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一甲子。

上一个丁亥年(1947)的春天，一代高僧太虚大师西去。一时间，天地为之动容。上至政府要员，下至新戒衲子，无不哀伤叹惋。

年逾百岁的虚云老和尚在追念太虚大师的悼词中有云：“月黯吴江，波生法海，顿归兜率，谁挽狂澜?嗟夫大师，怀智而来，忍悲而去。来也何迟，去也何疾?大愿未成。我怀何极……”

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敬绘太虚大师肖像，神采卓然，宛若重生。

太虚上人不生不灭。一甲子后，我们缅怀大师，他仍旧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大师一生功德无量，纵使数万言亦不足以言尽。今仅谈及大师开创佛学院、力倡僧伽教育等，见微知著，以示追念。

武昌佛学院筹建因缘

民国十年(1921)，32岁的太虚法师在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听众中北京佛教界名流云集，讲经法会盛极一时。讲经圆满， 自武汉而来的著名居士李隐尘、陈元白二人请太虚法师到武汉弘化，次年年初，太虚法师应邀前往武汉。

太虚法师与李隐尘等相谈甚契，李隐尘建议大师“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

同道一言，深深打动了太虚大师。他想起数月前自己住持杭州净慈寺，原希望“先从此处整理成一模范僧寺”，作为整理僧伽制度的实验，并且“筹办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学，栽培人才的地方。”但是由于当时的诸山住持思想保守，很难推行。大师才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退出净慈寺，北上讲经。而今，能够在武昌遇到同道主人，大师自然欢喜。

很快，在李隐尘、陈元白的努力下，许多佛门善信挺身而出，迅速组织起三十余位发起人，在汉阳归元寺召开筹备会，并购置武昌通湘门内大宅为佛学院址。太虚大师把弟子大觉从宁波请到武昌，负责佛学院的改造工程及各种设备的购置，不消三月，完成开学准备。

与此同时，同为发起人的胡子笏、皮剑农等，根据大师《佛学院大纲》，草拟《佛学院章程》。大师亲撰《佛学院缘起》，王又农写呈文，连同缘起、章程，呈请湖北省省长公署及省教育厅立案，并转教育部备案。太虚大师在《佛学院缘起》中，首论“人不可不修佛学”，次论何者为佛，再论何者为佛学，四论佛学系派，五论救世必以佛学，以说偈语为结论，言简意赅，为大师佛学思想的具体说明。

《佛学院章程》全文十五章，涉及佛学院的宗旨、组织方式、学制、招生条件、课程设置等多个方面。武昌佛学院的宗旨为：“招集有志佛学之人，不分缁素，授以佛学，俾使行解相应，能宏法利世为宗旨。”“不分缁素”，意味着出家人和在家人都可以来学习。那么，入学有什么条件限制呢? “入院资格”规定：“一、年龄16岁以上者；二、身体健全、品行端正者；三、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或三皈依者。四、曾习教典及文理清通者；五、发心求法救世，誓不退愿者。”另外，学员报名时，必须经过院方的三种考试：“一、口头问答；二、作文；三、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验品性行持。”

佛学院课程设置非常完善，涵盖性、相、台、贤、禅、律、净、密各宗，并加入文、史、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国文、英文、 日文、藏文、行持等，则贯穿于每个学期中。

佛学院的筹备处，特请国学名师黄侃撰写《礼请院长疏》。1922年5月4日(夏历四月初八佛诞日)，正式礼请太虚为院长，典礼庄严隆重。7月13日，佛学院召开院董会成立会，推举梁启超为院董长。

在佛学院改建工程和立案手续进行的同时，佛学院已对外招生。8月中旬，各省报考学生陆续到院，经过考试，共录取60名。

9月1日，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正式开学。此时，筹备处任务完成，把事务移交院方，由太虚大师任院长，智信任监院，竹林任会计，玉皇任庶务，大觉任学监。教员方面，有史一如、杜汉三、陈济博、了空法师等人。这一期的学生，出家辎重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严定、法尊、法舫等，在家白衣有程圣功、陈善胜(后出家，法名净严)、张宗载、宁达蕴等。

武昌佛学院后来还开办了女众院。1931年《威音》杂志第26期载有《武昌佛学院女众院招生》的新闻，首期招生30名；1933年第5l期该杂志有《武昌佛学院女众院添招插班生》的新闻，并说明负责者为德容比丘尼。

八十余年过去了，追忆那时的点点滴滴，依然让人感怀不已。

武院英才万古流芳

在黄夏年先生主编、笔者责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中，武昌佛学院第一期学员的名字屡屡出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佛教界，他们大多成了名僧和著名居士，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后来在不同地区以太虚大师为楷模，兴办教育、主编佛教期刊、组建佛教机构以弘法利世。

不久前，黄夏年先生向笔者提供了他新近收集到的一本名为《佛学院第一班同学录》的期刊复制本，这本刊物就是武昌佛学院第一班同学毕业纪念刊。在这本刊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有大作为的名僧、居士当时的情怀。

时年20岁的观空法师(1903～1989)写了《世人多有呼佛教徒为寄生虫及亡国奴者吾人当如何应付之》一文，从名相到实相，鞭辟入里地表达了佛教徒在社会中的正确角色：在“随俗”角度上，应当“不寄生积极厚生”和“不亡国积极护国”；在“依真”角度上，应当“不寄生自由永生”和“不亡国证寂光国”。他坚信：“人欲不寄生而得自由者须护此大菩提方能永生也”，“欲求不为亡国奴者舍佛土无所依也”。观空法师后来入藏修学多年，成为佛教中著名学者僧，解放后被中国佛教协会请至法源寺和中国佛学院任教。

太虚大师的大弟子严定法师写了《吾人毕业后之责任》，概而言之：一“为佛教盛衰之中枢”；二“为僧伽优劣之关键”；三“为国家治乱主权衡与世界隆污之机纽”。严定法师后随太虚大师创办汉藏教理院，亦为著名翻译家。

时年22岁的芝峰法师(1901～1949)写了《文字般若为学佛之第一方便论》。他说：“吾之所以扬教相者，正所以尊禅宗重文字者，正所以达实相，决非鼠唧鸟鸣咬文嚼字而徒丧功夫也。”他对文字的热爱直接导致他后来成为一代著名文化僧。他后来主编或参编的佛教刊物有《海潮音》、《现代僧伽》、《现代佛教》、《人海灯》、《正信》、《佛海灯》等数种。

时年2l岁的法尊法师(1902～1980)写了《各宗教各学派皆可为佛化之增上缘》。他认为“中华儒道二教可为佛化之增上缘”，“泰西科哲各学可为佛化之增上缘”。他的包容气量和丰厚的学识使得他日后成为著名高僧、佛学家和卓越的翻译家、不畏险阻的西行求法者，可称之为当代玄奘。法尊法师为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佛教，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当时名为陈善胜的学员，后出家法名净严(1892～1991)。后创办河南省佛教会，成为中原佛教的复兴者。

……

事实上，除了这第一班的学员之外，后来的武昌佛学院依然是英才辈出。如大醒、迦林、寄尘、墨禅等。恕不一一赘述。

武昌佛学院留给我们什么

1922年9月起，到1926年10月止，是武昌佛学院的全盛时期。培养佛教人才数百人。太虚大师于1924年因病辞职，1925年初，复回院主持。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学员先后离院避难，武昌佛学院在战乱中渐趋没落。 1932年，太虚大师回到武昌佛学院，指示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三年间，共计有图书22428种，24230册，11万1000余卷。武昌佛学院第一班学员法舫法师在馆中开设预备班，再次恢复教学。这期间，优秀的学员有福善、茗山、道屏等。武院实现中兴。然而，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未几，武昌时局紧张，1938年10月，日寇侵入武汉，佛学院旧址大半毁于炮火，图书馆也被迫停办。抗战胜利之后，太虚大师欲重整武院，然而，化缘已尽，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 1949年，位于武昌通湘门内的武昌佛学院结束办学，前后维持了将近30年。太虚大师对武昌佛学院所倾注的心血，对今天的僧团教育依然有着积极的影响。

著名学者于凌波先生生前曾考察过武昌佛学院。他总结出武昌佛学院作为中国第一佛学院对后世的影响，概述如下：

一、带动佛教举办僧学的风气。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为佛教现代化教育开创了新局面。

武院之后，各地继起的佛学院，有1923年开学的支那内学院，1925年创办的闽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1928年创办的竹林佛学院，1929年创办的九华佛学院，以至于后来的柏林教理院、鼓山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焦山佛学院、栖霞佛学院、玉佛寺佛学院等。

二、开创近代佛学研究风气。武昌佛学院教学方针，是八宗平等，应化多方，打破了历来的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成见与旧习。

三、造就人才，促进佛教复兴。武昌佛学院的兴起，为佛教造就了大批德学兼优的人才，

这些出身于武院的学僧，或在社会上讲经弘法，或在学院中传道授业，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武昌佛学院也被誉为“佛教界的黄埔军校”。

今天，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兴办的佛学院已有40多处，如果加上各地寺院的僧伽培训班，则近百处。而且，太虚大师早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也于2005年重新建设开学招生。而恢复武昌佛学院的是于不久前圆寂的前归元寺方丈、太虚大师弟子昌明法师。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太虚大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2．《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黄夏年主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9月出版)

3．《中国近代佛教人物志》(于凌波著，宗教文化出版社1 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