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作为三学之一，在整个佛法修习过程中，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佛陀在世的时候，经常给弟子们开示以“安般守意”和“四念处”为核心的禅修法门，希望比丘众常住二禅境界。因为在二禅中，修行人能够享受“定生喜乐”，此喜乐胜过世间包括淫欲在内的一切五欲之乐。由于世间的一切五欲之乐，都无法与二禅的喜乐相比，所以常在二禅中，有助于道心之增长，不被世乐所转。出家人常在二禅，可免还俗欲望之诱惑；在家人在二禅，可望出污泥而不染。正因为禅定有如此殊胜的功能，在原始佛教中，禅定之修习，在出家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佛陀涅槃的时候，阿难问佛，佛涅槃之后，众生“当依何而住”，佛陀回答说，“依四念处而住”。可见以四念处为核心的禅法在整个佛法修证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在坚持禅定的基础地位方面，应该说，南传佛教比汉传佛教做得比较好。在东南亚国家，禅定依然是出家人日常修行的重点。以四念处为指导思想的禅修方法是所有修行人都自觉遵修的共同法门。由于有严格的禅定次第可供学人下手，加上长期的脚踏实地的禅修训练，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南传佛教国家，依然有人证得初果、二果，乃至四果阿罗汉。这在北传佛教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虽然，北传佛教强调发菩提心和行菩萨行，但是，这并不是说不重视禅定。禅定依然是大乘佛法修习菩萨行的基础，而且对禅定的要求更高。但是，在实际的行持上，人们对菩萨行的重视，要远远地超过对禅定的关注。尤其是当禅宗兴起之后，这种情况更是比较普遍。由于没有深厚的禅定功夫作基础，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本钱不够”的现象。修行的自受用往往通过禅定及其所产生的乐受体现出来。当一个人的自受用尚没有生起，身心粗重，毫无轻安和喜乐可言，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如何能够对别人产生真正的慈悲心呢？没有禅定的自受用作基础，不依靠禅定来滋养身心，光靠“发心”，这样的菩萨行恐难以落到实处，也难以持久。但是，很多人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

诚然，禅宗确实讲过禅非坐卧、磨砖岂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之类的话。可是，我们同样可以找到相反的说法。如二祖慧可大师在《略说修道明心法要》一文中明确地说“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禅宗认为，一切法都是方便法，而不是实法。所谓的方便法，就是常说的“应病与药”，主要是对机而发，旨在解粘去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比如说，对于一个散乱的凡夫来说，修习禅定恐怕是当务之急。而对于一个禅定功夫很好的人来说，为了防止他执着于宁静之境，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修习自性观，恐怕更为适合。

以安般守意和四念处为核心的禅法是三乘的共法，本无高下之分。之所以有高下之分，完全取决于见地和发心。小乘的发心、小乘的见地，它就是小乘法；大乘的见地、大乘的发心，它就是大乘法；最上乘的见地、最上乘的发心，它就是最上乘法。如果我们以祖师禅的见地来修习安般和四念处，它又何尝不是祖师的禅法！所谓方便即究竟，就是这个意思。究竟指发心和见地；方便指具体的用功方法。如果我们有究竟的见地和发心，一切处、一切时、一切治生产业都是道场，更何况原始佛教的禅定方法呢！

汉传佛教有很多优良传统。但是，在传播中淡化了禅定的基础地位，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坚信，汉地佛教，只有充分继承大乘佛教的圆满见地和菩萨发心这一优良传统，并在此前提下，重新认识和重视禅定的基础地位，才能在现时代更好地发挥它的教化功能，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否则，中国佛教近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脚不点地”的“空空”弊端，将难以从根本上革除。

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象现时代这样喧嚣和纷乱。身处这个光怪陆离的生活环境中，出家人要真正做到修有所得，必须打好禅定的基础，要趁身心健康的时候，精进修习禅定，一则滋养身心，自我受用，二则长养道心，增强免疫能力，平安地做个出家人，三则早生智慧，随缘照用，四则法喜充满，慈悲利他。我们要记住：自喜乐，方能与人喜乐。如果自己不喜乐，烦恼重重，又如何能摄受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