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明洁居士翻译的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先生的力作《空谷幽兰一一寻访当代中国隐士》再版了，反响很好，不到两个月，就已经销售了两万多册。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我们都知道，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如果说，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实现的，那么，道家和佛家，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社会大众的呢?在这里，《空谷幽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在中国文化中，隐士(包括道人和僧人)传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作为隐士，他们在总人口中始终是极少数人，他们的活动空间也是远离人烟的，“他们吃的很少，用的很少，留下的文字也很少”o但是，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他们对政治、文化和社会道德人心的作用，却是非常巨大和非常深远的。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阶层中，有相当一批杰出者，其中包括很多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等，他们都跟隐士有过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思想行为都受过隐士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讲，道家和佛家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隐士来实现的。

从某种意义来讲，隐士是活着的道法和佛法，是道教和佛教活生生的“典籍”；世人正是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典籍”，来认识道教和佛教，并最终接受它们的教化和影响的。在中国历史上，隐士阶层一方面负担着传承佛道文明和智慧的使命，另一方面，也起着引导世俗政治和精神文明之走向的作用。它是一双看不见的超越的眼睛，中华文明正是仰仗这双超越的眼睛，得以理性而健康地绵延着。隐士虽然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滴水，但是，它却普润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政治和道德文明。它的影响与它的存在形态，是如此的反差，真是不可思议!

由隐士的话题，我又进一步联想到商业时代佛教僧团的社会角色问题o《空谷幽兰》所提示的隐士现象和隐士作用，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僧团的社会作用，应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视角。有一个现实，我们不得不正视：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由于人们对“人间佛教”的理解尚不到位，出家人当中出现“角色错位”的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将佛法学术化(将僧人的角色定义为佛教学者)，将僧团慈善化(将僧团的功能定义为慈善机构)，将修行经忏化(将修行定义为赶经忏)，将信仰商业化(将寺院定义为经济实体)，等等。

僧，乃三宝之一。为僧者，必须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必须遵循佛教教义和佛制戒律，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解脱、度生和住持正法为第一要务。僧人的本质不是学者，不是慈善家，不是乡村的“大仙”，也不是企业家，而是住持正法者、修道者、证道者、弘道者。按照这个标准，前面所提到的将佛法学术化、将僧团慈善化、将修行经忏化、将信仰商业化等等倾向，都有角色错位之嫌，值得我们好好反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