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仅从禅宗的传法内容和方式来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禅宗初创期(624—674)，包括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和北宗，针对传统佛教重视读经、讲经和积累功德的佛事活动，强调坐禅观心和觉悟自性。

二、南北宗并立期(676—796)，以慧能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南宗针对北宗重视坐禅观心看净，渐修渐悟的做法，提出“定慧不二”、“无念为本”和“直了见性”的“顿教”禅法，主张禅定没有特定的形式和程序，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且更力口提倡不执著于经书文字。然而这个时期不少禅僧仍经常正面向弟子说法，论述心性和解脱问题。

三、南宗独盛期(796年以后)，特别在马祖、石头二系的三四代以后，很多禅僧一反从正面说法的做法，盛行以答非所问、反诘语、动作，乃至棒喝交驰的做法来启示门下学人自己识心见性，而对有利于教团正常存在发展和与信徒保持密切联系的读经、禅观、持戒、念佛、忏悔、礼佛等修行佛事活动，往往采取贬低和排斥的态度。由此在禅宗丛林产生不少弊病。

在延寿生活的时代，南宗已经成为中国禅宗的主体，并且相继成立五宗，在南北方十分盛行。延寿是法眼宗的学僧，对禅宗发展不同阶段的传法特点和当时禅林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病，应当说是十分了解的。从《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禅林僧宝传》卷九<延寿传>所载篇幅不大的他的传法语录来看，他虽然在接引教导弟子时仍经常采取回避正面说法和回答的做法，然而同时也撰述了篇幅很大的《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心赋注》等从正面阐述禅法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一方面系统论述以南宗为主体的所谓“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宗旨，同时又详细引述其他宗派的心性理论和修行方法，主张将两者结合，做到禅教会通，理事双修。

重视考察和论证心性问题是两宋社会的时代思潮。延寿的心性论在两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较大，同时也为两宋儒道学者考察心性问题提供便于查阅的思想资料。

宋初，佛教在中国流传已经将近千年，不仅来自印度的论述心性问题的佛教经论已经全部译出，而且成立于中国本土的佛教诸宗关于心性问题的理论已经在佛教界广为流传。延寿对此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述是带有综述性的，当然他的分析和论述是在奉禅宗为基本宗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鉴

延寿编撰《宗镜录》百卷，在自序中称“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

那么，延寿所奉为“宗”的“心”具有怎样的含义呢?在自序中他也将心称之为“真源”、“觉海”、“真心”、“真如”、“法性”等。在卷四十二，他说：

宗本无异，因人得名。故云：祖师顿悟直入名禅宗，诸佛果德根本名佛性，菩萨万行原穴名心地，众生轮回起处名识藏，万法所依名法性，能生般若名智海。不可定一执多，生诸情见。

因为禅宗“以心传心”，故赋予“禅”以心的意义。此外大乘佛教所说的佛性(亦称法身)、菩萨之心地、导致众生轮回的主体的识藏(阿赖耶识)、心识的智慧功能，也属于心的范畴。

延寿在《宗镜录》的序中说“心”是本来清净、空寂无相的，它随缘形成世界万有和有情众生。众生因心性受“无明贪爱”掩覆，轮回于三界生死之流。然而人们如能“反境观心”，体悟本有的清净真心，便可达到觉悟解脱。他说这一观心见性的道理，所谓“穷心之旨，达识之诠，言约义丰，文质理诣”，是“曹溪一味之旨，诸祖同传；鹄林(按：佛陀逝世于娑罗双树林称鹄林)不二之宗，群经共述，可谓万善之渊府，众哲之玄源”。意为不仅禅宗以此为根本宗旨，历代相传，就是记载佛的言教的众多经典也讲述这个道理，依此宗旨修行可以修得万善，得到一切智慧。

延寿的“以心为宗”，也就是以心为“尊”，为“体”，为“智”(《宗镜录》卷一)。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尊奉大乘佛教的佛性学说为标准观察和评述世界万物、人类社会以及众生烦恼生死和解脱问题；二、以禅宗的心性论为中心，综合评述大小乘教法和诸宗的教义。认为这样做能够对世界、社会、人生和全部佛法、菩提解脱之道等做出清晰地认识和判断，故喻之为“照万法如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