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韩国历史上曾经两次雕刻过大藏经，都是政府行为。第一次雕刻完成于公元1087年，当时高丽王朝为了抵御契丹人的入侵，请求佛力加持，发心雕刻了这部大藏经。这部藏经后来毁于1232年的蒙古军入侵。四年后，也就是1236年，高宗王为了抵御日本人从海上入侵，又发心重新雕刻大藏经，至1251年才告完成，历时16年之久。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高丽藏经版就是这次雕刻的。这两次藏经的雕刻都以我国北宋官版（又称蜀版）为底版。

为了保存这部大藏经的经版，韩国人真是煞费苦心。最初经版保存在江华岛，后来倭寇频频入侵，又转移到支天寺，后来支天寺也不安全，经常遭到日本人的骚扰，于是又转移到深山老林中，也就是现在的海印寺。在海印寺，这幅经版也是历经磨难。海印寺前后曾经七次火劫，寺院建筑几乎全毁，唯有这幅经版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

藏经阁在海印寺后半部分向阳的山坡上。整个建筑保存了过去的样式，显得很朴拙，就象乡村的木屋，但细心一看，就知道它很耐用，而且还有一般建筑物所没有的特殊功能。前后短墙，都是用粗细相同的圆木编成的，中间有缝隙，象个篱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通风，防止经版受潮发霉。

走进廊门，两侧是木制栅栏门，用大铁锁锁上。透过栅栏门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一排排的木架，上面整齐地排放着经版。藏经阁里面，平时是不让人进去的，更不许拍照，游人只能透过栅栏门和墙的缝隙参观大藏经版。因为大和尚的关系，看护经版的老人特地打开铁锁，在主人的陪同下，我们进到藏经阁里面，有幸面对面地观赏这一人间的奇迹。

全部经版共81，340块，按照千字文顺序排列，每块经版重3.5公斤，上刻322个字，共52，382，960字，合成6791卷。走在高高的经版架之间，我们仿佛在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回到了古代，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出家人在此忙碌地印刷经书时的场景。

经版保存得如此完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一个经架前面，净慧大和尚停下来，接过主人取下来的一块经版，仔细端详，那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经版。黑色的经版上，字迹精美，清晰可辨，几乎没有什么模糊和破损的地方。真难想象它居然有将近八百多年的历史！

听主人讲，为了雕刻并长久地保存这幅经版，韩国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所有的经版一律采用白桦树版雕刻。为了防止发裂和虫子蛀，他们先把整棵的白桦树放在海里浸泡三年，然后晾干，锯成大小厚薄完全一样的木版，刨平，再在上面写字。为了保证字迹精美，他们先训练100个人学写欧体，然后再从这一百人当中选择一名欧体写得最好的，请他把经文抄写在木版上，然后又选择30名刀功绝佳的雕匠同时雕刻。据说他们每刻一个字之前，先要向佛陀顶礼一次。就这样一字一拜，历时十六年才刻完，而且，没有一个错误！

在听主人介绍的过程中，我们不时地啧啧称叹，不停地合掌，以表达我们对所有从事这项伟大工程之人们深深的敬意。

经版雕刻完之后，长期保存也成了一个问题。为了防止经版受潮、发霉，韩国人对藏经阁的建筑和地面作了特殊的设计和处理。地面是用食盐、木炭和粘土混合而成，据说这样可以保持室内的干燥。

海印寺的大藏经版是目前人类保存最完好的一幅经版，被韩国政府列为一级国宝，1995年又被列入第463号世界文化遗产。

走出藏经阁，我们来到会客室，席地而坐。我们的话题又一次转回到高丽大藏经。

主人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政府曾经组织人力和物力，用宣纸在海印寺的经版上印了十套高丽版大藏经，分别送给世界上的十个友好国家。当时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我估计中国不在这十个受赠藏经的国家之列。现在，中国大陆有不少单位拥有高丽藏，但估计都不是原版印刷本，而是影印本。六十年代以后，韩国人再也没有用原经版印过藏经，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保护经版，防止经版在印刷过程中磨损，二是嫌这种古老的印经方式太费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太高，不便于广泛流通。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现在的韩国人懂汉字的越来越少。在韩国的一些书店里，我们虽然看到了不少封面题有汉字的佛典，但翻开一看，内面全是韩文，没有一个汉字。目前在韩国，佛教的主要经典都已经从汉文翻译成了韩文。所以，除了少数从事研究的人可能仍然使用汉文藏经外，普通人毋需再借助汉文藏经来了解佛教。虽然不再用原经版印经，但是韩国人正在做另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就是利用高科技，把整个经版，按照原来的样式，贮存到电脑里，一方面可以用它来印刷藏经，效果看起来将与原版印刷的藏经一般无二，甚至更精美，用起来更方便、更经济；另一方面，便于长期保存。主人讲，这项工作估计需要八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年。

在交谈的过程中，热情的主人赠给净慧法师一套高丽大藏经光碟和一只海印寺出家人自己手工烧制的陶瓷盘子，上面印有华严海会说法图。

离开会客室，主人又领着我们参观其它的建筑。在讲院的门口，我们遇到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小沙弥，长得非常秀气。净慧大和尚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脸红。大和尚握着他的手，问他多大了，叫什么，出家几年了，愿不愿跟我们去中国，对于最后一个问题，他摸着脑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后大和尚说，欢迎他受戒之后，到中国留学，他点了点头，合十鞠躬。当时，海印寺有好几位出家师父聚在周围，他们不时地发出阵阵笑声；气氛极为和谐，令人回味。

在参观的诸建筑中，海印寺的禅堂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禅堂座落在寺院对称的主体建筑之外的一处山坡上，坐东朝西，周围都是高大的阔叶树，满树的红叶。我们踏着布满落叶和长满野菊花的小径，穿过一片林子，来到禅堂的门外。推门进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只有一排房子，好象好久没有人住过似的。令我们惊讶的是，院子里竟然衰草连天，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大和尚问，为什么不在院子里铺上石头硬化一下呢？主人说，这里是禅堂，这样更有气氛。游客不会到这儿来的。大和尚又问，现在有人住禅堂吗？主人说有，八个人，都是七十多岁的老和尚。

正在我们对话的时候，禅堂的门开了，我们这才注意到，门前的木台阶上稀稀落落地摆了几双鞋。一位老和尚探出头来，主人跟他叽咕了几句，于是他穿好鞋子，向净慧大和尚鞠躬，然后把旁边的一扇门打开，请我们进去。里面铺着木地板，暖烘烘的。靠墙是一圈禅凳，禅凳正上方是一圈固定在墙上的木架，挂衣服用的，跟我们中国大多数寺院里的禅堂差不多。进门右墙上，张贴着住禅堂的人的名字和职位，是布做的，显得很古旧。

深秋的天气，室外略显微寒，而这里却很暖和，非常寂静，真正是“红尘不到”。住禅堂的几位老和尚的亲切的微笑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有一刹那，我甚至觉得，我和这些老和尚原本是生活在一起的，今日得以重逢，分外亲切，却又无须多言。我更加深信佛法因缘的不可思议。

离开禅堂时，我不时地回首向那几位老和尚合十道别。相逢是淡淡的，分别也是淡淡的，但这淡淡当中，我却分明感觉到一种不曾间断的默契。

站在禅堂外的台阶上，眺望远处的秋山，在午后的阳光下，一片色彩斑斓，如同油画一般，静穆中透露出生命的灵动，撩人遐想……

走出山门，主人建议我们再参观一下伽耶山博物馆。

在去博物馆的路上，我们路过一处古式建筑，里面是卖各种纪念品的，有不少游人在里面来来往往。主人告诉我们，为了寺院清静，寺院门口附近一概不许摆摊设点，所有的摊点都集中到一个与寺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我突然想起，在海云精寺和通度寺的门口附近，也没有看到在中国寺院门口常见的那种乱糟糟的摊点。我觉得，韩国人的这种管理方式值得我们中国人借鉴。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三点多了，淡淡的斜阳再次提醒我们时间不早了。感谢主人长达三个多小时的陪伴，互相鞠躬问讯之后，我们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归程。

途中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我们碰到了一队农民在静坐示威。他们用拖拉机堵住高速公路的入口，有很多警察聚集在那儿，过往的车一律不让通行，结果排成了一个长龙。上午去海印寺的时候，途中我们碰到过这队开着拖拉机、打着横幅的农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据说，农民游行示威是为了抗议政府在物价下降的时候不给予农民适当的补贴，造成了农民收入下降，云云。

就在我们身陷车流进退不得的时候，一名警察走上前，命令我们的车从原路开回去，绕道而行。这时禅一法师走下车，大概是说车上坐着“中国方丈”（我只听懂这几个字），请方便给予放行。那位警察马上走开，跟另一位警察——大概是警官——叽咕了一阵，过了几分钟，他回过头向我们示意。于是我们的车缓缓地绕过了关卡……

同禅一法师的对话

在韩国的这几天，一直是由禅一法师陪同翻译。他的谦和和沉着给我们留了难忘的印象。

禅一法师出家前是学法律的，毕业后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后来又到中国人民大学留学，学习中国哲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因此他的汉语讲得很好。回国后不久他就出家了。出家后他一直跟随着真际大禅师，呆在海云精寺，极少出山门，过去的同学、朋友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关于韩国佛教的大体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他来了解的。

22日上午去海印寺的途中，我们就韩国的佛教，跟禅一法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谈。下面是谈话的主要内容。

问：韩国佛教主要有哪些宗派？

禅一：曹溪宗是韩国佛教最大的宗派，其人数和寺院占整个佛教的94%以上。其他的宗派，如天台、华严、律宗和净土，人数很少，也不太景气。

[按：韩国人称禅宗为曹溪宗，因为六祖生前主要在曹溪传法。]

问：禅宗法门在韩国寺院中，目前的发展情况如何？

禅一：韩国的佛教寺院比较注意保持自己的传统特色，比如，禅宗寺院专弘禅宗，天台寺院专弘天台，一般不会泛泛而传。来寺院的信众，也根据寺院法门的性质而选择自己的修行方法。韩国的禅宗寺院在修行方法和接引人的形式上，比较好地继承了过去的传统。比如说参公案、宗风举扬、印可、棒喝，等等。

[按：相比较而言，中国佛教寺院在保持自己的特色方面，做得不太好。中国虽然有八大宗派，但那只是过去，现在全国各地的寺院，名义上曰禅宗曰天台曰律寺曰净土，但在具体的修法上基本上是千篇一律，没有什么特色可言，所谓“教演本宗，行归净土”，问题是，有很多寺院甚至连“教演本宗”都做不到。这一点可以从各寺院的早晚课看得出来。从佛教的繁荣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问：韩国禅宗寺院的方丈是如何选定的？

禅一：在韩国，方丈和住持是有区别的。方丈必须有法脉，有承传，有印可，必须是明心见性的，有很好的德行和很高的威望。而住持主要是负责寺院的日常事务，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负责人。韩国禅宗寺院一般都有自己的禅宗法脉图，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包括中国的历代祖师。大和尚离开韩国的时候，我们将送给您一份。

问：在韩国，出家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条件？

禅一：现在出家的条件比过去要高一些。各宗的本山都要求，想出家的人原则上不能超过40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这跟基督教在韩国飞速发展有关系。在基督教的压力之下，佛教不提高僧团的素质是不行的。

[按：在柏林寺，净慧大和尚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凡是想在柏林寺出家的，必须真有道心，威仪具足，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问：海云精寺的出家人文化素质如何？

禅一：海云精寺的出家人当中，有二十多个大学生。其他出家人，虽然没有社会上普通大学的文凭，但是他们出家后，大都上过僧伽大学。韩国有不少僧伽大学，僧伽大学的课程跟普通大学相比，除了佛学课程以外，差别不大，也要学习哲学、文学、管理学和外语，等等，要求很严格。

问：在韩国，对每年受戒的人数有限制吗？

禅一：韩国的出家人受戒，一般都在本山进行，并不是所有的寺院都有资格传戒，当然有名额限制。另外，也并不是一出家了就可以马上受戒。

问：受戒有哪些条件？

禅一：在韩国，没有人一出家了就受戒，必须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实修，成绩合格了，才允许出去求戒。当沙弥期间，必须参加三个冬、夏安居，或在禅院练习打坐参禅，或在讲院学习经论，或在律院学习戒律。每个安居三个月，住禅堂的，每天必须坐十多个小时。经过了这样的三年的严格训练，沙弥才可以求具足戒。至于寺院的管理人员，还必须参加僧伽大学，拿到了文凭之后，才有资格参加寺院管理。

[按：在中国，一剃头、什么也不懂、就跑出去受戒的现象还不少，而且往往是三坛大戒一起受。严格说来，这对提高整个僧团素质是极为不利的。]

问：您刚才提到基督教在韩国发展很快，作为佛教徒，您感觉到有压力吗？

禅一：当然有压力。在韩国，基督教堂有一万几千所，而佛教寺院才五千多所。在海云精寺的附近，有六七个基督教堂，它们把海云精寺包围住了。原来海云精寺每天凌晨要敲钟的，后来基督教徒向警察局反应，说我们寺院干扰了他们的生活，因此警察局就勒令我们从此以后凌晨不许敲钟，但是黄昏的时候可以。所以现在，海云精寺只有暮鼓，没有晨钟。

[按：我先前纳闷在海云精寺听不到晨钟，现在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净慧大和尚：几年前，我在韩国，从釜山坐车，沿着高速公路前往汉城，夜间，在高速公路的两边，一会儿看到一个红色的十字架，一会儿又看到一个十字架，非常抢眼。韩国的一位长老告诉我，你们中国佛教可要吸取教训啊，我们韩国佛教的生存空间快被挤得没有了。这次去海印寺，我感触很深。海印寺很好，但是一般的人太难找了，普通没有小车的信众很难去那儿。真是“佛陀躲进了深山，上帝来到了人间”！

问：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禅一：我们首先应该反省自己。我们韩国寺院十多年以前，是很少主动为信众举行禅修法会的。这几年，我们开始意识到为信众服务、争取信众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寺院都经常针对在家人举办多种形式的修行活动。这样做很好，既加强了出家人和在家人的联系，同时也开阔了出家众的视野。另外，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本分，坚持佛教的根本精神，只要根本精神不丢失，佛教就有发展的希望。我们的本山师父说过一句话：你们不用担心基督教，我们只要坚持佛教的根本精神，也就是坚持四摄六度，坚持慈悲喜舍，我们就会感化一切众生。确实，我们埋头把自己的本分事做好，用不着跟他们争论。这不是争论的问题。你把佛教最光明的、最好的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了，公众自然会受吸引。

禅一法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语气中所表现出来的，来自忧患中的理性的坚毅和对佛教的坚定信念，令人鼓舞和感动。他的回答无疑代表了佛教未来发展的正确选择。正象在釜山亚运会上，韩国运动健儿“不到最后不轻言输”一样，我从禅一法师的身上也看到了韩国人的这种昂扬进取的民族精神。我相信韩国佛教的前途是光明的。

一个没有来得及解释的悬念

在离开韩国去香港的飞机上，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请教禅一法师。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遗憾。

我的问题是：从六祖那儿，我们可以看得出，禅宗虽然标榜不立文字，但是它有非常深厚的经教基础，另外，六祖对佛法在促进个体人格完善、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极为重视，这一点可以从《坛经》中看得出来。至于参话头或参公案，那只是禅宗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一种用功方便，并不代表禅宗的全部。韩国佛教在保持禅宗的形式方面做得很好，那么，在继承禅宗深厚的经教基础和发扬禅宗的社会价值等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目前韩国的禅宗现状跟日本的禅宗现状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的印象中（也许不一定准确），日本的禅宗比较重视对祖师公案语录的解读，而对于禅宗的深厚经教基础及其所蕴含的巨大社会道德修养价值不是很重视，以至参禅打坐逐渐演化为一种纯粹的心理学上的操作。

我之所以想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近一两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禅宗、净宗与人间佛教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禅宗与净宗如何更好地融入人间佛教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今后能有机会专门撰文讨论。

我认为，人间佛教的最核心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圆解圆行，它是对最了义佛法的最到位的理解和最到位的落实，这也是大乘佛教千经万论所反复强调的一点。所谓圆解圆行就是，一切佛法，不管小乘还是大乘，也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可以统摄在“不二法门”当中，一切修行方法，不管是参禅、念佛、四念处，乃至世间的资生产业，日常的一言一行，只要是统摄于了义的见地之下，都可以成为实践佛法的具体法门，所谓“不立一法，不舍一法”、“一切都是佛法”。应该说，这才是人间佛教最核心的精神。

那么，禅宗作为“佛心”，更应当、也是最有条件发挥其圆解圆行的特色。在六祖那儿，禅宗的圆解圆行的特色得到了最充分的展露。正因为这一点，六祖才被佛教史学家视为中国佛教史上三位转折性的大师之一，他的价值就在于他通过禅宗这种新的形式，把佛法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实现了佛教的大众化和生活化。而这正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理念所强调的。但是，禅宗到了两宋以后，日渐显露出衰落之象，其昔日龙象腾骧的架势已经不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是，随着看话禅的兴起，人们舍本逐末，仿佛抓住了话头就抓住了禅宗的根本，甚至简单地把参公案和参话头与禅宗等同起来，其结果是禅宗的经教基础和社会价值被淡化了。这样做实际上就把禅宗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源头和生活源头斩断了。结果禅宗被掏空了，成了一个空壳子。应该说，这是禅宗衰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振兴禅宗最首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回到禅宗的根本，也就是回到六祖那儿，恢复禅宗圆解圆行的特色。果能实现这一点，人间佛教即在其中矣。

在融入人间佛教的过程中，净宗也同样需要反省，需要回到本位那儿。在我们中国，净宗自明以后，实际上成了佛教修行的最主要法门。但是，尽管如此，“户户阿弥陀”的表面上的普及，并没有给佛教带来真正的兴盛，相反加剧了佛法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出世的关怀完全淹没了对现世的关心。这不是净宗的过错。与禅宗的发展相类似，净宗在传播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偏离本位的倾向。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少大德在弘扬净宗时，竟然宣称，只要死死抓住一句佛号就够了，经不用看了，教不用学了，乃至济世利他的行为都被视为末边的事。这种偏离本位的做法，使净土这一法门数百年来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垢，以至给人的感觉是净土与老（老人）、病（病人）、死（死人）是一体的，没有任何人间的积极的特色可言。因此，在人间佛教已经成为教界的共同选择的时候，净宗必须回到其本位。那么，净宗的本位是什么呢？就是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德遵普贤是净宗的根本，而持名念佛是净宗的方便，正如圆解圆行是禅宗的根本，参话头是禅宗的方便一样，二者不可本末倒置。而普贤十大愿王正是净宗融入社会、融入大众的根本所在，也是大乘佛教的活的灵魂所在。净土只有恢复其十大愿王的本位，它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它的现实价值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它才是真正的人间佛教。

韩国的禅宗在保持其形式特点的同时是否回归了禅宗的本位呢？这是一个没有来得及解释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