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水搬柴都是禅”，中国人往往会把这句话理解成为：古代高僧们怔悟了禅的境界之后的一种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而《弓和禅》的作者奥根?赫立格尔博士，则将其描述成在从事一件事情的过程中，逐步实践其证悟的过程。很显然，中国人心里的禅，多数定义在悟后的运用；赫立格尔博士则主要在修习的过程中。

这两种定义都有产生偏差的可能：第一，中国的禅，一旦落到那种执著“教条主义”而又尚未证悟者的手中，则会立即引起其像“边缘人”一样研讨口头禅而疏远实修过程；第二，赫立格尔博士的禅，是从弓道的修习中得到的。对中国人来讲，学禅就是学禅，此外加了一个“弓道”，确实有些头上安头。

结果，在他们两者之间，中国人会说“禅”的境界。“禅”字本身都相距甚远，更何况弓？而且会拿《金刚经》中：“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的教证来比较，结果便是：弓和禅的确还不是中国禅匠重要的上乘之作。

然而，弓和禅，毕竟是一位几乎能用所有欧洲语言阅读和书写的学者，通过弓道学禅的心路历程，“通过亲身实证而给人间的唯一书籍”。其重要性正如《华严经》中善财童子的“百城烟水”一样，真正体验过禅的前人，谁又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

稻富荣次郎先生认为，赫立格尔博士是以学弓道的方法解决了他的伦理主义和秘主义之间不可融合的疑点的，应该是他的导师阿波研造大师引发他生起的。对于弓道的完全投入、绝结忠诚的品质，和“对究竟境界的敬畏之念”，只要能有这种忠诚人品和敬畏究竟的心念，不论是在弓道或弓道之外的任何一件事情上，他都能解决上述的疑点。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品质和心念，赫立格尔夫人才会评价赫立格尔是“做的简直比我们俩共同的想象更圣贤”。她把梅枝画在赫立格尔博士的碑角上，这，也许是赫立格尔夫人生平给予他人的最高评价和最深的悼念。赫立格尔博士没有来过中国，其实，很久以前的中国，也是有射艺中的禅的。

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唐代，江西抚州的石巩慧藏，因为追逐鹿群，从马祖道一禅师的茅庵前经过，祖乃上前迎住，慧藏问：“和尚见鹿过否？”

马祖说：“你是做什么的？”

答道：“打猎的。”

祖问：“汝解射否？（你会射箭吗？）”

答：“会射。”

祖问：“你一箭射几个？”

答道：“一箭射一个。”

祖说：“你不会射箭。”

慧藏问：“和尚会射箭吗？”

祖答：“会射。”

问：“和尚一箭射几个？”

祖答：“一箭射一群。”

慧藏说：“彼此是命，何况射他一群？”

祖答：“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

慧藏说：“若教我自射，既无下手处。”

马祖说：“这汉旷世无明烦恼今日顿息。”

慧藏当即毁弃弓箭，自己以刀截发，投马祖大师出家为僧。也正因其毁箭、解射、为僧，所以被誉为南天八祖会下的“弓箭手”。

慧藏的弓箭，由于马祖的引导，最后对准了自我，终究失落了下手处，却得到了马祖的认可。

可惜的是，因为年代及地域的原因，赫立格尔博士没能跟慧藏这位中国大师级的弓箭手见面。我衷心祈愿意，未来在常寂光中，他们能会面切磋而神交。在那时，赫立格尔博士不妨再提丐并重温他在日本所学习过的弓道。

从《弓和禅》这本书的内容来看，赫立格尔博士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名德国人向往并学习日本弓道文化的一生。而对于一名中国人来说，能读到《弓和禅》的中文译本，则无疑得到了了解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机会，这便是文化交流为我们带来的利益。

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互相调补彼此的偏差与不足。在这样一种意义面前，完全不必考虑德国伦理主义在或不在日本神秘主义面前卸下盔甲的问题。从交流的收获中，引导自己去实践，以求得对自身不足的弥补，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也符合了几乎能用所有欧洲语言阅读和书写的赫立格尔博士临终烧尽手稿，独留《弓和禅》给世人的独特心愿。所以，弓道中的禅，应该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相似于禅宗增上生的“圣法财”。

对这样一份财富的价值，平凡如我这样的庸人，是不敢轻率地产生看法或妄作品评的。我内心里很清楚地记得《三国演义》中那段叹曹操的话：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人笑汝书生气！

然而，读过《禅刊》上的《弓和禅》的汉译本连载之后，我要说的是：“就这样，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