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没有《曹溪大师别传》（以下略称《别传》）的全文本，我读到的是《坛经导读》（1987年巴蜀书社版）附录的《曹溪大师别传》的删节本。虽然这是一本删节本，但给我很大启示，我觉得这本书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这部《别传》流传至日本是隔1200余年。直至20世纪20年代始得回归本国。但被胡适（1891—1960）定为“是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坛经导读》第200—201页）被“枪毙”，从而使《别传》目前已不再流传，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在日本被作为“大藏经”珍藏了1200年，回归本国后，一旦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这是不公平的，是20世纪历史的一大遗憾。

《别传》据考证系唐代建中二年（781）由江东浙江的一位无名僧人所著。时隔24年后日本天台宗高僧最澄（761—822），于唐贞元二十年（804）来到中国天台山学法，“卖金买纸”抄写佛教经典128部345卷。次年，这些抄经全部带回日本。其中就有这部《曹溪大师别传》。日本国对这部《别传》很是重视，被收入日本《续藏经》二编乙十九套第五册内珍藏，书末有“贞元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天台最澄封”字样，且盖有“比睿寺印”章三枚。时隔1200年后的20世纪20年代又从日本抄回本国。（时胡适曾从日本、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搜集到大量地我国宋代以前有关唐代中国禅宗史料，《别传》是否系胡适于当时抄回，尚待作进一步考证了。《别传》是一部记述存慧能家世、后平事迹以及传法活动的专集。是中国禅宗历史资料最早形成的一个本子。于慧能逝世后68年问世，比《敦煌本坛经》的形成还要早120多年，是非常珍贵的。胡适对《别传》一书，作过自读和考证。他以《别传》与《敦煌本坛经》和珍藏本《坛经》作比较，发现《别传》中有5处内容被契嵩本《经》所抄用。他在考证之后，写过一篇《坛经考（跋曹溪大师别传）》的文章。他说：“可以说以《曹溪大师别传》和《坛经》珍藏本的关系，去（胡适）曾经细细校勘《坛经》各本，试作一图，，略表《坛经》的演变史。”（《坛经导读》第200页）。胡适列举不许多事迹，说明后世《坛经》取材于《别传》，其本身就是对《别传》可信性的肯定。

观略举《别传》中关于慧能大师家庭绅士部分事迹证实其“可信性”程度。《别传》说：

惠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岁处晚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其年，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时春秋三十。略有姑，出家配山漳寺，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大师昼与略役力，夜即听经，至晚，为无尽藏尼解释经义，尼将经与读，大师曰：“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释解，今不识文字可怪？”众人闻之，皆嗟叹曰：“见解如此，天机自语，非人所及，堪可出家，住此宝林寺。”大师即住此寺修道，经三年……时有惠纪禅师，诵《头陀经》大师闻经，叹曰：“经意如此，今我空坐何为？”至咸亨五年，大师春秋有四，惠纪禅师谓大师曰：“久蕲州黄梅山忍禅师开禅门，可往被修学。”大师其年正月三日，发诏州，往东山，寻忍大师……。

以上记载与《坛经》的不同之处也是比较可信之处有以下几点：

1、慧能自幼父母双亡，有方外之志，而且是一个皈依佛门的修行者且在宝林寺出家三年；非依靠打柴、卖柴以养活寡妇的樵夫。

2、慧能至漕溪目的是参学，听惠纪师的指点，投黄梅山弘忍出学法，时年34岁，于街头卖柴，听客主读《精钢经》有悟，去黄梅山弘忍初学法，时年24岁。

3、慧能至漕溪的时间是他在末去黄梅山学法之前；而不是在他于黄梅山学法之后。

可以设想：一个不识字的樵夫，从未听过说法，对别人诵《精钢经》，一听就能心领神会有悟；一个刚刚踏进佛门充当役力僧（舂米）8个月，竟能做出“菩提本无树”被弘忍授以法衣成为法嗣的传世诗作：一个从没有听或学过《涅槃经》的行者，能为无尽藏解释《涅槃经》义，这些都令人不可思议。当然，人的天资有敏捷、迟钝之分，但绝没有先知先觉的“圣人”。所以能够出现这些说法，都是后人为了“满足宗教感情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传说”。与此相反，《别传》对于这段记述则是非常朴实的。慧能在未至漕溪之前曾听讲和学习过《涅槃经》，所以才能为无尽藏解释经文。他没有听过《头陀经》，听力惠纪诵此经时，她说：“敬意如此，今我坐何为？”觉得很有学习此经的必要。这样他上了黄梅山向弘忍学法。这种说法，使人容易接受和理解。近代禅宗史学者对《别传》此观点，持赞同态度者甚多。如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记述：

唐咸亨元年（671）慧能年33岁，母亲已去世。便取道龙州漕溪（今广东诏关）北上求师学习佛法。在漕溪认识村民刘至（或作“志”）略，因为情投意合，结为兄弟。刘志略知姑是位出家的比丘尼，名无尽藏，住在当地的山涧寺。慧能白天与刘志略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听无尽藏比丘尼读诵《大般涅槃经》。慧能虽不识字，但善于领会经中的大意，经常向武警藏解释经中的思想。对此，无尽藏表示惊讶，慧能解释说：“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解释。今不识文字何怪？”（《草席大势转》）。这样一来，慧能的名声逐渐传开，受到当地佛教信徒的敬重。当地有座相传建于梁天监五年（506）的寺院名宝林寺。慧能当时虽然没有出家，但受人的劝请，在此寺专修佛法三年。……又听惠纪禅师讲授《头陀经》。他听经以后，决定离开此地，惠纪禅师向他建议：“久承蕲州黄梅山忍禅师开禅门，可往彼修学。”这正和慧能的初衷。（《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科版第149—150页）

杨曾文先生对《草席大师别传》的可信性持肯定，他在以上记述后，特在注释中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

此传（注：即《草席大师别传》）没有慧能从旅店之客听《精钢经》的情节。说：至咸亨年，时惠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其年，大师舟行至漕溪，与村人刘志略为兄弟，“这里以言父母双亡。可能慧能曾自述，他到漕溪时是在父母亡故以后，所以才会有这种记述。诸本《坛经》均言从客听《精钢经》以后即安排养母事宜，北上投师弘忍。此当为略述。从慧能初会弘忍的机智答问来看，他对佛法，特别对涅槃佛性学说是早有了解的，所以《漕溪大师传》所载慧能去漕溪以前载漕溪跟比丘尼无尽藏听学《涅槃经》等情节是可信的。关于其母，慧能从黄梅受法回来以后，任何资料没有讲他探母之事。《漕溪大师传》虽说他“少失父母”有误，但他去黄梅以前父母已经双亡却是可以凭信的。（引自同是上书第149页注释）

印顺法师在他的《中国禅宗史》书中也曾引用《别传》中“未至黄梅之前曾至漕溪”的说法（限于篇幅，引文略去）。印顺法师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依《别传》说，慧能的参礼弘忍，与《精钢经》无关（没有说到）。在去黄梅以前，慧能早已过着修行的生活。……慧能在去黄梅之前，曾在漕溪住，也可能有多少事实根据。”……（《中国禅宗史》1999年江西人民版第152页）。很明显，印顺法师也是赞同《别传》的观点者。

胡适评定《别传》为“伪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书的差错（特别是年代、岁数）太多，草率地将它“枪毙”是不客观的。对待《别传》中出现的差错，应认真分析，正确对待。《别传》不是慧能自己撰写的“自传”，而是以为不知名的僧人于慧能逝世的年后，在慧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资料的情况下，全凭个人采访，求助别人回忆、口述记录、整理成书的。其差错的出现在所难免，同时又由于辗转传抄，传抄反转之广（由国内传抄到日本，又由日本抄回国内）、历时久远（时达1200余年），诸多因素，致使《别传》出现差错是可想而知的。《别传》回归国内（上世纪20年代）以后，被定为“伪书”，一直未能流传和面世，其中可以使用在学术研究上有参考价值部分，也未能得以引用。连佛学专业研究机构编辑的洋洋几十万字有关禅宗史料的大型图书之参考书目中也没有《别传》一书，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这样，有愧于历史，有愧于前人为后世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