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2008年度第一期慧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慧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张志军

作者附言: 2003 年初,河北社科院在编纂《燕赵思想家研究丛书》时,让我撰写慧能章节。此文便是节选于《慧能思想研究》。我不是学者,不会做学问,文章难免漏洞百出。不过,自以为有佛徒的情感,起码是真诚的。我在文中推论《坛经》最早的版本系《六祖法宝记》,本认为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提法,前几日在网上偶然发现台湾《汉光杂志》( 2004 · 172 )中央大学 林崇安 教授的文章已将此观点先发表了出来。好在我与他论证的角度不同,总算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关于慧能生平

(一) 迁居南海

在各种版本的《坛经》中,慧能自述身世时,都提到了“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穷,于市 卖 柴”的情节。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慧能母子在卢行瑫死后,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新州,到南海(今广州。一说佛山)谋生。其二,慧能在街市卖柴,是在广州,而不是新州。——他的家乡夏卢村,距离新州县城有三十里之遥,在人口稀少、森林密布的唐代新州,不可能花两个时辰,从这么远的地方挑一担柴去卖。

大多数学者根据初唐时期的行政区划,认为慧能所说的“南海”是南海县,治所佛山,县境西南又有一座西樵山,所以理所当然地推定慧能卖柴的地方是在佛山镇。笔者认为,慧能生活的初唐时期,刚刚废郡为州,将南海郡改称为广州,那时,人们习惯上仍然将广州称作“南海”,所以,慧能所说的南海,应该就是广州,而不是南海县佛山。不是么,就连数十年之后,白居易在为慧能写碑文的时候,也说:“南海有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将广州称作南海。甚至,直到几百年之后的元代,整理《坛经》的广州法性寺住持宗宝,依然称自己是“南海宗宝”。他在广州光孝寺撰写《坛经》跋文,也说“南海跋”。正是因为慧能曾经在广州生活多年,对市区的地理非常熟悉(比他的家乡新州还熟),所以,当他出山之后,第一个来到的地方就是广州城内的光孝寺。

慧能与母亲之所以移来南海,说明在家乡生活十分艰难,不得不舍离故土远走他乡。这个时间,应该是在慧能年龄很小、尚无力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的时候——不然的话,就不用背井离乡了。这就是说,慧能极有可能是在广州长大成人,并度过少年时期的。

慧能在当时南中国文化最发达、商业最繁茂、与海外交流最频繁的广州居住(以他樵夫的职业推定推测,应该住在城乡结合部,或者近郊)并长大成人的史实,被许多研究者忽略了。这不但是他后来之所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出家的前因,我想,普通百姓与富商大贾之间生存状况的强烈对比,以及盛唐时期港口城市特有的自由、开放的人文环境,对他以后海纳百川般的思想的构成、直接了当的顿悟法门设立、日用即佛事的禅修风格,应该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得法年龄

关于慧能来黄梅拜谒弘忍并得到衣法的时间,各种典籍众说不一。

1.二十二岁说:如《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圆觉经大疏钞》等。

2.二十四岁说: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等。

3.三十四岁说:如《曹溪大师别传》等。

此外,还有三十七岁说等等。

其二十二岁说者,都认为慧能二十二岁那年离开广州,北上求法,“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显然,这里忽略了慧能途径曹溪,与刘志略结拜、为无尽藏讲解《涅槃经》、入住宝林寺的史实。何况,慧能还曾到乐昌县石窟跟随智远禅师坐禅——正是由此,他得出了“拘身坐禅”无益的结论,终生不提倡单纯枯坐守静看净。

《曹溪大师别传》所记载的年号极为混乱,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很难令人信服。

排除其他之后,二十四岁说便凸现了出来。其一,《略序》的作者法海,就是《坛经》最初的记录、整理者,他是慧能十大弟子之首,也是慧能座下弟子中年龄最大(生于 650 年)、跟随时间最长、始终伴随身旁的人,所以,他的记载可信度最高。其二,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所列举的有关神秀的资料,也很有说服力:

根据张说《大通禅师(神秀谥号)碑》的记载推断,神秀五十岁时拜谒弘忍的时间应该在永徽六年( 655 ),“服勤六年”之后则是龙朔元年( 661 )。就在这一年,他“涕辞而去,退藏于密”。这就是说,神秀与慧能可能同在东山寺的时间为 655 年至 661 年期间。而这,与慧能十八至二十四岁相当。这一客观事实,也直接否定了“三十四岁说”——慧能三十四岁时,是咸亨二年( 671 ),神秀早已隐居潜修,多年未现踪影,慧能根本不可能与他共住在东山寺。再根据慧能与神秀几乎同时离开东山寺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慧能二十二岁( 659 年)离开广州,北上求法,路途之中在曹溪与乐昌等地盘桓了一年多时间,然后才到达黄梅,拜谒五祖弘忍。他在寺院舂了八个月的米,于二十四岁时( 661 年)得到弘忍的印可,授予衣法,并于当年离开了黄梅东山。

(三) 关于隐居

慧能得法之后,遭到了争夺衣钵的名利之徒追杀,被迫隐姓埋名,藏入四会、怀集一带的粤东深山。根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与众多民间传说(详见笔者拙著《六祖慧能传奇》),可以肯定确有其事。但隐居的时间,各种记载差距很大。《坛经》宗宝本记为十五年,《祖堂集》说是四年,《别传》定为五年,而王维的碑铭载为十六年。

各种说法都有其道理,笔者虽然认同“十五年之说”,但不想在数字上过多纠缠,只是想就慧能隐居本身,作一些其他探讨:

他隐居的直接原因,当然是为了躲避追杀。但是,如果单单为此藏入深山十五六年,时间似乎太长了一些。再说,在深山之中,谋生的手段很多,例如自古以来的隐士,“ 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 可是,慧能作为一个佛教徒,为什么偏偏混迹于猎人队中?

第一,慧能不是一个“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的隐士;其二,他也不像其他禅师住山、闭关那样(禅宗名言曰:不破本参不住山,不到重关不闭关),是为了避喧趋静深入禅定。那么,他为什么长时间生活在猎人之中?笔者大胆猜测,他,六祖慧能,是为了更好修行!

慧能已经悟透禅关,还需要修行吗?他提倡“见性成佛”,难道也需要修行?

首先,开悟、见性成佛,是说见与佛齐,理上成佛,此时,尚未完全具备六通五明(六通: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五明:即语文学的声明、工艺学的工巧明、医药学的医方明、论理学的因明、宗教学的内明)。也就是尚不具备佛的所有福德,所以要继续修行。第二,慧能的“劳作即佛事、日用即禅修”并非不要修行,而是反对拘身静坐之类的刻意修行,提倡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因此,大彻大悟之后的慧能必然还会修行,而且是真正的修行——所谓“悟后真修”,即是此义。弘忍不是曾经对慧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可是,慧能为何要在猎人队里生活修行?他的心性会不会被血腥所污染?

《文殊师利净律·道门品》(大正藏 14 · 452 页)云:“人心本净,纵处秽浊则无瑕疵,犹如日明不与冥合,亦如莲花不为泥尘之所玷污。”

《维摩诘经·佛道品》说:“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 美丽、高贵的莲花,必须生长在很脏的污泥里面。只有在烦恼污泥中行进的人,才有希望在他们的境界里生起大乘佛法来。这就是说,佛果成就在烦恼的污泥当中。 据《 景德传灯录 》记载,禅宗二祖慧可在将衣钵传给三祖僧璨之后,独自来到了邺都一带(今河北大名县东北),“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如是长达三十余年。有人责问慧可:“你是出家的僧人,僧人有僧人戒律,怎么能在这些肮脏的地方出入呢?”慧可回答:“我自调心,何关汝事!” ——在逆境中调心,就是最好的修行。并且,慧可这一“调心”过程长达三四十年,直到他一百零七岁高龄圆寂。 《维摩诘经》又说:“又如,殖种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 譬如 ,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在大乘佛法看来,五浊恶世,众生的烦恼邪见,就是滋长菩提道果最好的地方。在他们心目中,三界火宅,就是修行的地方;轮回生死的路,也就是修行的路;黑暗像地狱一样的环境,正是行菩萨道的地方。大乘佛教的伟大,就是在这些地方显发出来。 “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 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
《维摩诘经》的这首偈子表明, 大乘禅者在烦恼、在五欲、在矛盾最剧烈的地方参悟、修行,犹如火中生长莲花一样,极为艰难。但是,敢于置身五浊恶世、在欲行禅的人,大都已经开悟见道,他们的修行目的十分明确,所以他们自在无碍,外面的世界越是污浊、越是烦恼,反而会使他内心的清凉愈发加强,道德增长得越快。

慧能之所以混迹于猎人之中,“但吃肉边菜”,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对于一个专注于内心世界的禅者说来,时间和空间都是相对的,所以,慧能在深山隐居的岁月,在他的觉受中,不会感到很漫长。同时,悟后之修,消磨习气,增长福慧,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十五年之说,有其合理性。

至于“十六年说”,是从慧能离开黄梅算起,到他正式出山,首尾正好一十六年。这种算法,是将他从黄梅回到曹溪路上用的两个月时间、进住宝林寺的那八九个月时间、然后才隐居的过程忽略了。

二、关于《六祖坛经》

慧能从广州回到曹溪之后,以独具一格的宗风,在禅海之中吹起了滔天巨浪。 如高峰之凌拔平川,益显其伟岸;似江河之冲破峡关,更见其奔腾。四方学僧,海众奔凑,望山而趋;八方民众,虔诚顶礼,信仰皈依。当时的韶州刺史韦琚,多次奉请慧能下山,到城里的大梵寺登坛说法,演扬宗旨。大约是慧能晚年,在一次准备得十分充分的法会上,韦琚请慧能的上首大弟子法海,将慧能的演讲记录了下来。由此,禅宗史上最为重要的、光耀古今的煌煌巨著——《六祖坛经》诞生了!

《坛经》是慧能多次说法的综合结集,也是他一生重要活动的记录,因此,集中展现了他的佛学思想。它的问世,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全新时代开创的标志——从此,宣告了中国禅宗的正式形成,宣告了佛教中国化的初步完成。正如 汤用彤 先生指出的那样:“此经影响巨大,实于达摩禅学有重大发展,为中华佛学之创造也”①。大学问家钱穆说《坛经》是探索中国文化的必读典籍。的确,作为禅宗的宗经,作为指导禅僧修行的理论纲领,《坛经》对于禅宗的迅猛发展、快速传播,使其一跃成为汉传佛教最大的宗派,乃至佛教的主流,其作用不可估量。而且,一千多年来,它早已超越出了佛教范畴,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坛经的名称

《坛经》全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在汗牛充栋的中国佛学著作中,被尊为“经”的,仅此一部。

它为何能被尊为“经”?

“伟乎,《坛经》之作也!……前圣也,后圣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复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虚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无碍也,若鸿渐之有序也。”

宋代名僧契嵩这一文采斐然、令人荡气回肠的《坛经赞》,自是有感而发,由衷地传达了后代禅僧的情感:六祖慧能的语录既然如此灿烂辉煌,古往今来的诸佛贤圣也是如此开示悟入,自然可以称作为“经”。所以,元代宗宝说:“六祖大师平昔所说之法,皆大乘圆顿之旨,故目之曰经”。

大体而言,“经”特指佛之所说,将佛亲口所说集录,是为真经,非佛所说,则为伪经。佛教界最反感迷惑大众的伪经,一经发现,口诛笔伐,毫不留情,并以最重的罪过诅咒之。依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所记,仅仅在唐代,被列为伪经的就有四百多部,一千多卷。

可是,《坛经》并非佛陀所说,也非佛所亲口认可,为何千百年来在佛教界并无异议?

因为人们以“四依法”对《坛经》的内容进行考量,慧能所说的法要与佛陀所说的经典,虽不一、却不异,皆是从自性中流出,其大乘体系无二无别,应该如同佛经一样得到尊崇。

“四依法”是修行佛法的四种原则。即,依法不依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 (1) 依法不依人:以所说的教法是否合乎佛道为准则,而不执著说法者是谁。 (2)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其教法符合中道佛性,了达圆融,而不是偏于一边的权理之说。 (3) 依义不依语:注重于教法的涵义,而不执著表面上的语言、文句。 (4) 依智不依识:依佛教的正观心智,而不依世俗的妄识。

法,即是法性;义,即是如来常住不变;智,是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了义,是一切了达,圆融无碍的大乘经典。以此“四依”为标准衡量《坛经》,通篇如同佛说,都是真知卓见的佛法。

此外,笔者还认为,《坛经》之所以以“经”冠名,更是慧能“见性成佛”思想主张的标志。

“见性成佛”是慧能的佛学思想核心。这里所说的性,是佛性,也是自性。它具有慧能所说的五大特点:“ 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 ”既然自性具足功德,能生万法,那么,此性即佛,见性之后,当下“见与佛齐”,与诸佛无异。也就是说,其见解与诸佛相同。因此,慧能的语录与释迦牟尼的法语一样,自然而然也就是代表佛法的“经”了。

同理,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不敢如佛之说,语录不能称作“经”,如何敢说“见与佛齐”?如何见性成佛?

因此,北宋初年,惠昕在《六祖坛经序》中说:“故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为《坛经》……”

能叫人顿悟菩提、见性成佛的著作,当然是“经”了!

《坛经》被尊为经,表明了弟子们对慧能崇敬如佛。可是,为什么称为“坛”呢?

坛,是土筑的高台,“筑土而高曰坛”②,系古代举行祭祀、誓师、会盟等重大典礼的场所。佛教所说的坛,一般指坛场——传禅、授戒、修法、供佛的场所。按其功能,分为戒坛、法坛、忏坛、密坛……。戒坛用来给僧人授具足戒,亦称戒台。法坛是法师开法、讲经的地方,又称为“施法坛”。忏坛是举行拜忏仪式的场所,大约伴随着梁武帝创制“梁皇宝忏”而出现。

密坛称作“曼荼罗”(梵语 man!d!ala ,西藏语 dkyil-h!khor 。又作曼陀罗),是密宗(包括藏密与唐密)行人在修行密法时,为防止魔众侵入而划的、绘有佛菩萨画像的圆形、方形区域。曼荼罗还有聚集之意,即诸佛、菩萨、圣者所居处之地,所以庄严、圣洁而神秘。

慧能的上座弟子法海所撰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慧能出家时法性寺住持释法才所撰写的《法性寺菩提树发塔记》③,都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

据说,广州法性寺的戒坛,系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所建。他还专门树立了一座石碑,刻字预言说:“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

一百多年之后,求那跋陀罗所悬记的肉身菩萨——慧能,果然在这个戒坛上受了具足戒,并在戒坛旁边的菩提树下升座开法,首传“见性成佛”法门。于是,后人为纪念这一盛事,将慧能的语录名之为《坛经》④。

另一种说法来自宋代禅宗高僧契嵩。他在《坛经赞》题注中说:“始,其众人欲请宗门第六祖大鉴(大鉴,慧能的谥号)禅师开演东山法门于韶阳大梵寺,尊敬大鉴之道,乃封土为坛,以资其说法。其后其弟子集大鉴之说,因而目曰《坛经》。

除此以外,笔者还认为,后人之所以以“坛”命名《坛经》,是出自对法的恭敬。

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大师在《方等三昧行法》中说:“道场应作圆坛,纵广一丈六尺。……作五色圆盖,悬于坛上。”

五色圆盖是佛教的庄严之具,一般用来供养佛菩萨,应该高悬于佛座之上。由此可见,佛教道场中的坛,更多的是用来供奉佛像、经书,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场所。

遥想当年,六祖慧能跏趺静坐在鲜花簇拥、香烟氤氲、幢盖高悬的高高的法坛上,如同醍醐甘露一般的法要从自性中徐徐流出,滋润着众人饥渴的心田……其场景,是多么的庄严!其氛围,是多么的圣洁!六祖慧能的威仪,是多么的清净端严!……在这种情况下记录下来的法语,自然极尽神圣。所以,这个“坛”字不仅仅是地点的表示,更是妙高庄严、神圣灵明的象征,熔铸了弟子后学朝圣一般的情感。

同样,弟子们出自对慧能禅法的崇敬,还在前面加了“法宝”二字。

佛教有佛、法、僧三宝之说。佛者,觉也;一切佛,即佛宝。法者,轨也;佛所说之法,即法宝。僧者,清净;奉行佛所说之法的人,即僧宝。

法是万事万物内在的法则。法,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就是宇宙人生的规律。同样,万事万物本身,就是法理的示现、体现。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通达了诸法的实相——法理,而且使自己的生命与宇宙人生的法则相应了,所以达到觉悟,成了佛。佛作为觉者,他的智慧,就是因为是与万事万物的法则是相应的,所以无边无际,圆融无碍,通达一切。佛经所阐释的教理,并不神秘、也不玄奥,就是宇宙人生、万事万物存在、发展的规律和法则。所有的佛经,三藏十二部,洋洋数千卷,纵横开阖,正说反论,都不过是在论述这个“法”。 法,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动不摇,它并不因佛的发现而光辉,也不因无人认识而湮灭。法本如如,法尔如是!因此, 在佛、法、僧三宝中,法处于中心位置,法更为重要。正是因为如此,《坛经》虽非佛说,因其正确阐释了宇宙人生的法理,所以也是“法宝”。

关于《坛经》题目中“法宝”二字的渊源,将在下文中专门论述。 (待续)

附注:

①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

②《汉书·高帝纪》

③《重修曹溪志》卷五

④ 参见丁福保《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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