是“ Chan ”而不是“ Zen ”，是“ Gongan ”而不是“ koan ”，是“ Wu ”而不是“ Mu ”，是“ Hui Neng ”而不是“ Eno ”，如是等等……我认为这是“把禅宗还给中国”的一个方面。比如净慧大师倡导的“生活禅”，就用“ Sheng Huo Chan ”，可以加上英文注解，但交流和表达时，就用“ Sheng Huo Chan ”。久而久之约定俗成，一些关键词汇将逐步还其本来面目。

因缘奇妙

回想起来，真是因缘奇妙。 1993 年在纽约禅社修禅时，纽约时逢三十年未遇的大雪； 1999 年在柏林禅寺打禅七起七那天，又是大雪纷飞。山长水阔、岁月变迁，仿佛上苍以同样洁净、空灵的银白仪式，荡涤我心中的尘垢。

年轻时，我坚持“有所求，必有所不求”的信念，放弃了功名利禄只求学问，结果我求得赴美国著名学府做访问学者的机会。然而，在高度物质文明的美国，我却经历了有生以来最为彷徨、最为疑惑的阶段，原因是我意识到“求学问”也是一种执著。既然有所执著，就一定被其所累、所束缚。不过，懂得道理并不等于道理就起作用，我不断问自己：如果连“求学问”都放弃了，那么我为什么而活着？那些找不到答案的日子不仅难熬而且令人恐惧，弄得我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其实，只有当一个人从一切执著中解脱出来，才会真正感受到自己一直身处其间的大自然的福泽：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生活多美、活着多美。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感激之情会从心中涌起，随之扩大到对亲人朋友的感激、对周围所有人的感激、甚至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和事的感激，正是这一切成就了自己，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自己。再进一步，当一个人对“个人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对“缘起性空”有了真切的感悟时，“自己”和“自己所做的事”已不复存在，任何人只要遇到相同的因缘，都会做同样的事。至此，我开始明白，淡泊人生、得失随缘、怡然自在就是禅。这些认识自然是随后从多年学习与修证中获得的。当初我确实是处在极度惶恐之中发现禅宗的。

在《禅的顿悟》“译后记”中，我曾经写下：“既然世界上一切事情并不是固定而独立存在的，任何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的事，想来都蕴藏着某种必然。”当我将自己的人生拼块拼成图案时，发现少了哪一块，都不会是现在的模样。不可思议的奇妙因缘，让我感受到佛法的化导力量和无比恩泽，也让我获得不期而遇的极好机会，为翻译大德高僧的著作尽一点绵薄之力。由于是在做一件自己乐于做的事，翻译时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完全集中到具体的文字上，便没有了物质的诱惑、没有了生活的担忧、甚至没有了任何目的，谁能说这不是一份难得的清净与享受。再说，在反复推敲、再三斟酌的翻译过程中，内心得到禅理禅机的滋润，谁能说这不是一条学习与修证的路径。我知道，禅学领域的翻译极具挑战，为迎接挑战而付诸努力，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净化人生的身体力行。

守住寂寞

我国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 1854 – 1921 ），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信：诚实、不欺。要求译者忠实于原著。达：表达、传达、荐达。要求译者使用合乎规范的语言，表达原著的思想与精神。雅：雅正、高尚美好、不庸俗。要求译文优雅、言简意赅、雅俗共赏。从 1964 年进入大学本科学习英语专业到现在，四十多年的光阴和付出，我依然感到自己的翻译水平远远没有达到“信、达、雅”。

特别是在涉足于翻译禅学文献与书籍的这十多年里，我深深感到这一领域对翻译的要求十分挑剔。为了准确地翻译原著，在诸多可能的译法中选择最能精确传达原著精神的译法，取决于译者是否熟悉所翻译的内容，是否精通所涉及的语言，并能熟练地用另一种语言流畅表达。禅学语言的独特之处在于简练而又精辟，用来表达的文字可能会有多种译法，一个关键词汇往往传达了全部思想内涵，在具体上下文中辨别所用词汇之间的细微差别，不仅要求译者具备对哲理的敏锐和对禅宗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译者本人在禅修方面的体验和悟性。无论缺乏哪一方面的积累，译者无疑会使空灵的禅语变得索然无味，从而削弱原著的分量。

面对如此高的素质要求，任何一个涉足于禅学领域翻译工作的人，都应该以一种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精神稳步进取。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翻译，将贻误后学。以《入禅之门》中“祖师禅”三个字的翻译为例，“祖师”这个词就有三种译法可供选择：第一， patriarch, 该词的定义之一是（宗教、学派的）创始者、鼻祖；第二， Bodhidharma, 即菩提达摩、达摩祖师，中国禅宗初祖；第三， the founder of a sect, 意思是（某一）佛教宗派的创建人。从字面上看，选择第一种译法比较恰当，将“祖师禅”译作 “Patriarch Chan” 没有错。但由于祖师禅是中国禅的特色，“祖师禅”变成一个十分关键的词汇，不能仅仅满足于字面上的翻译，除选词要精准、达意以外，简洁明了的注释有助于外国读者对这一关键词汇的把握。求助于字典的结果，《日英禅语辞典》将“祖师禅”定义为：“ Bodhidharma's Zen Buddhism transmitted by Hui-neng, the sixth patriarch in China （中国禅宗六祖慧能传承的菩提达摩禅法）。”这一定义显然不够准确。我参照《佛光大辞典》对“祖师禅”相当详尽的解释、以及净慧大师在《双峰禅话》中对“祖师禅”的定义，最后决定将“祖师禅”翻译为“ Patriarchs' Chan ”，并用括号加上英文注释： ( the Mind-to-Mind transmittion of Chan Buddhism from Bodhidharma to Hui Neng; the orthodox lineage that emphasizes “a direct pointing at the human Mind and attainment of Buddhahood.) 中文意思是“从菩提达摩到慧能以心印心的禅法；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正宗禅脉。”

通过上述例子，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像大多数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坚持职守一样，译者的素质、修养和功底，是岁月换来的、是生命铸就的。翻译一个词、一个概念、一句话也许并不难，但以一种穷原竟委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词、每一个概念、每一句话的翻译则难能可贵。 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轰动拉美及世界文坛的《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Garcia Marquez) 曾经说过：“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上，作家永远是孤军奋战的，这跟海上遇难者在惊涛骇浪里挣扎一模一样。是啊，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包括翻译在内的文字创作工作，显然不是人人都能从事的职业，因为福慧、天赋、机缘这些东西可遇而不可求，更别说长年累月孤军奋战的坚持。于我而言，余生别无它求，但求静下心来、守住寂寞，以平常心做平常事。

[1] 《入禅之门》净慧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 7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