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1935年，撰《摄大乘论疏》。该书义本世亲无性者半，自所疏义者亦半，较旧注明白详尽，陈义不让古人。又作《论语义疏》，洋洋十余万言，对孔子学说特加发挥，多超越汉宋诸家之说。

王恩洋认为：佛教以出世为宗旨，儒教以入世为宗旨。出世故易流于厌世，然一味厌世，而不知救世，则为声闻独觉之行，而非诸佛菩萨之道。入世故易流于顺世，然一味顺世，而不能济世，则为凡夫俗儒之行，而非圣贤之道。儒教以昭明德于天下为志，仁以为己任，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则儒家非顺世贪生也。菩萨不染生死，不住涅槃，大悲利生，方便善巧，则佛家非厌世怖生也。儒教以挽救世道人心，使众生和平安宁为宗旨,故律己甚严，待人惟恕。佛教以拔救有情解脱为究竟，故提倡绝情离欲，不与世同。然无菩萨之精神，则不能做入世之事业。而不能拨乱反治，使人类得以安生尽性，则佛法亦将无所施。是故二教可以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杀人武器亦日益厉害，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尤当大阐儒佛之至教，挽救物质文明之弊，解斯民于倒悬。

1936年6月，王氏应成都佛学社之邀，前往讲授《世间论》，该讲义后由成都佛学社印行。讲稿分“价值论”、“本体论”、“缘起论”、“出离论”、“无住涅槃论”五章，为《人生学》之补充。后讲《摄大乘论疏》，历时三月，听众踊跃。上至耆年硕学，下至英俊青年，莫不具足。四川佛学院院长昌圆法师率全体师生来此听讲。邵从恩（1871——1949）、卢子鹤、黄肃方、叶秉诚（？——1938，时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游永康（即后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隆莲法师，1941年从昌圆法师出家）等亦来闻法。说法堂为之爆满，后至者乃环立阶前聆听，场面感人！讲经结束后，已是秋高气爽的九月天了，他乃从成都望江楼登舟顺岷江而下，去青神县中岩寺、乐山乌尤寺等地观光旅游，藉以放松一下自己。在乐山，他结识了遍能法师（1906——1997，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并应邀在乐山公园讲《心经》及人生哲学。旋回成都，会晤了勤研佛典的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炳英（1889——1957）等人，后返南充。

1937年1月，他应重庆佛学社之邀，在长安寺讲《世间论》和《摄大乘论疏》，并会晤了前清翰林赵熙（1867——1948）及其弟子遍能法师。四月归家，在龟山书房讲《孟子新疏》，七月讲毕，讲义由龟山书房油印刊行。旋应重庆华岩寺之邀，讲《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讲稿后出油印本。圣观法师（1886——1954）、朱之洪（1871——1951）等人亦来闻法。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朱之洪对王恩洋说：“吾得依佛法以送余生。”王开导朱说：“学佛不应如此消极，我们不但生应精神，尤须死得精神，菩萨悲心大愿，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入地狱以度众生尚可为，岂能以自度自了为宗旨耶？”朱闻言振奋，自谓于佛法得正愿云云。王氏还向华岩寺方丈宗镜长老推荐邱檗居士担任天台教理院主讲，遍能法师任教务主任，圣观法师任事务主任，主客双方皆大欢喜。9月，再应重庆佛学社之邀，讲《缘生论》。10月归家，在龟山书房讲《辩中边论》。12月得欧阳竟无信，谓支那内学院已迁至四川江津，请他明年农历正月初七（公历2月6日）来江津会面。

王氏不敢怠慢，1938年1月30日即动身，正月初三抵重庆，见到吕澂等人，次日偕吕澂、邱檗、韩文畦、蒙文通等40余人到达江津，拜谒欧阳大师。

1939年，王氏在龟山书房为诸生讲国学，其讲稿《老子学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由黄联科出资在上海佛学书局印行流通。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欧阳竟无两大弟子风格迥异。一是吕澂，思想冷隽，治学精严；一是王恩洋，情深信笃，践履踏实。恩洋先生志切救世，热情充沛，尤喜接近社会下层人民。他布衣蔬食，安于淡泊，出门远行，背包挂伞，独来独往，不计危苦，对人对事，凡情之所至，理之所安，一身任之，能终其守。1940年11月，他从南充起程，前往江津拜谒欧阳大师，只身徒步，日行百余里。在其所作《南游记》中留有这样一段记载：“初六日，过八塘，日落如在山顶，下山犹十余里矣。山路曲折，两崖峻绝，别饶幽致。俄林间风动，草木有声，暮云忽起，遮蔽星月，余心随境入寂，渺然若丧乎我者。继而林木怒号，风力加急，飘举衣袖，余驭风而行焉。斯时精神倍增，脚力益健，仰望天空，忽夜月如钩，破云而出，余亦心光怒发，念六度万行，一切智智，趣之何难？直往而已。继复万象森罗，转觉心意两忘，无取无往，始悟精进之功，寂照不二之旨。既至八塘，余乐未歇。中夜风云顿作，大雨如盆倾也。”

1941年2月2日（正月初七），他再至江津，参加支那内学院师友聚会，与欧阳竟无、吕澂、陈铭枢、高语罕等人欢聚一堂。6月，上海佛学书局《佛学半月刊》请其作一“法相宗专号”，他先后撰写成《法相义》、《法相体类》、《我之假立》、《缘起义相》、《共业增上》、《圣道转依》六篇文章寄之。该六稿加上后作之《叙论》及《答梅撷云先生论缘起书》，汇编成《法相学》，由华岩寺刻印流通。11月，他去江津拜望欧阳大师，与陈铭枢等人游山，陈问：“宗门早悟者每寡传，迟悟者门多盛，如岩头雪峰者流，何故？”王答：“迟悟者悲增，又历尽艰辛，知人心病，应机善巧，而早悟者仅智增耳。”同月，他在华岩寺讲《瑜伽力种性品》并在重庆钱业公会讲《心经》七日。归家后，整理讲稿，作《心经通释》，与《瑜伽力种性品疏》一起由华岩寺刻印流通。

1942年1月，他应太虚大师（1840——1947）之邀，参观重庆北碚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并与法尊法师（1902——1980）辩论《瑜伽力种性品疏》。2月，赴内江开办东方佛学院，院址设在圣水寺。并应自流井（今四川自贡市）佛学社之邀，前往讲《人生学》及《心经通释》，历时十日，其间结识了自贡盐业公会主席罗筱元（1819——1966）等人。3月底返圣水寺，讲《二十唯识论》。6月回家途中，应重庆佛学社之邀，讲《法相学》三天。10月，在内江通俗教育馆讲《瑜伽力种性品》，并与黄肃方、廖泽周等人商议，决定将东方佛学院改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同月，王恩洋通读了冯友兰（1885——1990）的近作《新理学》，觉得其理论体系支离破碎，不能自圆其说，谬误百出，很不成熟，乃撰《<新理学>评论》以抨之。11月，在重庆佛学社讲《瑜伽力种性品》，并去江津看望欧阳竟无。12月，应泸县佛学社之邀，讲解《心经》。年底，他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完稿，全书洋洋40余万言，为其生平第一巨著，堪与唐初窥基大师（632——682）之《成唯识论述记》相辅而行。但黄联科从印度尼西亚寄来的印书款，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折耗殆尽，以致上海佛学书局竟未能出书，显示每每引为终身憾事！其时龟山书房已停办，他利用余暇写成了《瑜伽师地论疏》六卷，原计划用三年时间写完三百余卷，后因撰写其它著述及政治方面的原因，终其一生也未能续作，惜哉！

1943年2月23日，欧阳竟无病逝于江津几江镇，享年七十三岁。王恩洋惊闻噩耗，痛哭失声，立即束装就道，赶赴江津，匍匐奔丧。他对欧阳大师一贯师事谨慎，有疑必问，辩理必明，有时虽遭严斥，仍忠敬不渝。自1937年支那内学院迁川以后，他除因父母病重的一、二年外，每年都要去江津拜望欧阳大师几次，并对支那内学院尽力支援，学术界颇因此称赞其品德。为悼念欧阳竟无大师，支那内学院特出《纪念专刊》。门生弟子，各述功德，海内贤达，咸致哀辞，王恩洋也撰写了长文《追念亲教大师》。丧事完毕后，他返回东方文教研究院，为清福法师（1862——1940，曾游历亚洲十多国）修改《源因略记》一书，并撰写《清福和尚传》。其时西藏佛教中观派的学说传入内地，风靡一时，以唯识为不了义，而内地许多唯识学者也不自信，附益此说，始终坚持瑜伽般若立场的王恩洋，乃撰《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一书作为正面答复，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该书对汉藏佛教教理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月，他根据旧作《论语疏义》写成《孔子学案》。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叙论”，明孔子学说之源流及群贤弟子。第二章“志学”，明孔子学说之宗旨。第三章“执礼”，明孔子立身范世之道。第四章“求仁”，言孔子内心修养之功夫。二至四章合为孔子之伦理道德学。第五章“为政”，叙孔子之政治生涯及政治主张，即其政治学。第六章“施教”，述孔子教育之道，即其教育学。第七章“知天”，论孔子对鬼神、生死、天命等的态度和认识。第八章“作圣”，云孔子对人格和人品的升华，自君子以至于圣人。第九章“行赞”，认为孔子的“大道”是现实的而非理想的，并赞美其功德，以为圣人之所以不同于哲学家，其区别正在于此。从该书及其后作的《儒学中兴论》等书里，可以看出他渐有置重于儒学的倾向。该书与《实有真空中道了议论》、《<新理学>评论》同为文教研究院印行，是为文教研究院印书之始。6月3日，他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欧阳竟无百日大祭，与吕澂、陈铭枢、黄忏华、李安、韩大载等新知旧友聚会，召开院友会，公推吕澂继任院长。(,)并成立理事会，由吕澂、陈铭枢、王恩洋等七人组成，协助院长工作。9月，前往自流井讲《新人生哲学》、《瑜伽力种性品》、《八识规矩颂释论》、《二十唯识论疏》。讲经完毕，返文教研究院，埋头写作《大学新疏》和《大学略释》。10月《孟子学案》杀青。该书计十章，第一章“叙论”，简述孟子生平并论其学问大略。第二章“仁义”，明孟子学说之宗旨。第三章“心性”，论“性
善”、“义内”说之建立。第四章“学养”，论孟子修养省察之功。第五章“天命”，论知天立命尽性践性之学说。第六章“人伦”，论父子君臣之道。第七章“主政”，论治国平天下之方。第八章“斥外”，述孟子对战国时代诸子学说之批评。第九章“尚友”，赞先圣之德行，明孟学之起源。第十章“传承”，言孟子之所教，道孟学之流派。该书与《大学新疏》等一起由文教研究院印行。11月，他应邀去重庆、泸县讲《瑜伽真实品》、《金刚经》。旋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校友会。12月，《新人生哲学》、《金刚经释论》完稿，他请四川莲宗院尼众部教务长隆莲法师担任校对，由文教研究院印行流通。总计该年成书九本，加上长文《追念亲教大师》，共约60万言，为其生平著述最丰、种类最多的一年。

1944年3月，他应邀去新津讲《瑜伽力种性品》、《心经通释》。并作《新唯识论者之思想》（后刊于文教研究院编辑出版的《文教丛书》第一期），抨击他旧日的同窗熊十力。旋应成都四川莲宗院之邀，讲《瑜伽力种性品》，四众云集，盛况希有！并在黄肃方家会晤了但懋辛（1886——1965）、刘光烈（1889——1978）、李炳英等知名人士。4月，应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教授（1897——1986，现代著名美学家）之邀，前往讲授《佛学概论》、《儒学概论》课程，并在校演讲《新人生哲学》。当时武汉大学内迁乐山，他授课之余，常与乌尤寺方丈遍能法师、游子九居士（隆莲法师之父）诸人相过从。6月，他拟好试题交教务处后，即由曾任峨眉山金顶住持的圣观法师陪同，畅游峨眉山，领略天下名山雄、幽、秀、奇的景色。六日后归校，批阅试卷，见学生成绩优异，不禁感叹武汉大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7月归内江文教研究院。8月返家，得陈戒于信，谓四川福顺余次青读了王恩洋的著述后，慨然发愿弘扬东方文教事业，闻文教研究院经费困难，拟为组织董事会，募集资金。他阅信后欣喜不已！盖当时黄联科因日军侵占南洋，已破产两年多矣，所捐助之功德款也随之中断。王氏立即与余次青联系，决定在自流井成立文教研究院董事会，此举得到罗筱元等人的响应资助，公推余次青为会长。前后共募得资金三百万元，另加出版专项基金数十万元，罗筱元还私人捐助黄谷72石。由是文教研究院在经济方面得以摆脱困境，出版经费和对研究生的补助问题也相应地得到解决，开始发行《文教丛刊》。而且，从11月起，该院还每月资助支那内学院二万元。为表谢意，王恩洋在自流井旭川公园讲《人生哲学与佛学》，连讲三天。然后去乐山、峨眉考察，准备把文教研究院迁过去。朱光潜先生、遍能法师、圣观法师、游子九居士均不辞劳苦，整日陪他寻觅新院址，最后选定宽敞宏大又幽静宜人的峨眉山伏虎寺（后改变计划，将文教研究院迁至成都西郊罗家碾）。返回内江途中经过成都，应四川莲宗院之邀，讲《金刚经》七日，始得脱身。在内江，他将《人生哲学与佛学》、《佛说无垢称经释》二书稿交贞利印刷生产合作社付印。12月，在重庆佛学社讲《金刚经》，并会晤了陈铭枢和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教授（1897——1986）。

1945年2月，他从家乡起程，返内江文教研究院。途经遂宁，应爱道佛学社之请，讲《心经通释》七日。到内江后，即着手在文教研究院内分设研究部、修学部、问学部、函授部。3月，应邀赴资中县城讲《心经通释》和《二十唯识论疏》，并为高中学生讲《人生学》，旋回文教研究院。6月，写成《荀子学案》，全书分13章，计16万言。7月作《论世界大战与人类前途》，9月作《论建设中国之道》，均载于《文教丛刊》。11月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纪念欧阳竟无诞辰集会。途经合江，应邀至县佛教协会会长夏之时（1887——1950，辛亥革命元老）家中，畅谈终日。在江津会晤吕澂等人后，即应请去重庆佛学社讲《佛说无垢称经释》。年底，文教研究院应中央图书馆之请，将《佛说无垢称经释》、《金刚经释论》、《心经通释》、《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老子学案》、《儒学大义》、《人生学》、《新人生哲学》、《文教丛刊》（一、二期）分赠英国远东非洲学院、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稿本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各一全套，委托中央图书馆转寄。与此同时，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湖南人）亦来文教研究院访问，与王恩洋畅谈至洽。王赠谭《人生学》及《文教丛刊》一、二期，谭意犹未尽，乃将王氏著述悉数购去。分手时，两人相约在发扬东方文化事业上密切合作。

1947年，文教研究院迁至成都西郊罗家碾，扩大招生。这时，他获悉黄联科已倾家荡产，日食维艰，不胜悲悯！乃多方张罗，凑得数千元，立即汇寄黄君，并深情地说，现在应该是他作出一点报偿的时候了。

1951年，文教研究院被川西人民政府接收，遂停办，人员星散。王恩洋返回南充故里，被聘为川北行政公署及川北政协顾问。

1952年6月，他应川北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员会函约，撰写了《佛教概观》，连载于上海《弘化月刊》，并由弘化社出版单行本。9月，川北、川西、川东、川南四行政公署撤消，合并为四川人民政府，王恩洋被聘为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并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195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王恩洋被选为理事。同年，他应北京中国佛学院之聘，担任《佛学概论》等课主讲。在校期间，他托上海佛学书局将1942年完成的巨著——《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复印了二百部，作为资料保存起来。

1961年，王恩洋因病回到成都静养。次年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上，他连任理事。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理事。

1964年2月5日，王恩洋先生在成都病逝，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