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的十月初，当我第一次站在赵州和尚的舍利塔前时，被深深震撼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因缘把我带向了那里。

八十年代末，在图宾根大学的图书馆里我结识了阿克瑟?温科勒(AxelWinkler)。他是学习经济和中文的学生，刚刚结束在中国的两年学习而回国。那时，我们两个人都在准备考试，偶尔见见面。当我尽我所能的向阿克瑟讲解我对音乐的个人理解时，他则试着给我解释了一些佛教的基本观念。我向他提到了音乐指挥家塞赫纽?凯利比达荷(Sergiu Celibidache)，那时他是慕尼黑(Munich)交响乐团的团长。在他所准允的多次采访以及我和他在音乐会后的多次简短的讨论中，他不断的提到了——禅。事实上，这是我和禅的第一次接触。

1991年，我和阿克瑟失去了联系。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作为一个律师我去了德莱斯顿(Dresden)工作。阿克瑟?温科勒则去了柏林，接着又去了巴黎。当我完成去德莱斯顿的搬迁后，就决定寻求关于禅修的指导。1993年，我成为了威里吉斯?雅各尔(Willigisjaer)的学生，接着就开始坐禅，参“无”字公案。

随着我继续的参悟公案，我对于佛教文化的兴趣也不断的增长。我记得阿克瑟?温科勒曾经有很强的重返中国的打算。但是我没有他现在的地址。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有八年了。我不能确切的知道他在柏林或者巴黎的具体位置。虽然我知道他的母亲就住在康斯坦斯湖(Lake Constance)边的拉文斯堡(Ravensburg)附近，但我也不知道她的地址。在互联网上，我搜索温科勒这个名字，找到了三十个地址。我决定试着去拨打所有那三十个电话号码。令我吃惊的是，我拨打的第一个电话竟然是阿克瑟的母亲接听的。阿克瑟很高兴接到我的电话并邀请我去北京找他。他告诉我说他也在打坐，只不过他已经决定修行tantra(印度教和佛教中共有的一种神秘主义实践)。他说我们可以在北京呆一些日子，一起打坐，也可能去访问一个佛教寺庙。

2000年10月，我接受他的邀请并飞向北京呆了十天。我非常感兴趣去和一个活的佛教传统接触，并好奇于佛教传统是否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幸存下来。阿克瑟建议我们去中国的东部做一个为期三天的旅行，这听起来是一个好计划。他说在那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喇嘛庙。但是，从所有可能飞往那里的班机上我们没有获得一个座位。作为一种替换，他说我们可以架着他的车前往赵县的一座禅宗寺院，这座寺院是不久前刚刚建好的。他说他认识那里的一个和尚，也即是现在的住持明海，他是一个精熟于禅的人。起初，我很犹豫，很难相信我可以在一个新建的禅院里寻找到原滋原味的真切的禅。直到那时这种事情我从未听闻过并从未想象过在中国会有实践着鲜活的禅的寺院存在着。此外，我还听说只有一些年轻的和尚们在那里坐禅，他们是不久前刚刚进入那个寺院的。但是接着我自忖到：谁知道呢，也许这未尝不好。因此纵使我有许多的疑惑我仍然同意去。至少我想从内部去看一次禅宗寺院，不管她是旧的还是新的。

当我们到达柏林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对于我们身在何处我一点也不知道。记得某一次阿克瑟对我说起过一个和尚赵州(Zhao Zhou)，他曾在这里教授过门徒。因为我不熟悉汉语赵州(西方禅修者熟悉的是“赵州”二字的日语发音Joshu)的发音，于是全然无知于我们在哪里以及那个名字背后所可能隐藏的究竟是哪一位大师。此外，很碰巧，在我们驱车前往赵县的路上，我们在另一个寺院里作了短暂的逗留。后来我知道，那是临济寺。

在那时，作为柏林寺监院的明海师父正站在柏林寺的大门旁欢迎我们。阿克瑟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并是一个禅的实践者。明海师父很想知道禅修对于一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他关于坐禅、数息和参公案的事情。开始，公案(西方禅修者熟悉的是日语“公案”的发音ban)这个词他不能理解，我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寺院里的和尚是否参公案。因此，我开始这样来表述公案的意思：“公案是不能用理性思维理解的有趣的故事。”这时，明海师父笑了。“哦，公案(Gong An)啊，这正是你们所谈的。”他想知道我所参的公案是什么。这听起来似乎意味着那里的禅修者只有少量的公案可参。我是否应该告诉他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参过三百多个公案了呢?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向他提及一个公案。我想试试。也许他熟悉这样一个公案：人间：“狗子有无佛性?”赵州回答到：“无(日语“无”字发音为Mu)”。日语发音的名字赵州(Joshu)对于他而言当然是陌生的，但是他立即辨认出了这个公案。当我介绍这个公案的时候，明海师父莞尔一笑。他说：“这样的话你算是来对地方了。”他让我跟着他走，他想让我去看什么东西。他带我走到了赵州和尚的舍利塔前。我震撼了，感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一刻起，所有的关于柏林寺之行意义的疑问消失了，我感觉是在家里了。多么神奇啊：如果我提及的是一个并非关于赵州的不同的公案，我一定离开了柏林寺，在毫不知晓其实我已经身处赵州和尚的道场的情况下。此刻看来我好象是被引导到达那里的。但是，谁引导着我?谁是赵州?对于我而言，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棒的公案吗?

从一开始我就被明海师父的热心和开放所鼓舞。两天后，当我们离开柏林寺时，他邀请我再来。他说，欢迎我的师父和我一起来。我当然想和别人分享我的这次经历。然而我真的不敢相信威里吉斯?雅各尔会和我在某个时间一起来到中国。但是我错了。一年以后，即2001年的10月，我再一次来到了柏林寺的大门旁，在夜里。这一次与我同来的有威里吉斯?雅各尔和琼?里克(JoanRieck)。上次我已经向明海师父说起过威里吉斯?雅各尔以及三宝教团(Sanbo Kyodan)的谱系。这次，当我同威里吉斯?雅各尔以及琼?里克再次回到这座寺院时，他们二位立即被彼时乃是方丈的净慧法师邀请向僧众做开示。

此后，同琼与威里吉斯一道，我试着从德国和赵州和尚的寺院建立长期的联系。那时身为方丈的净慧法师希望派遣他的一名弟子赴德国在圣?本尼迪克之家(Haus St．Benedik)生活一段时间并学习德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这位弟子获得护照的过程显得相当困难并且耗时很长。当护照办下来后，这位弟子已经被托付了另外一个使命。这使我很难过，因为这意味着一次可能的交换被推向了遥远的未来。可随即我自思到：谁知道呢?也许这未尝不好。

2005年的研修会(Kenshukai)原本计划在达拉斯(Dalias)举行。但是，当2004年研修会的尾声，在讨论一般性事物的会议上儒本?哈比托(Ruben Habito)告诉我们说，很不巧的，由于个人和工作的原因，他不得不收回他的邀请。于是我们便不知道2005年的研修会将会于何地举行了。我已非常盼望去达拉斯，但紧接着那个念头再一次出现：“谁知道呢?也许……”几分钟后，威里吉斯带着在柏林寺举行2005年研修会的想法靠近了我。这个主意很诱惑人但我觉得似乎不太现实。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明海师父，他已经于几个星期前升座为柏林寺的方丈了。一反常态，这次的电话是他本人接的。“欢迎你们”是他的回答。

如今，在柏林寺举行的研修会已经结束了。许多事情的发生超乎我的期望之外。与柏林寺的联系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而我也正享受着一份与明海师父的深厚友谊，他说他每天都从赵州和尚那儿学习。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份巨大的恩赐。正如当初我第一次站在赵州和尚的舍利塔前一样，我从未梦想过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可能的。

当然，我可以回忆起其他的许多事情，而我仅将补述一件小小的逸事作为结束。研修会之前，我和昆杜拉?梅尔(GundulaMeyer)，琼?里克，罗丽?摩里(Lore Molly)以及多丽斯?策尔斯(Doris Zo11s)一起，接受明海师父的邀请去四祖寺也就是四祖道信的道场呆一个星期。四祖寺的监院明基师父起初不能为我们找到一位翻译。然而，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出现在了那个寺院里，他英语说得很好。他计划在黄梅群山中的四祖寺里退隐几个星期，享受那里的幽癖与宁静。他告诉明基师父说他愿意为我们做翻译。一个很棒的人!我们很快与他结成了朋友。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是问他是否能陪我们一起去北京并去柏林寺。因为，也许在北京我们需要使用另外的翻译。他立即同意了。没有他的帮助我们将无法处理在北京的一个大麻烦。当我们到达北京时才知道我们没有了宾馆。由于一个很难被解释清楚的误会，我们预定的房间被取消了。这位年轻人作为我们的翻译连续几个小时帮我们与几个酒店的经理交涉直到最后。由于他，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酒店，为我们自己，也为另外37位正从海外赶来的这次研修会的参力口者。这个研究生的名字是李建军。他愿意我们使用他朋友称呼他时所用的昵称，直接的喊他“木(Mu)”! (与日语中的“无”字发音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