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教团与民众》这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产生于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禅宗，具体地说，是想找出中国的禅宗与接受了“佛教”的民众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围绕“文化”一词有各种定义，笔者在踏袭了这些定义的同时，又欲将“文化”作为“人的精神行为”来研究。因此，这种“文化”的研究便包含了政治、经济等所有的社会现象。

基于这样的“文化”定义，此书旨在研究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到异文化之地中国时，中国人是怎样接受、理解了它之后确立起中国人自己的佛教的。不消说，这里边包含着中国人自己对佛教的理解，因此，“佛教”本身就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中国人接受了印度佛教以后，一直不断被摸索的“适合于中国人的佛教”，最终在中国的禅中典型而且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禅宗教团在早期与后来被作为“纯粹禅”的唐五代时期的禅、宋代的禅、明清时期的禅相比，各个时期都发生了变化，而每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变化更为深钜。由于禅与社会状况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以至此项研究，经常要求研究者用复眼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整体当中考虑具体的研究部分。所以，研究对象虽然是“禅宗”，可是笔者尽可能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思想进行了分析。

基于这种认识完成的此书，其结构如下。

第一章以禅宗为中心，围绕若干祖师，就其信仰的建立与发展做了具体分析。例举的祖师有傅翕、万回、弘忍、布袋、义忠、印肃、道济、定光八位佛家。把这些祖师在教团内的工作与各种资料所显示的民众信仰做以比较，笔者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历来的中国佛教研究是不是过于注重教理和其历史了？尽管笔者被中国极为多样的信仰形态所迷惑，最终还是感觉洞见到了“中国佛教”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中国民众对“佛教”所希求的并不是高玄的佛教教理的世界，而是平易的，在学问上很难称得上是“佛教”的那种世界。

禅者理应是超脱世俗之人，可是他们对修行者的教育竟出乎我们想象地细致周到。第二章第一节把禅者的这种教育同近乎与南宋同时期同在浙江地区生活过的天童如净和虚堂智慧这两个禅者的上堂语，以及记载着中国人风俗习惯的“岁时记”的社会环境对应起来进行了分析。“岁时记”中记载的各种民俗节日都具有以农耕社会为背景的极为强烈的宗教色彩。对于如净、虚堂、或是其他修行者来说，这些内容本应是了然于心的事，可是他们却在如何把当地的宗教性习惯与佛教区别开来的问题上绞尽了脑汁。具体地说，就是岁旦、元宵、立春、寒食、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开炉、冬至、除夕等各民俗节日的内容与“上堂语”的关系。同时，笔者还提出了这样的思考：来到宋朝的日本人道元禅师是如何区别佛教与其他思想的呢？

第二节针对第一节，把有关释尊生活的“三佛忌”作为佛教对世俗影响的中心内容。附带说一下，“三佛忌”中历史最久的是降诞会，其次是成道会，历史最浅，大概是从北宋时才被真正认识的是涅槃会。降诞会的灌佛，成道会的五味粥节对中国民众来说是颇为熟悉的。

第三章第一节按照历史的顺序回顾了佛教中“送葬礼仪”的建立和发展。在印度曾经是很朴素的送葬礼仪传到中国后，与儒教和道教相结合，演变成极为复杂的礼仪。这种倾向在设立了有别于印度的戒律——“清规”的禅宗教团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不仅是对出家人，即是在家的佛教信徒所做的葬礼也是值得关注的。不能否认，送葬礼仪对于佛教教团的发展来说，成了必不可少的有效武器。另外，笔者认为戒名问题是受戒所具有的本来意义和机能。

第三节是关于中国佛教固有的遗体处理方法“火葬”及对于尸体信仰的具体实例。了解中国禅宗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六祖慧能和云门文偃对于尸体的信仰，大概就会发现所谓的禅宗史研究是来自于教理或教团方面的。这一节还介绍了保存在香港万佛寺中月溪心圆的干尸。

第四章第一节把托钵和作务（劳动）所象征的不同的劳动观作为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相异的一大特征。印度出家人的生活绝对以托钵为主，禁止劳动。传到中国的佛教在当初也是以不劳动认同其自身价值的，可是后来由于布施等活动，寺院有了一定的经济力量，再加上来自教团外的责难，以至中国佛教不得不容许劳动了。这种现象与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重视日常生活这一鲜明的立场结合在一起，最终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劳动（作务）的世界才是佛法，即“百丈清规”的世界。这时，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可以说是分道扬镳了。当然，这种重视现实的立场往往潜在着现实优先之嫌。历史证明，禅宗教团大都委身于体制的认可。

一般认为，南宋时期的“五山”在国家权力的庇护之下，在经济上建立了一个安稳的世界。针对这一认识，笔者在第二节中指出，为了维持大寺院的伽蓝和修行者的生计，寺院不得不对经济给予很大的重视。

第三节把国家对寺院期待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与坐落在南宋都城的天竺寺、法慧寺、明庆寺等的观音信仰结合在一起做了分析。

第四节以历来几乎不被关心，南宋时期活跃在福建的大慧派如如居士颜丙的两则语录为线索，就禅者欲与社会保持关系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进行了分析。颜丙曾对市井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讲授过“禅”，可未必是清一色的坐禅，他采取了极为灵活的方式，有时讲念佛，有时讲持戒，这一点与净土教的王日休始终劝勉念佛不同。也许未曾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禅者的布教也是这种作法吧。总之，居士虽说是在家人，却讲授佛法，有时似乎还主持葬仪的颜丙的生活方式恐怕会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禅宗教团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

此节还就一些问题多视角地观察了中国禅，每篇论文看上去是独立之作，这也许会遭到物议，被认为缺乏统一性。可是在如何理解“适合于中国人的佛教”这一问题上，如果只是象过去那样一味地捕捉佛教资料所表现的高深思想以及教团和个人的历史，其结果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接受了佛教的“人”不在研究之内。在尤其注重“现实性”的中国，“人不在”不是致命性的缺陷吗？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思考。

再有，历史上，佛教同社会以及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保持着怎样的相互关系，研究这个问题将使生活在现代的笔者面对这样一个课题——作为佛教徒今后应该怎样活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笔者将终其一生做这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