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言： 2003 年初，河北社科院在编纂《燕赵思想家研究丛书》时，让我撰写慧能章节。此文便是节选于《慧能思想研究》。我不是学者，不会做学问，文章难免漏洞百出。不过，自以为有佛徒的情感，起码是真诚的。我在文中推论《坛经》最早的版本系《六祖法宝记》，本认为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提法，前几日在网上偶然发现台湾《汉光杂志》（ 2004 · 172 ）中央大学 林崇安 教授的文章已将此观点先发表了出来。好在我与他论证的角度不同，总算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关于慧能生平

（一） 迁居南海

在各种版本的《坛经》中，慧能自述身世时，都提到了“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穷，于市 卖 柴”的情节。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慧能母子在卢行瑫死后，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新州，到南海（今广州。一说佛山）谋生。其二，慧能在街市卖柴，是在广州，而不是新州。——他的家乡夏卢村，距离新州县城有三十里之遥，在人口稀少、森林密布的唐代新州，不可能花两个时辰，从这么远的地方挑一担柴去卖。

大多数学者根据初唐时期的行政区划，认为慧能所说的“南海”是南海县，治所佛山，县境西南又有一座西樵山，所以理所当然地推定慧能卖柴的地方是在佛山镇。笔者认为，慧能生活的初唐时期，刚刚废郡为州，将南海郡改称为广州，那时，人们习惯上仍然将广州称作“南海”，所以，慧能所说的南海，应该就是广州，而不是南海县佛山。不是么，就连数十年之后，白居易在为慧能写碑文的时候，也说：“南海有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将广州称作南海。甚至，直到几百年之后的元代，整理《坛经》的广州法性寺住持宗宝，依然称自己是“南海宗宝”。他在广州光孝寺撰写《坛经》跋文，也说“南海跋”。正是因为慧能曾经在广州生活多年，对市区的地理非常熟悉（比他的家乡新州还熟），所以，当他出山之后，第一个来到的地方就是广州城内的光孝寺。

慧能与母亲之所以移来南海，说明在家乡生活十分艰难，不得不舍离故土远走他乡。这个时间，应该是在慧能年龄很小、尚无力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的时候——不然的话，就不用背井离乡了。这就是说，慧能极有可能是在广州长大成人，并度过少年时期的。

慧能在当时南中国文化最发达、商业最繁茂、与海外交流最频繁的广州居住（以他樵夫的职业推定推测，应该住在城乡结合部，或者近郊）并长大成人的史实，被许多研究者忽略了。这不但是他后来之所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出家的前因，我想，普通百姓与富商大贾之间生存状况的强烈对比，以及盛唐时期港口城市特有的自由、开放的人文环境，对他以后海纳百川般的思想的构成、直接了当的顿悟法门设立、日用即佛事的禅修风格，应该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得法年龄

关于慧能来黄梅拜谒弘忍并得到衣法的时间，各种典籍众说不一。

１．二十二岁说：如《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圆觉经大疏钞》等。

２．二十四岁说：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等。

３．三十四岁说：如《曹溪大师别传》等。

此外，还有三十七岁说等等。

其二十二岁说者，都认为慧能二十二岁那年离开广州，北上求法，“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显然，这里忽略了慧能途径曹溪，与刘志略结拜、为无尽藏讲解《涅槃经》、入住宝林寺的史实。何况，慧能还曾到乐昌县石窟跟随智远禅师坐禅——正是由此，他得出了“拘身坐禅”无益的结论，终生不提倡单纯枯坐守静看净。

《曹溪大师别传》所记载的年号极为混乱，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很难令人信服。

排除其他之后，二十四岁说便凸现了出来。其一，《略序》的作者法海，就是《坛经》最初的记录、整理者，他是慧能十大弟子之首，也是慧能座下弟子中年龄最大（生于 650 年）、跟随时间最长、始终伴随身旁的人，所以，他的记载可信度最高。其二，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所列举的有关神秀的资料，也很有说服力：

根据张说《大通禅师（神秀谥号）碑》的记载推断，神秀五十岁时拜谒弘忍的时间应该在永徽六年（ 655 ），“服勤六年”之后则是龙朔元年（ 661 ）。就在这一年，他“涕辞而去，退藏于密”。这就是说，神秀与慧能可能同在东山寺的时间为 655 年至 661 年期间。而这，与慧能十八至二十四岁相当。这一客观事实，也直接否定了“三十四岁说”——慧能三十四岁时，是咸亨二年（ 671 ），神秀早已隐居潜修，多年未现踪影，慧能根本不可能与他共住在东山寺。再根据慧能与神秀几乎同时离开东山寺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慧能二十二岁（ 659 年）离开广州，北上求法，路途之中在曹溪与乐昌等地盘桓了一年多时间，然后才到达黄梅，拜谒五祖弘忍。他在寺院舂了八个月的米，于二十四岁时（ 661 年）得到弘忍的印可，授予衣法，并于当年离开了黄梅东山。

（三） 关于隐居

慧能得法之后，遭到了争夺衣钵的名利之徒追杀，被迫隐姓埋名，藏入四会、怀集一带的粤东深山。根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与众多民间传说（详见笔者拙著《六祖慧能传奇》），可以肯定确有其事。但隐居的时间，各种记载差距很大。《坛经》宗宝本记为十五年，《祖堂集》说是四年，《别传》定为五年，而王维的碑铭载为十六年。

各种说法都有其道理，笔者虽然认同“十五年之说”，但不想在数字上过多纠缠，只是想就慧能隐居本身，作一些其他探讨：

他隐居的直接原因，当然是为了躲避追杀。但是，如果单单为此藏入深山十五六年，时间似乎太长了一些。再说，在深山之中，谋生的手段很多，例如自古以来的隐士，“ 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 可是，慧能作为一个佛教徒，为什么偏偏混迹于猎人队中？

第一，慧能不是一个“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的隐士；其二，他也不像其他禅师住山、闭关那样（禅宗名言曰：不破本参不住山，不到重关不闭关），是为了避喧趋静深入禅定。那么，他为什么长时间生活在猎人之中？笔者大胆猜测，他，六祖慧能，是为了更好修行！

慧能已经悟透禅关，还需要修行吗？他提倡“见性成佛”，难道也需要修行？

首先，开悟、见性成佛，是说见与佛齐，理上成佛，此时，尚未完全具备六通五明（六通：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五明：即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也就是尚不具备佛的所有福德，所以要继续修行。第二，慧能的“劳作即佛事、日用即禅修”并非不要修行，而是反对拘身静坐之类的刻意修行，提倡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因此，大彻大悟之后的慧能必然还会修行，而且是真正的修行——所谓“悟后真修”，即是此义。弘忍不是曾经对慧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可是，慧能为何要在猎人队里生活修行？他的心性会不会被血腥所污染？

《文殊师利净律·道门品》（大正藏 14 · 452 页）云：“人心本净，纵处秽浊则无瑕疵，犹如日明不与冥合，亦如莲花不为泥尘之所玷污。”

《维摩诘经·佛道品》说：“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 美丽、高贵的莲花，必须生长在很脏的污泥里面。只有在烦恼污泥中行进的人，才有希望在他们的境界里生起大乘佛法来。这就是说，佛果成就在烦恼的污泥当中。 据《 景德传灯录 》记载，禅宗二祖慧可在将衣钵传给三祖僧璨之后，独自来到了邺都一带（今河北大名县东北），“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如是长达三十余年。有人责问慧可：“你是出家的僧人，僧人有僧人戒律，怎么能在这些肮脏的地方出入呢？”慧可回答：“我自调心，何关汝事！” ——在逆境中调心，就是最好的修行。并且，慧可这一“调心”过程长达三四十年，直到他一百零七岁高龄圆寂。 《维摩诘经》又说：“又如，殖种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 譬如 ，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在大乘佛法看来，五浊恶世，众生的烦恼邪见，就是滋长菩提道果最好的地方。在他们心目中，三界火宅，就是修行的地方；轮回生死的路，也就是修行的路；黑暗像地狱一样的环境，正是行菩萨道的地方。大乘佛教的伟大，就是在这些地方显发出来。 “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 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
《维摩诘经》的这首偈子表明， 大乘禅者在烦恼、在五欲、在矛盾最剧烈的地方参悟、修行，犹如火中生长莲花一样，极为艰难。但是，敢于置身五浊恶世、在欲行禅的人，大都已经开悟见道，他们的修行目的十分明确，所以他们自在无碍，外面的世界越是污浊、越是烦恼，反而会使他内心的清凉愈发加强，道德增长得越快。

慧能之所以混迹于猎人之中，“但吃肉边菜”，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对于一个专注于内心世界的禅者说来，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的，所以，慧能在深山隐居的岁月，在他的觉受中，不会感到很漫长。同时，悟后之修，消磨习气，增长福慧，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十五年之说，有其合理性。

至于“十六年说”，是从慧能离开黄梅算起，到他正式出山，首尾正好一十六年。这种算法，是将他从黄梅回到曹溪路上用的两个月时间、进住宝林寺的那八九个月时间、然后才隐居的过程忽略了。

二、关于《六祖坛经》

慧能从广州回到曹溪之后，以独具一格的宗风，在禅海之中吹起了滔天巨浪。 如高峰之凌拔平川，益显其伟岸；似江河之冲破峡关，更见其奔腾。四方学僧，海众奔凑，望山而趋；八方民众，虔诚顶礼，信仰皈依。当时的韶州刺史韦琚，多次奉请慧能下山，到城里的大梵寺登坛说法，演扬宗旨。大约是慧能晚年，在一次准备得十分充分的法会上，韦琚请慧能的上首大弟子法海，将慧能的演讲记录了下来。由此，禅宗史上最为重要的、光耀古今的煌煌巨著——《六祖坛经》诞生了！

《坛经》是慧能多次说法的综合结集，也是他一生重要活动的记录，因此，集中展现了他的佛学思想。它的问世，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全新时代开创的标志——从此，宣告了中国禅宗的正式形成，宣告了佛教中国化的初步完成。正如 汤用彤 先生指出的那样：“此经影响巨大，实于达摩禅学有重大发展，为中华佛学之创造也”①。大学问家钱穆说《坛经》是探索中国文化的必读典籍。的确，作为禅宗的宗经，作为指导禅僧修行的理论纲领，《坛经》对于禅宗的迅猛发展、快速传播，使其一跃成为汉传佛教最大的宗派，乃至佛教的主流，其作用不可估量。而且，一千多年来，它早已超越出了佛教范畴，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坛经的名称

《坛经》全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在汗牛充栋的中国佛学著作中，被尊为“经”的，仅此一部。

它为何能被尊为“经”？

“伟乎，《坛经》之作也！……前圣也，后圣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复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虚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无碍也，若鸿渐之有序也。”

宋代名僧契嵩这一文采斐然、令人荡气回肠的《坛经赞》，自是有感而发，由衷地传达了后代禅僧的情感：六祖慧能的语录既然如此灿烂辉煌，古往今来的诸佛贤圣也是如此开示悟入，自然可以称作为“经”。所以，元代宗宝说：“六祖大师平昔所说之法，皆大乘圆顿之旨，故目之曰经”。

大体而言，“经”特指佛之所说，将佛亲口所说集录，是为真经，非佛所说，则为伪经。佛教界最反感迷惑大众的伪经，一经发现，口诛笔伐，毫不留情，并以最重的罪过诅咒之。依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所记，仅仅在唐代，被列为伪经的就有四百多部，一千多卷。

可是，《坛经》并非佛陀所说，也非佛所亲口认可，为何千百年来在佛教界并无异议？

因为人们以“四依法”对《坛经》的内容进行考量，慧能所说的法要与佛陀所说的经典，虽不一、却不异，皆是从自性中流出，其大乘体系无二无别，应该如同佛经一样得到尊崇。

“四依法”是修行佛法的四种原则。即，依法不依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 (1) 依法不依人：以所说的教法是否合乎佛道为准则，而不执著说法者是谁。 (2)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其教法符合中道佛性，了达圆融，而不是偏于一边的权理之说。 (3) 依义不依语：注重于教法的涵义，而不执著表面上的语言、文句。 (4) 依智不依识：依佛教的正观心智，而不依世俗的妄识。

法，即是法性；义，即是如来常住不变；智，是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了义，是一切了达，圆融无碍的大乘经典。以此“四依”为标准衡量《坛经》，通篇如同佛说，都是真知卓见的佛法。

此外，笔者还认为，《坛经》之所以以“经”冠名，更是慧能“见性成佛”思想主张的标志。

“见性成佛”是慧能的佛学思想核心。这里所说的性，是佛性，也是自性。它具有慧能所说的五大特点：“ 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 ”既然自性具足功德，能生万法，那么，此性即佛，见性之后，当下“见与佛齐”，与诸佛无异。也就是说，其见解与诸佛相同。因此，慧能的语录与释迦牟尼的法语一样，自然而然也就是代表佛法的“经”了。

同理，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不敢如佛之说，语录不能称作“经”，如何敢说“见与佛齐”？如何见性成佛？

因此，北宋初年，惠昕在《六祖坛经序》中说：“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为《坛经》……”

能叫人顿悟菩提、见性成佛的著作，当然是“经”了！

《坛经》被尊为经，表明了弟子们对慧能崇敬如佛。可是，为什么称为“坛”呢？

坛，是土筑的高台，“筑土而高曰坛”②，系古代举行祭祀、誓师、会盟等重大典礼的场所。佛教所说的坛，一般指坛场——传禅、授戒、修法、供佛的场所。按其功能，分为戒坛、法坛、忏坛、密坛……。戒坛用来给僧人授具足戒，亦称戒台。法坛是法师开法、讲经的地方，又称为“施法坛”。忏坛是举行拜忏仪式的场所，大约伴随着梁武帝创制“梁皇宝忏”而出现。

密坛称作“曼荼罗”（梵语 man!d!ala ，西藏语 dkyil-h!khor 。又作曼陀罗），是密宗（包括藏密与唐密）行人在修行密法时，为防止魔众侵入而划的、绘有佛菩萨画像的圆形、方形区域。曼荼罗还有聚集之意，即诸佛、菩萨、圣者所居处之地，所以庄严、圣洁而神秘。

慧能的上座弟子法海所撰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慧能出家时法性寺住持释法才所撰写的《法性寺菩提树发塔记》③，都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

据说，广州法性寺的戒坛，系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所建。他还专门树立了一座石碑，刻字预言说：“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

一百多年之后，求那跋陀罗所悬记的肉身菩萨——慧能，果然在这个戒坛上受了具足戒，并在戒坛旁边的菩提树下升座开法，首传“见性成佛”法门。于是，后人为纪念这一盛事，将慧能的语录名之为《坛经》④。

另一种说法来自宋代禅宗高僧契嵩。他在《坛经赞》题注中说：“始，其众人欲请宗门第六祖大鉴（大鉴，慧能的谥号）禅师开演东山法门于韶阳大梵寺，尊敬大鉴之道，乃封土为坛，以资其说法。其后其弟子集大鉴之说，因而目曰《坛经》。

除此以外，笔者还认为，后人之所以以“坛”命名《坛经》，是出自对法的恭敬。

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大师在《方等三昧行法》中说：“道场应作圆坛，纵广一丈六尺。……作五色圆盖，悬于坛上。”

五色圆盖是佛教的庄严之具，一般用来供养佛菩萨，应该高悬于佛座之上。由此可见，佛教道场中的坛，更多的是用来供奉佛像、经书，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场所。

遥想当年，六祖慧能跏趺静坐在鲜花簇拥、香烟氤氲、幢盖高悬的高高的法坛上，如同醍醐甘露一般的法要从自性中徐徐流出，滋润着众人饥渴的心田……其场景，是多么的庄严！其氛围，是多么的圣洁！六祖慧能的威仪，是多么的清净端严！……在这种情况下记录下来的法语，自然极尽神圣。所以，这个“坛”字不仅仅是地点的表示，更是妙高庄严、神圣灵明的象征，熔铸了弟子后学朝圣一般的情感。

同样，弟子们出自对慧能禅法的崇敬，还在前面加了“法宝”二字。

佛教有佛、法、僧三宝之说。佛者，觉也；一切佛，即佛宝。法者，轨也；佛所说之法，即法宝。僧者，清净；奉行佛所说之法的人，即僧宝。

法是万事万物内在的法则。法，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就是宇宙人生的规律。同样，万事万物本身，就是法理的示现、体现。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通达了诸法的实相——法理，而且使自己的生命与宇宙人生的法则相应了，所以达到觉悟，成了佛。佛作为觉者，他的智慧，就是因为是与万事万物的法则是相应的，所以无边无际，圆融无碍，通达一切。佛经所阐释的教理，并不神秘、也不玄奥，就是宇宙人生、万事万物存在、发展的规律和法则。所有的佛经，三藏十二部，洋洋数千卷，纵横开阖，正说反论，都不过是在论述这个“法”。 法，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动不摇，它并不因佛的发现而光辉，也不因无人认识而湮灭。法本如如，法尔如是！因此， 在佛、法、僧三宝中，法处于中心位置，法更为重要。正是因为如此，《坛经》虽非佛说，因其正确阐释了宇宙人生的法理，所以也是“法宝”。

关于《坛经》题目中“法宝”二字的渊源，将在下文中专门论述。 （待续）

附注：

①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

②《汉书·高帝纪》

③《重修曹溪志》卷五

④ 参见丁福保《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