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社会

五代后期，后周逐渐强大，有统一全国之势。然而在公元960年，掌握后周军权的赵匡胤在陈桥驿(在今河南省开封东北封丘县陈桥镇)发动兵变，废除后周，建立宋朝。

北宋建立后，吸取唐代藩镇割据造成国家衰弱并分裂的经验，解除藩镇兵权，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致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振兴文教事业，使中国出现继唐朝之后的又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王朝。

然而北宋先后面临来自北方兴起的辽、西北的西夏和东北的金三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威胁和军事进逼，朝廷疲于应付。朝廷为保持政权的延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每年要花费巨额钱财输送给这些政权，然而在与它们接壤的地方，仍经常处于战乱状态。

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朝廷政治腐败，内争不断，国力急剧衰弱，社会危机四伏。金朝依靠迅速增长的军政实力乘机节节向南进逼。在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攻入京城开封，次年徽、钦二宗一起被掳。北宋灭亡。

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南宋，是为宋高宗，迁都于临安(今杭州)o南宋建立后长期面临来自北方金的威胁和侵扰，后又受到新兴起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的威胁和侵扰，终于在1279年被元所灭。

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宋代是划时代的时期，一直影响到明清的道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道学，也称理学，以继承孔孟“道统”自任，探讨“天道”、“性命”之理，借助哲学思辩来论证儒家纲常伦理和名教的合理性，代表人物先后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道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深受佛教的影响，同时它也反过来对中国佛教思想和价值趣向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宋代的古文运动、文学、史书等都对佛教产生一定影响。

佛教在继唐五代之后于两宋时期继续繁盛，然而情况有所发展：一、佛教诸宗中最盛行的是禅宗，其次是天台宗、净土宗；二、诸宗会通融合深入进行，禅宗逐渐成为融合型的中国佛教的主体；三、佛教文教事业空前发展，主要表现为：朝廷主持翻译佛经，诸宗著述特别是禅宗著述数量大增，继续实行和修订丛林清规，编著各类佛教史书，刊印公私版大藏经。

宋代继隋唐民族化的佛教格局形成之后，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总的来说，宋代继北周严加限制佛教之后，历朝皇帝在维持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都对佛教采取信奉和支持的态度。宋赞宁《大宋僧史略》所载宋朝僧道“每当朝集，僧先道后；并立殿廷，僧东道西，间杂副职；若遇效天，则道左僧右”，大体反映了宋朝对佛教的态度。按照中国传统，表示吉庆则尚左，表示凶丧则以右边为上。看起来宋朝对佛道二教采取对等态度，然而实际是对佛教采取稍为优待的政策的。

两宋皇帝中有不少人撰写文章或诗歌赞颂佛教，甚至注释佛经，提倡三教一致。著名的有宋太宗著《妙觉集》，宋真宗著《崇释论》、《御制释典法音集》、《御注四十二章经》、《御注遗教经》，南宋孝宗撰《原道论》，并注《圆觉经》等，对朝野儒者士大夫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朝廷组织译经及其影响

宋代朝廷效仿唐朝将佛经翻译作为国家的事业，在朝廷的直接管理和资助下进行。在唐元和六年(811)、译经中断170多年之后，再次在皇帝的名义下设立国家译场翻译佛经。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设立译经院(后称传法院)开始，中经真宗朝，至仁宗朝的景祜四年(1037)的半个世纪，是宋代译经最辉煌的时期，译出大小乘佛典243部574卷，此后直到徽宗政和三年(1113)之间，仍陆续有少量佛典译出。除译经外，还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等经录刊印大藏经，并且将新译佛经陆续入藏。

虽然宋代所译佛典仅接近唐代译经的l／4，然而它是构成宋代佛教和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当时社会和后世佛教有一定的影响。重要译经僧有印度僧法天、法护、天息灾(后受赐改名法贤)、施护、法护，较晚的有慈贤，汉僧有惟净、绍德，此外还有西夏僧日称、智吉祥、金总持等人。

宋朝所译佛经虽在佛教史上影响不大，但是任命高官主持译经的做法在社会上却产生很大影响。宋朝译经设置润文官制度，早期只任命朝廷官员担任润文，到宋真宗晚年开始任命身居“宰辅”的高官担任“译经使兼润文”(或称“译经润文使”)的官职，以此显示译经的崇高神圣的地位。润文官是从正四品、从三品最后提高到从二品以上，前后担任润文官者有汤悦、张洎、杨砺、朱昂、梁周翰、赵安仁、晁迥、杨亿、李维、王曙、宋绶、高若讷以及冯京等人。以宰相身份任译经润文使的先后有丁谓、王钦若、吕夷简、章得象、陈执中、庞藉、文彦博、富弼、曾公亮等人。其中晃迥、杨亿、李维、王曙、文彦博、富弼、曾公亮等人，都与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皇权至上，重视师承、门第的氛围中，皇帝重视译经并任命高官主管译经的做法，在客观上增强了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在朝野各阶层民众中的影响。

(二)宋代对僧尼的管理和僧尼数目

宋代虽支持佛教发展，然而也有限制。正式剃度受戒须有祠部下发的度牒、空白戒牒，否则只能作为童行(必须于寺院的户籍登记，称系帐童行)或长发沙弥，待朝廷按比例下发州府一定数额的度牒后，通过考试(诵读一定数量的佛经)，合格才能正式剃度为僧。

佛教在中央朝廷和地方州府的管辖下设立僧官，管理全国僧尼。京都有左右街僧正、僧录、副僧录、讲经论首座、鉴义等僧职；地方的州府设有僧正、都僧正等职。(详见《宋会要辑稿?道释》)

据《宋会要辑稿?道释》，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有僧397615人，尼61239人，约占当时总人口2．3％。

(三)宋徽宗对佛教的贬斥和恢复

宋代虽没有发生如同历史上“三武一宗”那样的灭佛之举，然而发生过宋徽宗时短期尊崇道教贬斥佛教的事件。

宋徽宗在政和六年(1116)，听信道士林灵素编造的虚妄神话，称徽宗是“上帝之长子”神霄玉清王下凡，号“长生大帝君”，翌年下诏全国改天宁万寿宫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在殿上设长生大帝君像，自称“教主道君皇帝”；重和元年(1118)诏宰相蔡京、枢密使童贯武等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同时大兴道经之学。宣和元年(1119)，甚至正式下诏废佛，改佛为大觉真仙，菩萨为大士或仙人，僧改称德士、尼称女德士，改变服饰，寺改为宫，院改为观。此年十一月，林灵素骗局败露，遭到罢斥流放，接着被赐死，这场闹剧才得以收敛。

宣和二年(1120)六月、九月先后下诏恢复寺额、僧称，然而宋徽宗称教主道君皇帝、祠神霄宫如故。六年后金兵攻下京城开封，翌年宋徽宗与刚即位不久的钦宗一同被金兵俘虏北去，死于东北黑龙江畔。

宋徽宗贬斥佛教时间很短，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没有造成很大损害。

三、天台、 华严、净土和律宗

宋代佛教大致可分为禅、教、律三教，宋人也称之为“三宗”。“禅”是禅宗，最为流行，有云门、临济、曹洞三宗；“教”指禅宗外诸宗，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和净土宗(作为净土信仰寓于诸宗之中)；律是律宗，实为律学。寺院也大致分禅寺、教寺和律寺。然而由于佛教各宗互相会通融合，在实际上彼此之间并非壁垒森严。

天台宗在唐末以来虽然日渐衰落，然而在五代时期的江南吴越统治地区，因为得到皇室的支持，也有新的发展。北宋时期，在江浙一带仍相当盛行。宋仁宗时，诏许天台宗典籍人大藏经，对保存和流通天台宗有很大帮助。

宋代天台宗由于先后从日本、高丽传人已经逸失的教典，对天台宗的中兴有一定影响。另外，由于发生所谓山家、山外之争，对天台宗的教理发展有很大促进。天台宗第十四祖高论清竦的门下有两大弟子，一是螺溪羲寂，一是慈光志因。在羲寂的法系出了四明知礼(960—1028)和慈云遵式(964—1032)。知礼是山家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十不二门指要抄》等，有《四明尊者教行录》传世。此外，他的法系的著名人物有尚贤、本如、梵臻继忠、从义、如湛、宗晓等人。在志因法系出了慈光晤恩、奉先源清、灵光洪敏、梵天庆昭、孤山智圆等人，是山外派的代表人物。

原来隋代智颤口述，由门人灌顶笔录的《金光明经玄义》有二卷(载《大正藏》卷三十九)，为天台五小部之一，是对北凉昙无谶所译《金光明经》所作注释，论说其玄义，共立释名、出体、明宗、论用、教相等五重。然而自五代末年以来，此书出现广、略二种。广本在释名下有“观行释”，而略本则无。宋代慈光晤恩撰《金光明经玄义发挥记》对略本进行注释，称广本是后人伪作，然而遭到山家的反对。由此开山家、山外两派论诤之端。此外，尚有洪敏《金光明经玄义义记》、智圆《金光明经玄义表微记》等。山家派的首领知礼撰《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六卷，对山外派之说表示反对。此外两家还围绕知礼《十不二门指要抄》、智圆《请观音经疏阐义抄》、知礼《观无量寿经疏妙宗》等进行争论。从教理上看，山家派维护传统天台宗教义，主张性具善恶、(理)具三千、相即不二，所观之境是“妄心”(第六识）等教义，反对山外派接受华严宗的教理，主张真如缘起(性起），所观之境是“真心”(清净真如之心)。从发展趋势看，最后以山家派占了优势。

唐代在宗密之后，华严宗长期传承不明。宋代，在北方出现著述《金师子章注》的五台承迁，南方有长水子璇，著《起信论笔削记》，其弟子晋水净源著《仁王经疏》、《华严疏注》等，宋末出现道亭、观复、师会、希迪四家，撰述《集成记》、《复古记》、《义苑疏》、《折薪》等，使华严宗一时出现振兴的景象。有人认为，宋代华严宗的振兴也许是受到天台宗山外派的影响。

宋代的律宗也有振兴的景象。自道宣南山律宗成为中国律学正统后，深入研究者并不多。到宋代，在江浙地区出现了如元照、允堪这二位著名律僧，他们与天台宗都有较深关系。元照以天台宗旨注释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允堪注释并发挥道宣律学著作，撰《会正记》、《发挥记》、《正源记》等十二部。南宋时敕将南山律宗道宣的三大部及元照的《资持记》等人藏流通。

宋代天台宗与禅宗虽有争论，但也相互吸收。从发展趋势看，最后禅宗成为佛教主流派。天台宗、禅宗与净土宗(净土信仰)关系也很密切。天台宗高僧在江南发起念佛结社，受到僧俗信众的欢迎。诸宗会通，特别是禅、净二宗的融合在不断进行着，有的禅僧在“唯心净土，本性弥陀”的口号下将净土念佛法门吸收到禅宗修行方法中。(待续)

编后按：

本文摘自杨曾文教授新著《宋元禅宗史》一书。本书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和元代禅宗传播和发展的中国禅宗断代史，主要有以下特色：1、在理清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对佛教禅宗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人物、著作和思想等， 皆置于特定社会环境进行考察和评述。2、既从纵向明确禅宗代表人物的传承法系，又从横向介绍他们的社会交往及外护情况。3、宋代儒释道三教会通和融合已成时代思潮，本书对禅僧与士大夫交往的情况作了详略不同的介绍。4、论述禅宗具有现实主义性格，主张“随处作主，立处皆真”，提倡自修自悟，见性成佛。宋元禅法有“看话禅”、“默照禅”，在思想上皆未脱离禅宗的根本宗旨；即使是后来兴起的“念佛禅”，也以“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思想为标榜。

杨曾文教授，1939年12月7日生于山东省即墨县。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佛教史》第1一3卷(共著)、《佛教的起源》、《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中国佛教史论》、《佛教知识读本》；主编《佛教文化面面观》、《当代佛教》、《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中国佛教基础知识》等；校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神会和尚禅话录》；翻译：《日本佛教史纲》(村上专精著)、《印度佛教史概说》(合译)。另有论文150多篇、译文3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