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团建设，作为振兴中国佛教的战略任务，在教界已经提出多年了。时代潮流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信众也感觉到了这一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佛教的兴衰，或者说生存空间的大小，将取决于整个僧团素质的高低。而僧团建设的核心又集中在僧才建设方面。近十多年来，各地佛教团体都在争先恐后地创办佛学院或研究班，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仔细一想，实际上，能够上佛学院接受系统的佛学教育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就每一个接受教育的僧人来说，其时间也是非常短暂的，或两年，或三年，或五年。对于出家人来说，绝大部分的时间，或者说，真正漫长的学习过程还得在寺院里进行。因此，在创办佛学院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发挥和加强寺院本身的具有传统特色的教育功能。这种教育功能是佛学院无法达到的。

中国传统寺院的教育方式，一般以师父带徒弟为主要模式；在时间上没有学制的限制；在人数上，随寺院实力的大小，或多或少；在教学内容上，以发挥各自的佛学优势为切入点，一门深入，以点带面，学修并重；在教学方式上，大多采取师父主讲与学僧习讲相结合，体现了教学相长的精神。教界有不少人士，曾经大力宣扬“丛林、学院一体化”思想，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恰恰是中国传统寺院的教育特色。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一些大的寺院，基本是按这一方式来培养僧才的。这些寺院，每年冬夏安居的时候，都要礼请高僧大德，集中讲解一两部大经大论，如《涅槃》、《摄论》、《楞伽》、《华严》、《起信》、《法华》等，寺院里的一些才华出众的僧人，则被要求在善知识的指导下，终身专攻一两部大经大论，边习边讲。整个寺院里的学习气氛非常浓烈。这一时期，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出现宗派纷呈、诸师并起、人才辈出的佛学繁荣局面，跟寺院良好的学风有极大的关系。回顾一下中国佛教史上各宗各派的祖师大德，他们的成长过程，无不是在寺院讲习成风、自觉专攻一部或几部经论、并终身反复宣讲的过程中脱颖出来的。

古人云，士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出家人作为人天师表，理应重视学习——包括经教和世间文化。出家人如果不能够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至少有如下过患：一则不知修学之理路，二则身心无处安顿，三则无法教化信众，四则无有资本与知识阶层相沟通。之所以要特别提出与知识阶层相沟通，是因为知识阶层处在社会文化的顶层，他们的言行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能够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佛教的兴衰告诉我们，出家人的素质越高，就越能够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尊重和认同，佛教的社会地位也就越高，它的教化功能也就会发挥得越充分，佛教就会越兴旺；相反，出家人的素质如果普遍低下，就会遭到士大夫阶层的轻视，那时佛教的社会地位也就会急剧下降。

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出家人如果不注意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强化自己与社会公众的对话能力，佛教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有些人常常以“实修”、以“佛法非关文字”为借口，轻视对经教的学习，为自已不学无术作辩护。这样做的结果是，自己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脱离社会，越来越没有胆气与有知识的人群进行深层次的对话。

加强寺院里的学风建设，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培养僧才的最基本的形式。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寺院里的学风建设。良好、浓厚的学风，势必会促进整个寺院的道风建设。相反，一个寺院，如果没有良好的学风，大家都饱食终日，不学无术，得过且过，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也就失去了基础，这样的僧团，能有多高的素质，能有多高的社会地位，是不难想象的。中国佛教两千多年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义学的兴盛必然地会伴随着佛教整体的兴盛，相反，义学衰落，佛教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令人欣慰的是，全国已经有不少的寺院开始注意寺院学风建设。它们充分利用冬夏安居的时间，礼请学有专攻的法师大德，集中、反复宣讲几部大经大论，并发动学僧结合自己的兴趣，选取一两部大经大论，作为终身进修的课程，以点带面，习讲结合，同时，还定期地邀请教外学者名流，举办一些有关时代思潮方面的文化专题讲座，以开阔眼界，启迪思考。它们的这一行为，已经在教内和教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可以想见，这种作法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形成一种制度，一种习惯，并为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所效法，中国佛教的全面振兴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