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思想家，在封建社会进入“衰世”之际，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对专制制度的腐朽、黑暗进行大胆批判，同时，又以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大声疾呼，倡言变革，在晚清思想界掀起巨澜。诚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然而，有趣的是，正是这样一位殚精竭虑、为国为民报尽匹夫之责的思想斗士，却又崇信佛教，探研佛理，与佛结下不解之缘。甚至晚年创作的组诗《已亥杂诗》也是以这样的一首绝句来结束的：“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龚自珍这样一位怀有满腔报国之心而又才华横溢的封建士子如此倾心于超然俗世、淡泊无争的佛教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简要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首先，龚氏信佛与佛教自身的理论分不开。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逐渐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相结合，出现了明显的中国化倾向，因此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长期儒学大一统的国度里生根、发芽、成长，是与佛学本身的精致、缜密的理论紧密相联的。就其内容来说，佛学博大精深，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理学、伦理学以及认识论、因果论等。按照佛教的说法，法身即佛性，“不以天为极，不以命为的”，教诲人们自贵其心，不依他力，引导人们从内心深处寻求人的本性，探索人的价值。

可以说，对佛教的这种不尊崇天命、反观内心的说法，龚自珍深有体悟。由于出身显贵的官宦之家，龚自珍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广结名士，遍游名山大川。加之自身聪慧异常，龚自珍的知识、眼界都远非同龄人可比。久而久之，形成了他恃才傲物、豪放不羁、不修细行的个性。他主张“自尊其心”、“自尊其言”、“以自我为尊”，这种言论在一切“惟书为是”、“惟上为是”的封建社会里，显然不合时宜。在那些终日只知埋首群经的八股士子眼中，龚自珍不过是一无知的“狂徒”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思想先驱，龚自珍无异是孤独的。悲苦郁闷中他把目光转向佛学。佛学中自尊自立的精神迎合了他张扬个性的思想主张，犹如大漠中的独行者遇到了同路的知音，令他欣喜，给他以莫大的精神慰藉。

佛教的宗旨在于普渡众生、拯民救世。这种渡人济世的说法，可以说是龚自珍学佛的基本动因。道光三年(1823)年，他写下了《发大心文》一文，表述了他对佛旨的看法：“当念众生困于粗重淫欲，不知厌苦，复有慧根男女，想阴炽盛，生诸疾病，种种粗细境界，我皆化作色身，为其成就如愿，然后解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供养第一，当念贫穷众生，我以法力取龙宫宝贝，或美衣食，而以度之”，明确表达了希望渡济贫穷众生的意愿。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封建社会的“衰世”，“如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时代向人们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一时期，龚自珍相继写下了《壬癸之际胎观》九篇和《农宗》等经时济世的文章。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龚自珍学佛、信佛的主观目的还是要以兼济天下的大志，汲取济世度人的学说，为濒于崩溃的封建帝国寻求出路。在危机四伏的晚清社会，传统的义理经学与思维方式无济于世，走进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士人所怀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观念，在佛教教义中找到了同调，于是以佛辅经、以佛济世顿成一股社会潮流。佛学以其体大思精的内容、独到的思辩特色和缜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尽显其理论魅力，为晚清众多学人所青睐。悟性极高的龚自珍自然别有一番体悟在心头。

其次，环境的影响。龚自珍学佛、信佛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关系至切。从社会环境看，清代统治者出于种种目的，对佛教采取支持态度。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设有专门管理佛教的僧官，中央设僧录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宗教事务管理系统。清入关后的历朝帝王，也多垂青佛教。顺治多次召名僧入宫讲法，当时名僧憨璞性聪、玉琳通琇等人就受到顺治的恩赐。顺治帝甚至还说“我本西方一佛子，为何落在帝王家。”反映了一代君王对佛教的肯定态度。随后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对佛教基本上也是持支持和利用的态度，或编辑出版佛经，或册封僧侣。佛教和僧人在当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僧尼数目不断扩大，寺院遍布全国。上行下效，贵族官僚多礼佛参禅。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里，贾府上下都有礼佛，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写照。佛学、佛教成为清朝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信仰和精神寄托。这样的大环境为龚自珍礼佛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此外，龚氏的家乡杭州，自古人文荟萃，名刹林立，高僧如云。名刹、高僧、佛迹成为当时杭州颇为亮丽的风景线。龚自珍幼年时，就跟随保姆到佛寺进香，“保姆携之入寺，辄据佛座嬉戏，挥之不去”。后来，“侍亲居京师法源寺南，尝逃塾就寺门读书”。从小就在礼佛的环境中长大，佛门的庄严圣洁，禅师玄奥的讲法都深深吸引着龚自珍幼年好奇的童心，渐而对之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以至“幼信转轮”。

家庭环境对龚自珍学佛、信佛影响极大。龚氏出生于显贵之家，父亲龚丽正，嘉庆丙辰进士，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国学根底深厚，著有《国语补注》等书。母亲段驯，为著名经学大师段玉裁之女，工书善诗，有《绿华吟榭诗草》传世。父母二人尊崇佛教、乐善好施，与当时的佛学名士，后来成为龚自珍学佛“第一导师”的江沅等人从游。这样的家庭，不仅弥荡着世代书香韵味，而且充满了佛的祥和气息，使龚自珍自小就受到佛的熏陶，思想上打下佛的烙印，心灵深处埋下佛的种子。

复次，个人遭际的坎坷是龚自珍学佛的又一原因。龚自珍生活的嘉、道年间，封建社会危机四伏，外敌犯边，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严重的社会危机迫使龚自珍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得不直面现实，提倡经世致用，改良更法，希冀在社会上建功立业。然而，在龚自珍的时代，不论你有多少经邦治国的宏图伟略，也只有涉身官场，才有可能通过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相应的权力将理想变为现实。要跻身官场则必须经过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科举考试。龚自珍19岁就踏上了科举的漫漫长途。不幸的是这条路他走的甚为艰难，直到27岁才在浙江乡试中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都遭落第。道光九年(1829年)，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方考中进士，以三甲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委以“内阁中书”这样一个无职无权的七品小官。此后，又任礼部主事等闲职，困厄闲曹，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屡屡上书，指陈时弊，却不为当权者所纳，本来满怀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抱负，然而官场黑暗，重重羁绊，又使他徒有雄心无所用事。有志救国，无力回天，长时期的悲苦失意，龚自珍身上士大夫清高且无奈的性格，渐与佛学的虚无思想相渗透。最后只得怀着无可奈何的消极心境，辞官南归。当年的豪情不复再振，“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

佛学所特具的在“悟”中求得自我心理平衡的功能，对于失意士子往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像龚自珍这样本想在社会政治舞治上尽显风流的才子，却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节节败退下来，遁入佛学，从中寻求精神的寄托与安慰。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或多或少可以理解这位令后世产生“受电”般心灵震颤的思想家，为什么常常“朝借一经复以簦，暮还一经龛已灯”、苦伴古佛青灯、与佛结缘终生的因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