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2005年度第六期临济宗在北京的源流
 

临济宗在北京的源流

习五一

作为禅宗主干的临济宗,是中国佛教实践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虽然它的发源地镇州(今河北正定)毗邻幽州(今北京),但临济宗在北京的传播繁衍,迭宕起伏,始终难以在天子脚下建立起独领风骚的禅风。在临济遍天下的格局中,北京仅占一角之地。

临济宗成为金中都蓬勃兴起的禅宗流派之一

临济宗在创立两百多年之后,才在金朝的中都(今北京)获得鼎足之势。虽然中国佛教在隋唐之际进入巅峰,宗派林立,百花争艳,但当时幽州藩镇割据,地处边陲,文化发展未能与中原和江南同步,佛教文化尚处于萌芽时期。辽代朝廷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作为管理中原汉地的政治中心,佛教日渐兴盛。此时燕京佛教宗派主要有华严宗、密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等。禅宗虽一度传入燕地,但未能形成气候。金朝自东北崛起,攻灭辽朝,占领燕京,又迫使宋廷南迁,其势力进入中原。辽迁都于燕,扩建京城,号称中都。金代中都佛教发展的重大标志之一,是禅宗的蓬勃兴起。禅宗五家中传至燕地有三家,即曹洞宗、云门宗、临济宗。

考察金中都禅学的发展,临济宗较曹洞宗略逊风骚。临济宗在京城的一代名师是广慧通理禅师圆性。圆性(1104—1175)为燕京顺州怀柔(今北京怀柔)人,九岁时即在京西名刹潭柘寺出家,拜僧戒振为师。天眷初年,他赴汴京(今河南开封),从临济名僧佛日圆证学禅,其后游方齐鲁、辽东等地,又至中都竹林寺,弘传临济宗。到大定初年,潭柘寺僧众善诲等请其回山任主持。广慧禅师重整僧务,修建寺庙,制定《寺中规条》,编辑《语录》三编,中兴潭柘禅学。其五大弟子为普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

普照(1121—1168)为沈州章义(今沈阳西南)人,也曾在汴京从佛日大师圆证学禅,遇广慧禅师,遂成为其侍僧,随之游方,受广慧教诲,“师言下大悟,超然独脱”,深得临济宗要义。至正隆六年(1161),因众僧之请,于竹林寺开堂讲法,“观者如堵,不可胜数。”金中都临济禅学愈加兴盛。

了奇(1120—1170)为大定府富庶(今辽宁建平)人,曾先后拜兴教寺圆晓、圆宗寺慧柔为师,学习华严宗,后闻广慧禅师大名,改学禅宗,追随至云峰、竹林等名刹。大定中期,善照告老于竹林,了奇继任,为该寺第七代主持,“竹林续灯益明”,座下学徒常达五百余人。

广温(?—1162)为高安(今江西高安)人,曾学禅宗云门一派,后至竹林寺,从广慧禅师学法,“法性圆通,无不了然”,得广慧印可,主持盘山双峰寺,弘传临济宗学。

金代中期,在潭柘寺弘传临济禅学的名僧有证言、相了、教亨。证言为许州(今河南许昌)长社人,曾就学于香山慈照禅师,后至中都竹林寺,向广慧禅师学法。其后,受梁国大长公主等贵族之请,于潭柘寺开法席,讲禅学,年老复归故里。

相了(1134—1203)为义州(今辽宁义县)人,曾学习《华严》、《圆觉》等经,后至懿州崇福寺,从超公学禅宗。明昌年间,受歧国大长公主之请,出任潭柘寺主持,“宗风大振”。其后,历主天王寺、竹林寺等燕地名刹,复归老于潭柘寺。

教亨(1150—1219)为济州任城(山东济宁)人,长期活动在嵩山,“五坐道场”,后应金左丞相夹谷清臣之请,住潭柘寺,继奉章宗诏,住大庆寿寺,晚年归少林。

金代末年,蒙古铁骑南下,战争连年不断,社会文化凋零。

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采取严格控制的佛教政策,与辽代中后期诸帝的狂妄佞佛截然相反。金中叶,世宗推崇儒家,治国有方,被称为“小尧舜”。他批判前代帝王佞佛之举指出:“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由于金代诸帝以儒学为正统,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发展,金中都兴建的寺庙,少于晋唐辽各代。

在抑制佛教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金世宗敕建大庆寿寺、栖隐寺,以曹洞禅师为开山祖师。金宋时期的曹洞宗注重个人修行,主张禅、净、教各宗合一。与机锋锐利的临济宗相比,曹洞宗的性格静寂,作风稳健,更符合金朝统治者教化天下的需求。然而,曹洞宗在金中都的盛行,也带动了禅宗其它流派——云门宗、临济宗的传播。中都成为北方高僧云集之地,禅宗成为燕地佛教中兴起的重要流派。

金中都时期临济宗的发展,是源于两宋临济宗向北方的传播与辐射。因此,南北临济宗的特征大体趋同。

其一,自五代十国开始到金宋时期,禅众由山林陋居,逐渐向都市地区的大中寺院分流,佛教自耕自食的传统受到破坏,地主式庄园经济日渐成长。禅僧内部两级分化,部分禅师取代过去法师和律师的社会政治地位,成为可以影响佛教发展方向的力量。金代中叶,中都地区的证言、相了、教亨等临济宗禅师,均受皇族权贵之请,主持燕地名刹。

其二,金宋时期的临济名师与士大夫互动交往,禅风和士风相互渗透。汾阳善昭开创的颂古(韵文体)、拈古(散文体)禅风,倡导文字解禅,力图融合禅宗各家的宗风。这种文采飞扬的禅风,失去了许多在下层流传的粗俗淳朴,但却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喜爱。以颂古、拈古,教禅学禅的禅风,弥漫在金中都多数禅宗寺庙。如:潭柘寺临济名师证言,撰有《颂古》、《拈古》各百篇,“注〈禅说金刚歌〉,又著〈金台录〉、〈真心真说修行十法门〉,皆行于世。”善于编撰颂古、拈古,成为步入当时禅宗名师的重要条件之一。

临济宗在元大都由盛渐衰

继契丹建辽、女真建金之后,蒙古族崛起于漠北草原,入主中原,短短数十年内攻灭各个偏安政权,一统天下。蒙古统治者重新排定儒、释、道的地位,尊崇佛教,贬抑儒、道。佛教在元大都的兴盛超越以往历代。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佛教的各种宗派交替盛衰。

金末元初,京城几经战火,养尊处优的律宗领袖,大多随金宣宗南迁,律宗由盛转衰。而留住燕京的僧侣,多为地位较低的禅宗一派。在蒙古政权的扶持下,禅宗的势力迅速崛起,成为本地区的主流宗派。许多著名寺庙纷纷改宗,革律为禅。如燕京名刹三学寺改律为禅,更名为圆明寺。又如创建于辽代的大觉寺,也在此时革律为禅,请著名禅僧志奥出任主持,弘传禅学云门宗派。当时,禅宗名僧成为北方佛教界的领袖。其中,临济宗名僧海云印简为汉僧中与蒙古权贵建立密切关系的第一人。

印简(1202—1257),字海云,山西岚谷(今山西岚县)人,自幼入广惠寺,拜中观沼为师,学习临济禅法。蒙古军队攻占岚谷后,他随中观结交蒙军统帅,颇受赏识,接受成吉思汗的赐封。中观沼逝世后,印简到燕京大庆寿寺,师从中和璋禅师,成为其嗣法门人。他游遍燕京地区名刹,先后主持过七次大规模的佛事活动,剃度弟子多达千余人。窝阔台掌权时,于1237年,派官员考核中原各地僧道,印简被推为主持。贵由在位时,于1247年,命印简统领僧众,赐白金万两。1251年,蒙哥即位,任命印简统管全国佛教事务,赐与银章,将普济寺修建一新,“殿宇雄丽,金碧辉映,为诸刹冠,”命名为“海云寺”。忽必烈奉命主持中原军政事务,曾向其学法。印简去世后,忽必烈下令在大庆寿寺之侧建塔安葬,谥号“佛日圆明大师。”

印简一生历事蒙古四朝大汗,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并与专管汉地事务的忽必烈关系密切。他以禅师身份参与政治活动,推动了蒙古草原文化融入中原农耕文化的进程。印简除研究佛法外,钟情儒学,“凡与当世王侯论治民之道,必以儒教为先”。他对燕京行省的蒙古重臣说:“孔孟之道,万世帝王法程。”1242年,忽必烈请印简到漠北讲法,曾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印简告:“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临别时,印简又告:“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皆佛法也”。在这里印简所说的佛法,就是治国的儒家之教。他大力向蒙古当权者宣扬,“孔孟之道”为“万世帝王法程”,从三纲五常到治国平天下,用心良苦,超越弘扬佛教教义。印简领导的北方临济宗,以儒家之教辅佐治国,在禅宗的理论与实践上,并无独特的建树。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定鼎于燕,新建大都城。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忽必烈采取崇教抑禅的政策,任命藏传佛教名僧八思巴为“国师”(后尊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藏传佛教取代禅宗的领袖地位。1268年,八思巴奉命创造蒙古新字,地位更加显赫。汉地诸僧多从藏僧学习显、密二教之法,藏传佛教成为元大都的显学。禅宗虽然受压抑,但仍有相当的基础,其中以印简一系所传的临济宗最为活跃。

忽必烈去世后,成宗即位,禅宗势力再次抬头。元贞元年,成宗特下诏书,命海云印简的再传弟子西云安,为大庆寿寺主持。仁宗时,又赐封号“佛光慈照明极净慧大禅师”,加官荣禄大夫、大司空,并授玉印,上刻“临济宗之印”。

至大二年(1309),著名文士赵孟頫奉敕撰写《临济宗正宗之碑》,将印简一系奉为临济宗正宗。碑文记载,自临济义玄而下,十传至燕京海西堂容庵海,海传中和璋,璋传海云印简,简传可庵朗和赜庵儇。其下分为两支:朗传荜庵满和刘秉忠,儇传西云安,为临济宗正宗第十五代传人。西云安有著名弟子北溪延智、鲁云行兴和秋亭亨,对印简一系持续兴盛有重大作用。

北溪延智为彰德(今河南安阳)人,在凤林寺出家,后至大都,拜西云安为师,安公去世后,继主大庆寿寺。仁宗赐封号“佛心普慧大禅师”,加官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临济宗事。受元帝宠信,“前后赐以金、玉佛像,经卷及它珍玩之物数十事。”

鲁云行兴为郓城(今山东郓城)人,自幼出家于乡中乐闻寺,受戒后北上大都,拜西云安为师,“留三年而尽得其道”,受命主持海云寺,后归乡里省坟。到文宗时,“特降玺书,命主大庆寿寺”,并赐以两方玉印,一刻“庆寿长老”,一刻“领临济一宗”。他主持大庆寿寺,临济宗势力有所发展,“自是诸方衲子川奔之聚,钟鱼之声,旦暮弗辍。”

秋亭亨为顺德(今河北邢台)人,自幼出家于开元寺,成年后游大都,从学于西云安。其后,他来往于大都的广福寺、竹林寺、庆寿寺,又南下江淮各地参学。元末顺帝即位初年,鲁云行兴去世后,秋亭亨继任大庆寿寺住持。他年老归隐故里后,由其得意门徒继任,以承“临济正宗”之法嗣。

综观有元一代,凡领于宣政院的寺庙,分禅、教、律三宗。其中“教”有三家:即天台、华严和慈恩。“慈恩之所以为元代佛教所重,与喇嘛教以法相为理论基础,以因明为方法论有关”。由于“律”是佛教各派所遵循的基础,所以佛教实际上是二分天下,即南禅北教。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在喇嘛教主导下的元大都佛教界,临济宗因与当权者关系密切,法嗣延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临济宗在明代北京的延续

元末,朱元璋起兵凤阳,北伐大都,元亡明兴。明初,明太祖定鼎南京,降大都为北平。其后,燕王朱棣“靖难”成功,再度定鼎北京。经历战乱后,明代北京的佛教再次兴盛。自太祖立国,至宪宗成化年间,仅百余年,“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已至六百三十九所”。虽然梵刹遍地,僧尼无数,前古所无,但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佛学却逐渐衰微,禅学更是江河日下。

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政令,强化佛教管理,将全国寺庙分为禅、讲、教三类。禅,“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着方是本宗”,指修禅的僧人;讲,“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指宣讲佛教经典的僧人,相当于元代的“教”;教,“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指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的僧人。讲者,为国家“化导愚昧”。教者,为社会民众作法事。而禅者,则被剥夺这些职责和权力。明朝又下令禁止僧道云游,而游方行脚曾是禅僧重要的修行活动。这样,禅宗就自然地走向了衰亡。

明朝前期,讲者,即元代教学者,为北京佛教界主流。教学中华严、天台、律宗等派,禅宗中临济、曹洞等派,其理论体系多互相融合,门户之争已经淡漠。明代中期以后,政府控制松动,禅僧游历四方,参学弘法。其中晚年隐居燕京的名僧德宝,著书立说,对明中叶的禅宗理论产生较大的影响。

德宝(1512—1581),字月心,号笑岩,北京人,早年丧父,“先读孔孟之书,缺承父师之训”, “因听《华严》,恍如破梦,”随即在北京广慧寺出家,拜了空和尚为师。其后,德宝长年来往于大江南北,寻师习禅,“冒寒暑于十余年间,涉南北于数千里外”,参访三十多位著名禅师,最后懂得自悟本心不假外求的道理。他的弘教生涯,“随缘开化,靡定所居”,史称其“名震海内”。万历五年(1577)后,德宝隐居燕京柳巷,不少知名僧人向他请教禅学。其禅学理论结集为《月心笑岩宝祖南北集》四卷,刊行于世。

在明中叶禅宗界,德宝能够独树一帜。他修订并发展了宋代名僧宗杲的话头禅。德宝主张“必须自己大悟后”,才能深入理解《灯录》、《语录》的思想,从而否定希望直接从公案和语录中获证的流行观点。德宝提倡的“三结合”参悟方法,是宗杲“看话头”的增订版。其一,将参话头与念话头相结合。此前禅师的参话头都是“杜口默切”,即集中一个话头在内心参究。而德宝要求在内心参究的同时,也要口中念诵。其二,将参话头与念佛相结合。将阿弥陀佛的名号直接当作“话头”,可念可参。这样,将净土信仰融入禅的领域。其三,将解话头与参话头相结合。话头可由高僧指点迷津,“分明代破”,参看与解释相结合。这样,话头禅又渗入义学的成分。德宝的禅学理论与实践,反映出明代佛学各派交融合流的趋势。

除江南禅僧外,海外高僧也游历京城,最著名的是日本人德治。德治最初来华,在杭州灵隐寺学习临济宗法,“深得单传之旨。及东归,国人景仰,尊为禅祖。”明洪武年间,他再次游历中原,居住在北京大庆寿寺,与该寺主持切磋学问,“激扬临济宗旨”。至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颁旨命德治主持潭柘寺。他“早夜孜孜,以缮修为务”,弘扬禅学,终老于此,为北京地区的佛教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临济宗在清朝、近代北京的衰微

明末清初,社会急剧变动,从明朝万历(1573)到清朝雍正(1723),禅宗重新活跃起来,形成其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的兴盛期。

明末政局腐败,内外交困,终至灭亡。满族政权崛起于东北,入关后仍定都北京。清朝效法明朝的制度,将佛教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清初,禅宗仍保持明朝万历以来持续高涨的势头,宗派继续发展,名师大批涌现,书籍大量刊行。清初禅宗两大派的基地均在江南,而他们的政治倾向却截然相反。曹洞宗与明朝遗民关系密切,而临济宗的一批高僧多次应邀北上,与清王朝交往频繁。

清世祖顺治提出:“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他曾多次召见江南临济宗著名禅师,协助治理佛教,培植统治基础,缓和民族矛盾。1657年,顺治在京城海会寺,遇见临济宗名师憨璞性聪,“屡召入禁廷,问佛法大意”,深感兴趣。其后,顺治广召天下临济宗名僧入京,谈论佛法。其中,玉林通琇最受重视。他于1658年和1660年两次奉诏入京,主持京城戒坛。清廷选僧一千五百人从其受戒,赐以“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的封号。这是顺治给予“国师”称号的唯一江南禅师。通琇的弟子茆溪行森和木陈道忞也得到清廷的赏识。1659年,顺治召道忞入京,封为“弘觉禅师”,命其居悯忠、广济等名刹,屡次召其入宫谈论佛法。此后,顺治日益迷恋禅宗,董鄂妃病死,他曾执意出家。

清圣祖康熙继位亲政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逐渐巩固,加紧推行“教化为先”、以儒治国的方针,从而强化了封建文化专制。康熙大力尊崇程朱理学,他说:“帝王道法,载在六经”。清王朝“崇儒重道”的独裁政策,窒息了思想文化界的批判精神,提倡独创精神的临济宗,发展空间日益狭窄。

清前期诸帝中,清世宗雍正对禅宗的认识最深刻,因而其控制也最为严厉。他广泛阅读佛教经典,自号“圆明居士”,尊崇喇嘛教,贬抑禅宗。1733年,他以维护佛教和禅宗的名义,编著《御制拣魔辩异录》和《御选语录》,整顿禅宗。他以清朝统治者的标准,制定禅学法则,要求禅净兼修、佛道合一,扼杀禅宗机锋,禁止呵佛骂祖的叛逆传统。他将禅宗追求精神的超脱,视为“狂参妄作”,他反对参禅者钻研公案,尤其贬低颂古,提倡“了悟自心”。雍正创造的参禅标准,“自心”即“性”,就是笃守儒家的三纲五常。雍正以帝王身份,干预禅宗,制定金科玉律,将禅宗纳入王权之道。

雍正积极干预禅宗,规划其发展轨迹。京城重要寺庙的主持均由雍正钦定。1733年,雍正敕令重修京城西北名刹千佛寺,“梵共禅宇,焕俨辉煌,堪为大众重修参学之所”,并赐更名为“拈花寺”。他特命通琇国师的再传弟子超善为主持,弘传临济宗学。雍正宣称:“朕阅玉琳、茆溪《语录》,叹其高风卓识、超冠丛林,因为颁谕表章,追封赐祭。”同年,雍正敕令在京城西郊建觉生寺,命元信禅师为主持。与此同时,清朝贵族出资修复京西古刹卧佛寺,雍正敕更其名为十方普觉寺,命通琇国师的另一再传弟子超盛为主持。雍正在位时,常召临济宗禅师超善、超盛、元信、超鼎(万寿寺主持)、明慧(圣因寺主持)等入宫,参研禅学,号称“同时入证者”。

雍正以后,禅宗日渐衰落,与其他法门逐渐合一,社会影响日益萎缩。清中叶以后,京城名刹多为律宗,如:城郊的潭柘寺已易禅为律,北京著名巨刹悯忠寺、广济寺、戒台寺、万寿寺等均为律宗一派所居,而禅宗一派所居者多为中等寺庙,如:拈花寺、觉生寺、善果寺、海会寺、卧佛寺等。清前期,京城临济名师基本都是从江南北上,雍正以后,后继乏人。

晚清民初,列强入侵,国脉衰微,佛教自然难挽颓势。1929年,据北平市政府统计,城郊共有寺庙1033所,其中有宗派的寺庙有四百多所。在有宗派的寺庙中,以临济宗为最多,有249所,依次为,贤首宗61所、南山宗54所、曹洞宗52所、莲宗11所、法相宗6所、菩萨宗2所,贾菩萨宗、龙池宗、云门宗、华山宗各有1所。这些宗派均为僧人自报家门,法嗣难考。但令人注目的是,在有宗派的寺庙中,多数认定自家源于临济宗。

斗转星移,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华民族正在崛起复兴。中国佛教临济宗重视创新的文化传统,将会融入新的时代精神。

本文承蒙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传印法师惠赠资料,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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