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2007年度第二期紫柏大师与王肯堂
 

紫柏大师与王肯堂

戴继诚

王肯堂《1549——1613》,自号樵子,又号“念西居士”,字宇泰,江苏金坛人。万历十七(1589)年进士,后选庶吉士,授检讨。万历二十四(1596》年,上书神宗抗御侵朝倭寇,无果,托疾辞归,后以“浮躁”论劾,被令家居。万历三十四《1606》年,由吏部侍郎杨时乔举荐,任南京行人司副。万历四十《1612)年,转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直至罢官。

王肯堂平生好学,天资聪颖,在许多领域造诣精深,堪称晚明奇才。他工书法,精医学,擅石刻,娴文史,曾参与国史编修,口碑颇佳。又因心性平和,豁达大度,对晚明各教一视同仁,也得到各家(教》信任,虽穿梭各派之间,却相安无事,多受好评。他与晚明来华的耶酥教会士利玛窦有往来,《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提到王肯堂,称他是‘‘北京翰林院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他追随紫柏大师参禅问道,触类旁通,禅宗修持尤见功底。

王氏小紫柏六岁,紫柏是他的得戒师,紫柏给他的书信多是启发、鼓励,或评判得失,激扬心志。紫柏在给弟子的书札中,也多嘱托他们关照王肯堂,视同手足。如在一封给密藏道开的信里,紫柏说:“宇泰受性鲁直,处世非其所长,亦当渠识,暗处痛提省之。吾嘱汝二者,不可忽之。”道开有经世之才,紫柏此书,或有要他授王氏应世方略之意。在给俗家弟子冯梦祯的一封信中,也要求他“当委曲时警策之(王肯堂)”。

紫柏与王肯堂书信往来频繁,分析其内容,主要关涉以下三方面问题:

(1)戒行问题。

在一封书札中,紫柏说:“所受三戒,命根金汤,几百行止,切切护念;如或放逸,其畏非言可喻。想此个光景日用,宇泰不忘也。”此处三戒指在家八戒,出家十具足戒,道俗共守五戒。佛教戒、定、慧三学中,戒条居于首位。据说世尊涅槃前,曾告诫弟子“当以戒为师”,凸显了戒律对佛法修持与正法维持的重要意义。戒律既是保证个体由戒生定,因定生慧,断惑证真,圆成佛法的基础,又是确保僧团纯洁与稳定的条件。紫柏戒行精严,一丝不苟,所以,对追随其参禅的弟子,他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由于受狂禅冲击,晚明丛林戒行松弛,僧风窳(音yu,坏劣之意)败,紫柏鼓励王肯堂严守戒行,以身作则,对后者收束身心,甘于寂寞,安心于唯识学研究有积极意义。

(2)禅修问题

紫柏是晚明教内禅宗究竟论的坚定支持者,护法心切,禅法至上。王氏随紫柏受戒参禅,所以,紫柏与之的书札中,谆谆告诫,苦口婆心。王氏一次因病卧床,紫柏闻知后,写信慰藉,其中云:“我今且问,能知痛者毕竟是何物,所痛者又是何物?若无所痛,知痛者不有;若无知痛者,则所痛于我有何交涉?大丈夫到这时节,正好作观想,毕竟寻究能痛、所痛,是一、是二?一则,能所尚无,阿谁受痛?二则,能是能,所是所,能痛毕竟不是所痛。能痛若是所痛,又是一;一则本无能所,受痛者阿谁?公于此,直将痛苦中种种憎爱、憎爱情识转为一个观想,拼命挨将去,毕竟要知痛者是谁为崇。果然推得人头,不惟业消痛除,敢保参禅一节,从此结案。”

紫柏就“病”说法,以“参话头”方式引导王氏参禅,眉毛拖地,煞费心机。禅宗“话头”据说有一千七百则之多,但方法大同小异,无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以疑助悟,悟不废修。如憨山所云:“将一则无义味语,与你咬定,先将一切内外心境妄想,一齐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话头,如斩乱丝,一断齐断,更不相续,把断意识,再不放行。此是达摩‘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的规则也。” 以“话头”起疑去惑,彻悟禅机,最终漆桶打破,生死解脱。但“紫柏禅”与宗门“祖师禅”作法稍异,前者分外重视小乘禅观,尤重五停心观(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界分别观、数息观)中的“不净观”;后者却要“离心意识参,出凡圣路学”,较少顾及这种修持法门。所以,在这段开示后,紫柏又对“不净观”大加发挥云:

“盖众生从无量劫来,迷却本明广大灵然之体、活泼清静之心,执此浮想及这臭躯壳子,保惜不舍。若是病患苦痛煎熬迫,众生自然悟此身危脆,臭秽不净,有此念头起时,更得善友傍敲暗击,此身臭秽,不堪保惜,此相不实,又何憎爱?”

“不净观”重点对治贪心,一般有两种,即观自身之不净与观他身不净。此处所言为前者。由于强调小乘观法,遂使“紫柏禅”凸显了“观”的成分。这样,“疑”与“观”就有打成两橛的可能性,这或是紫柏始料未及的。

(3)经教问题

南禅力唱‘‘教外别传”,揶揄经书,流风所及,大有秦皇“焚书坑儒”气概。然而,佛典经论是培育禅法的母乳,排斥义理,徒逞胸臆,或可侥幸一时,掩人耳目,但长此以往,必然断流绝巷,自误误人。所以,宋明之后,“不立文字”变成了“不离文字”,“禅教一致”、“藉教悟宗”渐得市场。紫柏一生就研读经教不辍,致力于方册藏的刻印。不过,晚明佛教并非铁板一块,滥觞于文艺圈的“狂禅”运动也在教内有所回应。王肯堂交游广泛,不免心高气傲,有轻视经论之意。紫柏闻知,深感愕然,遂严力口批评,促其改正。紫柏云:

“得手书,甚慰悬想,但书中云:‘参禅不易,若只将心等悟,纵任贪嗔,废渐修之功,岂不两成耽误?只得随缘制伏。’盖言前荐得,曲我宗风,是教将心等悟,纵任习气。贫道曩与宇泰举扬时,未始有此,不知宇泰何处得此知见?

……贫道虽宗门种草,若论见地,未始不以教乘为据证……古德云:‘悟明后,方修行。’然悟明之说,种种不同。有解悟,有修悟,有证悟。解悟者,从经教熏闻力久,心渐开通,又谓之依通识解;修悟者,宿有闻熏,曾少开解,但未得实受用,今生出头来,或假修习,忽然疑情顿断,受用现前;证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刹那,习随悟消,立地成佛。今宇泰即未能修悟、证悟,亦当熟阅一部教乘,以求解悟,其间习气,以熏力故,不求损减,而自损减。”

传统上,佛法之“悟”分“解悟”与“顿悟”,前者又称“开悟”,即先“理解”后“得悟”;后者又称“悟入”,即先“修持”后“体悟”。《宗镜录》卷三十六云:“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即是证悟。”紫柏此处的“修悟”实际相当于“证悟”,而所谓“证悟”者,则是聪明天纵,善果夙培,“根器猛利,不移刹那,习随悟消,立地成佛”。

“三悟”的中心是“解悟”,他认为,即使是所谓慧根大器者,悟后方修,经典也是不可逾越的一道桥梁。

王氏是晚明著名的唯识研究学者,由清通简要的禅修范式转向缜密精细的唯识学研究,紫柏的劝诫与引导起了关键作用。

相宗理方,循规蹈矩,精于修行步骤的勘验,紫柏认为,这是对治禅宗疏狂简傲的有效途径。紫柏曾对相宗盛赞有加,尝云:“夫搜剔阴阳之奥,囊括造化之精,洞鸿蒙之源,破混沌之窍,超儒老而独高,冠百氏而弘深,舍唯识之宗而他求,未之有也。” 虽有拔高之嫌,却真切表达了他对相宗与性宗《尤其是禅宗)相资为用的厚望。紫柏本人以禅法为归,却仍然投入巨大精力从事唯识学研究。他著有《八识规矩》、《唯识略解》、《阿赖耶识四分略解》等诠释性短文,推广唯识学的相关知识。王肯堂聪慧多才,紫柏着力培养他从事于相宗研究。

王氏也不止一次言及紫柏在他相宗研究道路上的引领作用。在《成唯识论集解序》中,他说:“余闻紫柏大师言,相宗绝传久矣。鲁庵普泰法师,行脚避雨,止人家檐下,闻其内说法声,听之则相宗也。亟入见,乃一翁为一妪说。师遂拜请教,因留月余,尽得其学而去。疑翁妪非凡人,盖圣贤应化而现者。雪浪恩师法,即鲁庵之孙也。缘督又雪浪之孙也。而一雨、巢松二师,皆得法雪浪,称高弟子,其授受渊源有自矣。” 鲁庵普泰,其人不详,他著有《八识规矩颂补注》,而其弟子无极守愚擅华严学,曾开讲《华严经》于南京大报恩寺。雪浪洪恩与憨山德清都曾入其讲席。洪恩曾从大藏中辑出八种唯识著作,汇集成书,以资初学,谓之《相宗八要》,甚得晚明唯识学研究者所重。洪恩弟子中相宗研究人才辈出,青出于蓝。

在《成唯识论俗诠序》中,他又说:“《成唯实论》是玄奘大师最后糅译,囊括诸论,渊涌义海,融畅奥博,无与为俦。自基师以来,有《疏》有《钞》,《疏》、《钞》之外,又有《掌中枢要》、《唯识镜》等诸著述,不知何缘不入大藏中。宋南渡后,禅宗盛极,空谈者多,实践者少,排摈义学,轻蔑相宗,前据诸典,渐以散失。然《开蒙》之作,出于元人,尔时慈恩疏钞似犹在也。余始闻唯识宗旨于紫柏大师,授以此论(《因明入正理论》),命之熟究。”

《因明入正理论》(一卷),是古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陈那弟子商羯罗主所著。商羯罗主又称骨锁主或天主,博学宏识,精因明之学,本书为祖述陈那《因明正理门论》而作,以二悟八义组织整个因明系统,条例清晰,言简意赅,深为教内所重,是研究因明的入门书。而因明学是唯识学研究的基础,不通因明,相宗研究就无从谈起。

唯识学三传而绝,在疏、钞难觅的绝境下,晚明唯识学研究一起步就面临巨大困难。不过,有紫柏、云栖、憨山等大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很快掀起研究唯识学热潮。

晚明唯识学流派纷呈,渊源各异, 紫柏一系遥承宋寂音尊者(慧洪觉范)宗旨,中经紫柏垂范鼓唱,下有王氏发扬光大,是当时诸家研究中表现出色的一支。

王肯堂撰有《因明入正理论集解》(一卷),《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等著述,他心胸开阔,不拘一家之言,对各家研究成果广收博取,归纳汇集,使当时唯识研究成果得以保存。王肯堂也参与了紫柏倡导的《嘉兴藏》刻印伟业,他是初期十位善信之一,且持之以恒,雷打不动。万历二十七(1599)年,他在《刻大藏愿文》中说:“始藏公与余言,宰官与缘者四十人,人百金以为主,而其他辅之,不十年可完。余亦踊跃翘企。无何,四十人者,渐与旨迕,存物半而登朝食禄者无一焉。独吾金坛两缘,不绝如线。自戊子(1588)迄今十三年矣……不孝虽贫,愿岁捐十金,至藏完为止。衣食可缺,此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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