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2006年度第五期众缘推动《中国禅宗典籍丛刊》工程
 

众缘推动《中国禅宗典籍丛刊》工程

吴言生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等大师们,将贝叶梵箧上的一卷卷佛经翻译成了汉语。

从此,震旦有了佛教经典,佛教思想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

佛教事业的振兴,需要培养一批能担当弘扬佛教文化使命的龙象之材。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佛教经典的普及与印行。

净慧法师洞见到振兴佛典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这里举出三例:一是支持《中国禅宗典籍总汇》全文检索资料库的建设工作;二是倡议《大正藏》印赠工程;三是主持《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的整理工程。

随着佛教电子化时代的来临,佛教经典也正以更浓缩、更易读取、更易保存的方式来储藏,大批的佛经被陆续输入计算机,浓缩于小小的光盘之中,从前藏之名山、难得一见的稀世经典,今天只要一触鼠标,即可顿然呈现于眼前,使我们俨然进入“一花一世界,须弥纳芥子”的妙胜境界。

早在1990年,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的乌阿浦博士就主持禅籍的输入与禅数据库的建立。至1996年,录入了禅文献数十种,并在网上公布近30种关于禅学的文献资料。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可惜由于缺乏佛典的标点、校勘人员,工作的进度比较慢。并且花园网上的数据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缺字很多。更有甚者,自1996年以后,因该网站主要技术人员工作变动,网站遂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目前在禅宗典籍整理方面,在台湾有蓝吉富教授主编的《禅宗全书》、佛光文化出版社的《佛光禅藏》,都是使用较为广泛的本子,是具有代表性的纸图书印刷成果。在大陆虽有任继愈先生主编的《禅宗集成》,但因为收录典籍不是太完全,加之印量少,一般读者不易觅得等诸种原因,流传不广。因此,编辑一部电子版的中国禅宗典籍数据库,为学术界提供更完备的文本,已成为目前佛经电子化的当务之急。

2001年7月,柏林禅寺第九届生活禅夏令营期间,在制定河北禅学研究所工作计划时,我向净慧法师、明海法师谈起制作中国禅宗典籍数据库的计划,具体实施方案是将《卍续藏》中的禅宗典籍部悉数录入,配合以史传部的一些资料,创建一个便于学者利用和检索的电子资料库。

这个想法得到了净慧法师和明海法师的支持,净慧法师亲自将资料库命名为《中国禅宗典籍总汇》。在当年的9月23日,明海法师就将进行此项工程的资金交付与我。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的资料室复印了《卍续藏》中的禅宗典籍部原文,以及佛光禅藏中的一部分,请专人录入,并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对之进行了二校。经过两年时间的工作,至2003年3月22日,我在柏林禅寺将《中国禅宗典籍总汇》数据库光盘交付给了明海法师。

《中国禅宗典籍总汇》收录了《大正藏》、《卍续藏》里的全部禅宗典籍,以及《祖堂集》、《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续古尊宿语录》等著名灯录,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禅宗典籍全文资料库。

《禅宗典籍全文资料库》目前还在做技术上的完善,建成之后,将为教内外的朋友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净慧法师振兴佛典工程的第二件事,是印赠《大藏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之举。

2005年12月28日,河北省佛教协会在石家庄市举行“新修大正藏”的首发仪式。河北省民宗厅、河北省佛协及各地市佛协的代表参加了首发式。与会的专家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楼宇烈、魏常海、姚卫群、周学农、李四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温金玉、魏德东、宣方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吴言生教授。仪式由明海法师主持。

河北省佛协肖占军秘书长汇报了《大正藏》的出版情况。肖秘书长说,在分享成功的喜悦时刻,我代表河北省佛教协会对支持这项出版工程的河北省民宗厅、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的有关领导、对特别资助出版经费165万元的唐山护法大居士丁立权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教内和学术界公认的比较有权威,且编纂精细、内容宏富的大藏经,经文断句意义重大,为广大读者阅读提供了便利,是使用率最高的一种版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佛学家楼宇烈评价说:“20年前,想在国内找一套《大正新修大藏经》非常不容易。目前,这么大规模地印制《大藏经》,在大陆尚属首例。”

我也在首发式上作了发言:自印行佛经,功德女如恒河沙数。净慧长老、明海大和尚、河北佛教协会侣印的《大藏经》,为中国大陆地区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宗教管理、宗教事务工作的同志,提供了阅读佛经的便利条件,具有莫大的功德。

我们今天与会的学者、法师都非常幸运地领受这一法宝,我们将恭恭敬敬把它迎请回去供奉起来。供奉佛经有莫大的功德,将一部佛经,比如《心经》、《金刚经》等,供奉起来,就会有放光动地的瑞应。

但是,真正的供奉是用心去供奉,用我们的心去阅读,去理解,去弘扬佛教文化的精髓。

第二、从《大正藏》的编纂中,中国学者应当学习日本学者的治学精神。

净慧法师创办的《中国禅学》,由中华书局出版,由我担任具体编辑工作。在编审稿件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大陆学者的稿件中所体现的文章风格与日本、台湾的风格有所不同。中国学者有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和思辨能力,但是从引用资料的丰富程度来看,如果说大陆学者写一篇文章要参考十本书的话,那么日本学者写一篇文章参考的资料可能是一百本书。对此,我们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正是有了日本学者艰苦的工作,才编纂出了这套嘉惠学林的《大正藏》。

第三,在汉语佛经的整理工作中,大陆学者不能缺席。

目前中国学术界引用的都是日本人整理的佛经。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说日本人整理出来的东西就不要用。但毕竟,大陆有这么多优秀的学者,人才辈出,我希望借助印行《大正藏》的东风,能将中国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推进一步。在这里,我向大家通报一则消息。由净慧法师主持的《中国禅宗典籍》工作,将于2006年正式启动。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之后,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汉语佛经的整理工作中,大陆学者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当然,这一殊胜因缘,还需要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

净慧法师在讲话中详细地说明了印赠《大正藏》的缘起。净慧法师说,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各位专家学者,这些学者中不少都是国内相关领域中顶级的学者,各位能够光临,就是对我们所做的这份工作的有力的支持,我们同样非常感动:

对于佛教文化,怎样去弘扬,去使之发扬光大,对每一位三宝弟子来说,都是本分事。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想重印《大正藏》,已经有十几年的想法。

从2003年开始,本会虚云印经功德藏发起重印乾隆版大藏经工作。乾隆版大藏经可以用来供养,但使用价值不高。在学术界,凡是引用佛经,都是以《大正藏》作为最可靠的资料来源。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个人认为印行《大正藏》意义更大。乾隆版大藏经印行后,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很受欢迎,也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被认为大陆佛教界地方佛协尝试印行大藏经的第一家。

此次印行《大正藏》的总数700部,大约是在大陆地区流通的《大正藏》的7倍。

《大正藏》的编辑工作,自1922年开始,1934年结束,经过了13年的艰苦努力。我们非常感恩日本老一代的佛教学者所作的工作。《大正藏》是集大成的工作,是非常有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研究价值的一部书。作为研究佛教的学者,有了《大正藏》,就有了一部最权威、最全面的资料。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印行《卍续藏》,同时进行禅宗典籍的校注整理工作。台湾学者已经把善本的禅语录、史传整理成了《禅宗全书》。将来我们做禅宗典籍的校刊,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资料来源。我们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整理五十部禅宗著作,希望吴言生教授早日启动这项工程,早日成就,嘉惠学林。我希望自己能早日看到这项工程的完成。

净慧法师振兴佛典工程的第三件事,是主持《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的整理工作。

净慧法师在新修大正藏首发式上所说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整理工作,早在几年前,我就已经作了相应的准备。2002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回到陕西师范大学,担任的社会兼职较多,一直没有时间全力以赴地推动这项工作。到了2005年的12月,我辞去了西安外事学院副院长的社会兼职,才有了较为集中的时间来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进。

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禅宗自宋元以后,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今仍是举世瞩目的热点。禅宗不立文字,却也不离文字。在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中,“不立文字”的禅宗留下的语录最多。台湾学者蓝吉富先生主编的《禅宗全书》一百册,就收入了6世纪迄20世纪的禅宗典籍580部之多。然而,禅宗典籍很少以单本的形式流传,它们主要被收录在各种大型丛书之中,一般的读者很难有机会读到。台湾的佛光山虽然编有《佛光禅藏》,但在大陆,基本上没有学者使用,学者们更习惯于使用《大正藏》作为引文的依据。

禅学研究是当代佛学研究的热点,而佛学研究又是国际汉学界的显学。相形之下,学术界对禅宗典籍的整理工作,还刚刚开始,远远不能满足读书界的需要。中华书局自20世纪80年代出版《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以来,印次、发行量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充分说明知识界对禅宗典籍的迫切需求。缘此,我们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拟定了《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的整理出版计划。

《中国禅宗典籍丛刊》计划出版中国禅宗典籍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50余种。所有典籍都将选择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经过校勘和标点,整理出一个便于大家研究阅读的定本。《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禅学研究所所长净慧法师亲自主持,由国内外资深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

净慧法师的愿力,中国佛教界高僧大德的愿力,将使这项工程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淡泊浮华、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不求浮华者,馨香自远。

(吴言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挽 河北禅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西安外事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禅学》主编;佛学研究网主编;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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