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苏东水教授指出的那样，“世界管理学界正在掀起一股‘东方热’。”日本式管理和台湾式管理已经成为世界管理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禅学在管理领域的应用——禅式管理正逐渐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的兴趣。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通过“内在超越”的途径使管理者从日常的琐事中得以解脱，并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境界的确是很具有吸引力的。但是，禅学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决不仅限于目前广受关注的禅式管理。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或许还是目前几乎并不为人所知的企业禅。因为禅式管理所涉及的主要是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管理艺术和管理技巧。而企业禅则是对企业文化的“再造”，是企业员工“心智模式”的改变。

企业禅的含义，正如禅学本身一样，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但企业禅的最重要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企业禅要求企业绝大多数员工将企业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用盛田昭夫的话说，就是“在企业内建立一种亲如一家的感情，一种员工与经理命运与共的感情”；第二，企业禅要求企业内绝大多数员工都具有带“神召”色彩的真正的敬业精神。用寿山铃木的话说，就是“越苦越难，‘来世’则越纯净。一个人如果不能完成工作，则达不到苦行的目的，就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谓“命运共同体”，正如稻盛和夫所说，“企业并不是经营者追求梦想的地方，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企业永远是保障员工生活的地方。”企业首先是员工的企业，其次才是股东的企业。只有这样，员工才能感觉到与企业命运与共。在日本京都制陶公司里，员工在晚上工作到10点，也没有人会自视为“加班”。为了赶工期，全公司员工晚上工作到12点的事情也经常发生。企业的竞争力，正是来自于企业的数万员工，他们都将企业视为自己“命运共同体”。而在员工没有将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的企业里，所谓的“企业伦理’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要么今天老板“炒”掉员工，要么明天员工“炒”掉老板。因为只有当伦理关系是建立在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时，企业伦理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所谓的敬业精神。但这种敬业精神并不是真正的敬业精神，尽管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也许真的“兢兢业业”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正如汪丁丁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于这种敬业精神并不是对“此世”的超越冲动，而是对“此世”的敬业态度。真正的敬业精神则是在“神召”（calling）下产生的。具有真正敬业精神的人如果不对“神召”进行回应，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负罪感”（feel guilty）。但他究竟为什么会感到内疚？为什么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或许就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因为这是一种隐性的“心智模式”在起作用。社会学大师韦伯（Marx Web）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以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那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而与之相联系的，则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是一种“入世苦行”的精神，一种真正的敬业精神。作为东方对此书的回应，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中国的禅宗也曾有过所谓的“入世转向”，例如六祖慧能所说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可，不由在寺”（参见《坛经》第三十六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先生在《再谈禅宗与理学》中将慧能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到了宋代。在百丈怀海所创立的《百丈清规》中，更是明确地指出了禅宗新经济伦理的两大内容，即“节俭”与“勤劳”。禅师们逐渐发现，“此世”对于解脱而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经过此世的磨练，也就到不了彼岸。这就是南泉普愿所说的“直向那边去了，却来这边行履”（参见《古尊宿语录》卷十二）。

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敬业精神不仅意味着“节俭”与“勤劳”，而且意味着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与工作态度。这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而言，或许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据我们的经验观察，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很难有一以贯之的精神从事某种事业。他们往往在企业有所发展，自己也赚了一些钱后，就要么走上“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要么直接“享受人生”去了。企业的规模与未来的发展都变得不再至关重要。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深刻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意欲调和折衷，志不在为学术的学术，为艺术的艺术，中国人实在另有所求。”

由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与禅式管理不同，企业禅实际上是企业内近乎宗教的，与“信仰”有关的东西，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忘我的经营境界。虽然在现代经济学中，尤其是在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中，宗教、信仰以及一切与精神气质相近或相关的东西几乎都是被排除在外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中一再强调，“宗教的力量和经济的力量是几乎无时无刻不影响人类行为的两大力量。”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Peter Drucker）教授也曾深刻指出，“企业管理不仅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文化。”作为一种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心智模式”，企业禅在管理中作用的发挥，要求企业大多数员工将其视为共同的、一致的内心态度、意志状况、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不管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如果仅仅是按照企业家和管理者的个人意愿“制订”或“建设”，却没有得到广大员工认同的话，那么，与其称之为企业文化，倒不如称之为“企业制度”。而制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当然是既可以执行，又可以不执行的，尤其是像“企业文化”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如果按照日本人看法，将企业禅视为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禅是与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思想修养、处世之道以及“心性”息息相关的。的确，能够真正达到企业禅这种经营境界的企业实在是凤毛麟角。但是，只要企业将企业禅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不断努力进行企业文化的“再造”和企业员工“心智模式”的培养，无疑将使企业建立起其他企业难以复制，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核心能力。因此，当我们关注禅式管理的同时，不妨也同样关注一下作为企业最高经营境界的企业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