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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法”之式微 “尚意”之萌生

——试论禅宗思想对晚唐书法的影响

崔 伟

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其形成背后都有着诸多原因,既是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也是外在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合力的作用。“唐尚法”之说始于清代梁山献,书至晚唐,尚法之势渐为淡化,其间虽出现了集楷法之大成的柳公权,然从整个书法发展的走势来看,唐代尚法书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而尚意思想悄然潜入书家的心底,并逐渐成为晚唐书法的时尚。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尚法书风的发展已呈抛物线的下降之势,物极而反,必然会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事实上,整个书法风格演变史也大体上遵循着“正-反-正”,“左-右-左”的辩证发展规律。二是与书法艺术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书法自魏晋以来,进入了自觉阶段。书法发展的背后有与其相应的艺术精神,艺术精神如何直接决定着个人、时代的书法走向。“任何艺术形式,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得到侧重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艺术精神。”黄海涛先生在《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中把魏晋时期的艺术精神概括为玄佛艺术精神,把晚唐时期的艺术精神概括为禅宗艺术精神。艺术精神作为社会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决定于社会思想的整体状况。自唐以来,儒道佛逐渐呈现出合流之势,儒家思想已不再天下独尊,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与传统的儒道思想的互相撞击、渗透中发展壮大,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并在社会的发展中呈现出巨大的魅力和无可替代的影响。唐代晚期,禅宗逐渐取代它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本文拟站在禅宗的角度,来剖析晚唐书风的转变。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按照佛教的传统说法,禅宗是由印度传来的。在印度的摩诃迦叶以至菩提达摩,师资相传二十八代,这就是所谓的“西天二十八代”祖师说。在中国,自菩提达摩以至慧能,师资相承共有六代,这就是所谓的“东土六代”祖师说。其中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公认的东土初祖,南朝宋、齐间,经海路到广州,后游历各地,传授禅学。后梁武帝萧衍迎至建康,因面谈不契,遂渡江入北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静修,终日默坐凝住,长达九年。达摩主张以心印心,不立文字,所以禅宗又称“教外别传”。后来达摩传心法于慧可,慧可传心法于僧璨,僧璨传心法于道信,道信传心法于弘忍。弘忍门下出神秀、慧能两大弟子,分为南北二宗。后慧能在广东曹溪南华寺弘扬禅法,开顿悟法门,弟子们尊他为禅宗六祖。慧能以下,又分南岳、青原两系,南岳一系发展为临济和沩仰二家,青原一系发展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家,合称五家。

弘忍之后,以神秀、普寂为代表的北宗成为势力最大、范围最广的一宗,是当时中国禅门的中心,北宗在当时被称为官禅,得到皇帝和朝廷官员的支持,半个世纪里成为禅界公认的正统禅学。安史之乱以后,北宗因失去朝廷方面的支持,立即趋于衰微,显赫一时的北宗基业不久便灰飞烟灭。以慧能为首的南宗反攻北方,取代了北宗的地位,柳宗元曾在撰写《赐谥大鉴禅师碑铭》时写到:“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这是禅宗史上的一次巨变,此后,中国禅宗史主要是南宗发展的历史。下面谨把唐代南宗的主要思想作简要介绍:

1、六祖慧能 慧能(638-713),俗姓卢,唐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八日生于新州(今广东新兴)。咸享五年(674)北上投黄梅县东山弘忍门下学法。慧能虽不识字,却善于领会佛经大意,巧妙地将般若中观学说与涅槃佛性理论结合起来加以变通融合,构成自己的基本体系。其思想主要表现为:一是主张顿悟,认为凡夫与佛之间,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关键在于是迷还是悟,普通的凡夫如果一念觉悟,便可立即成佛。但他又表示,佛法本身没有顿渐之分,只是人领悟佛法的素质有利钝之别。二是通过向信徒授“无相戒”,强调众生皆有佛性,皆可自修自悟,只要领悟般若智慧,断除世俗情欲和见解,就可以摆脱生死烦恼,达到觉悟解脱的彼岸。三是明确规定自己的禅法是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不是要求人们离群索居,闭目塞听,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念,而是照常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照常从事各种活动,只是要求对任何事物、任何对象都不产生贪取或舍弃的念头,没有执意的好恶、美丑的观念;无相“是反对执著各种名相、境界;”无住“是对世界和周围事物不执固定的见解和有所取舍的特定的心理趋向。四是认为佛、净土不在他方,而在“自性”。佛与众生的区别就在于能否觉悟“自性”,所以不必追求外在的佛、菩萨、净土等,而应自修自悟,在识心见性上下功夫。五是强调“不二”法门。“不二”与中道、中观大体上同义,是用否定的表述方式对它们的称法。“不二”是既不是此方,又不是彼方,如非空非有,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色即是空,烦恼即菩提,世间即出世间等。

2、马祖道一 道一(709-788),俗姓马,一般被人称为马祖,曾在南岳怀让门下受法。其主要思想是主张“道不用修”和“平常心是道”。不修不是绝对不修,而是在体认自性前提下的放弃取舍意向的自然而然的生活和修行。平常心是在心中取消一切造作、是非,取舍、断常、凡圣等等观念,取消所谓妄想,保持一种无造作、无所得的自然心态。

3、临济宗 临济一门的创始人是义玄禅师,因在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的临济禅院举扬一家之宗风,后世就称它为临济宗。其主要思想是:一、要求学佛法者必须建立对佛法、解脱和修行的真正见解,相信自己本心与佛无别,把自心所具有的佛性称之为“无位真人”,“无依道人”等。二、主张以“空”的思想来破除对社会、人生和修行生活中的一切执著,断除心中的好恶、取舍等观念或意向,以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使用诸如“杀佛”、“杀祖”等骇人听闻的语言打比方,讲述一切皆空的思想,以求振聋发聩的效应。这里的“杀”不是真杀,只是一种比方,是指断除执著。

4、沩仰宗 沩仰宗由灵祐和他的弟子慧寂创立,因灵祐住潭州沩山,慧寂住袁州仰山,故称为沩仰宗。其主要思想有:一、顿悟之后仍须修行。南宗强调顿悟,但顿悟之后要不要从事修行?慧能主张“一悟即至佛地”,但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在所谓顿悟之后从事的修行。对此,沩仰灵祐有明确的说法:“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二、借色明心,附物显理。禅师在传授禅法时可以借助某种东西,某种动作等启示对方领会蕴含解脱之理的心要。

5、曹洞宗 曹洞宗以曹山本寂和洞山良价为宗主,其主要思想有:一、提倡“行鸟道”在思想中确立“空”观。用鸟飞在辽阔的空中来比喻空的境界,用鸟的足没有被绳索捆绑可以自由飞翔来比喻运用空观断除执著。二、“正问正答,不从口里道”。禅宗早期的禅师还经常从正面系统地讲述禅法,而越到后世的禅师越回避正面说法。洞山良价明确地表示要避免正面回答,或用托词引开,或者答非所问。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已不复往日辉煌,士大夫文人也无初唐盛唐时的进取之心,在失意与彷徨的心态下,他们广泛结交僧徒,希望在佛门中觅得清静自在,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栖身山林野寺,寄身释迦蔚为一时风气,书法则成了他们证悟心印、表达心灵的媒介。中唐以后,北宗渐为南宗取代,南宗思想通达自由、游戏三昧的人生态度调和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心理学。以自然适意,不拘常法,表现自我为宗旨的禅境成为当时人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从晚唐的书论书评中,我们可以窥得一些以禅评出,以禅论书的消息。

(一)吕总《续书评》

吕总,号遗名子。《续书评》一书评有唐书家自孙虔礼,卢藏用以下迄至张从申凡40人。其文简洁明了,比况奇巧,直如禅家之机锋公案:

梁升卿书,惊波往来,巨石前却。

张庭修书,枯木崩沙,闲花映竹。

韩择木书,龟开萍叶,鸟散芳洲。

薜稷书,风惊苑花,雪惹山柏。

李邕书,华岳三峰,黄河一曲。

宋儋书,暮春花发,夏柳低枝。

徐浩书,固多精熟,无有异趣。

郑虔书,如风送云收,霞催月上。

张旭书,立性颠逸,越绝古今。

释怀素书,援毫掣电,随身万变。

吕总评书,已不类初唐、盛唐时多注重于对书家法度、具体外在形态的描述,而是着意于书家所造之境。有如禅宗之注重明心见性,而不关心修行的方式和表现。因此对于徐浩的精熟,则不以为然,仅说其无有异趣。由此可推知,吕总心目中法度意识的淡薄。禅宗讲究所谓“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凭自己的心悟,领会书法要旨。他们的不立文字,不是绝对不要文字,而是不要受文字之累,因为文字总有局限性,所以禅宗的语言文字也便形成了自己简练之极的特点。禅宗应答,往往以少胜多,在他们看来,以不答为答,以少答为答,可以随便听者驰骋想象,答得越少,规定性越小,他人的想象余地就越大,或者可以“撞着来时路”,顿悟本心。这种简练之极的表达方式在文学、艺术上确有一番意义:作品越简洁凝练,寓意就越丰富,供人想象的空间就越开阔。诗无达诂,书无定评。要想把书法中所蕴含的审美情趣与感受进行准确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愈是力图说得清楚,愈会陷入胶柱鼓瑟之中。从吕总的书评来看,其行文风格显然受到了禅宗的影响。评论某一家书法,谬谬数语,不是对书家作具体客观的描绘,而是发挥想象,借用禅宗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将读者带到更高的境界上去欣赏和领会。

(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张彦远(815-875)字爰宾,原籍河东人。工书,喜作八分,所辑《法书要录》十卷,辑录自东汉到唐元和年间诸家论书之作,凡三十四种。《法书要录》中除了一篇简短的自序交待其先世能书及汇集自古论书的情况外,别无其它自撰文字,张彦远关于书法的理论主要见于《历代名画记》。《历代名画记》虽为论画,然其中旁及书法处也不乏妙见。其论画思想对书法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在谈墨色的运用时: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名为上品之上,神品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

书法之要谛在于“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在书中体现自然之理。书法被视为抽象的艺术,正因为其抽象,才能蕴含着无数的具象。“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现代有些人作字,故意将线条、结体处理得“历历具足”,惟恐人看不出其书的“别具匠心”,实则与大道相背,不谙书事之故也。禅宗特重含蓄,含蓄的表达方式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禅宗对于语言文字、物象色彩,对于深奥玄远的佛理的表达能力是否定的,因此,当他们不得不用语言来表达禅理时,往往借用种种比喻,或曲折含糊地点到即止,或故意答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或是自相矛盾,违背常情,或者用沉默来对待一切问题。盛唐之后,受到社会条件变化影响而接受了禅宗人生哲学的士大夫们,心理封闭,性格内向,虽然表面上对外界事物漠然淡泊,但内心世界里却酝酿着种种风雨晦明,悲愁喜乐,在深深的自我压抑下,他们的感受、情绪更为复杂微妙。这些微妙的感受和情绪在内心世界中存在,士大夫就要把他们表现出来,然而表现这些是非常困难的。禅宗式的含蓄、蕴藉,最能容纳人在静默观照、沉思默想中的感受。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也有表情作用,而它的表达方式也只能是抽象的,所以禅宗的含蓄、蕴藉的方式便很自然地被运用到书法的创作中。

在以前,“精”是极誉之词,王羲之曾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而在张彦远心目中,“精”已不是盛赞之词了,他把“自然”列为上品之上,仅“精”列为中品之上。晚唐时,禅宗风行于世,禅宗思想影响着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情趣,他们在书法上纷纷追求“禅的境界”,并视为最高的审美境界,称之为逸品。

晚唐时,士大夫与禅僧交游盛行,出现了亦僧亦俗、亦俗亦僧的景象,很多禅僧在诗文书法上有高深造诣,他们借助于书法来悟道的同时,也将禅宗思想运用到书法的理解和创作中,从而使唐代书法逐渐走出尚法的束缚,他们也因此成为晚唐时代书风的代表人物。 

(一)释光,俗姓吴,字登封,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号广利大师。《高僧传》说他:“长于草、隶。”又说:“闻陆希声谪宦于豫章,往谒之,授五指拨镫诀。书体遒健,转腕回笔,非常人所知。昭宗诏对御榻前书,赐紫方袍。”《宣和书谱》收其《赠登第等诗》和《千字文》二通,且评曰:“潜心草字,名重一时……观 光墨迹,笔势遒健,虽未足以与智永、怀素方驾,然亦自是一家法,为进所称,岂一朝之力与!《佩文斋书画谱》引魏了翁《鹤山集》载其论书之言曰:“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心印是禅门常用之语,“心”即佛心,它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真如本心;“印”即印可,指一种认识的方式。以心为印,就称心印。在禅宗看来,要达到真正的觉悟,须发掘出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之佛性,而发掘本心靠的是“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式,而排斥一切文字、语言的解析,因而它不是通过口或手能传递的,而是靠心的感应和顿悟。释光认为书法艺术也是如此,书法家凭借自己的悟性理解书法的玄妙,去发现本性,而不能通过口耳的传授去了解书道。释光身为禅僧,不自觉地用禅宗思想来理解书法,主张通过发现本性而领悟艺术的真谛。他认为,书法本于心源,重在性,而不重在学。对书法的学习和钻研,只是一种发现其天性的手段,一旦悟通,寻常的山羊便能化作麒麟。(上巧下言)光在晚唐被视为以禅通书的代表人物,极富盛名。《宣和书谱》卷四曾载“当时赠光草书诗序者,无虑数十人”,均歌颂了他以禅通书的特点。

吴融《赠广利大师歌》

化人之心固甚难,自化之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之,自化元须有其志。在心为志者何人,今日得之于广利。三十年前识师初,正见把笔学草书。崩云落日千万状,随手变化生虚空……乃知性是天,习是人,莫轻何边羖,飞作天上麒麟。但日新,又日新。李太白,非通神。

司空图《光大师草书歌》:

落笔纵横不离禅,方知草圣本非颠,歌成与扫松斋壁,何以曾题《说剑篇》。僧家爱诗自拘束,僧家爱画常局促,惟师草圣艺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

陆希声《赠光光诗》:

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

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洴澼人。

(二)释亚栖,唐昭宗时代僧人。《宣和书谱》中说他:“喜作字,得张颠笔意,昭宗光化中对殿庭草书,两赐紫袍,一时为之荣。”他自己曾有《对御书后》一绝云:“通禅笔法得玄门,亲入长安谒至尊。莫怪出来多意气,草书曾悦圣明君。”明李日华《六研斋二笔》赞其书云:“亚栖书开元寺壁,笔势浓郁,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迹。”当代刘泾《书话》曰:“以怀素比玉,光比珠,高闲比金,贯休比琉璃,亚栖比水晶。”亚栖不仅善书,也喜论书,新传《论书》一则曰:

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重名。若执法不变,纵能有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为书家之大要。

亚栖强调了书法创作中的推陈出新、通变的观念,认为变是书家成功的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书家无一不变,若执法不变,终不免书奴之迹。这种对于创新的重视反映了禅家不立宗派、呵佛骂祖的精神,它与禅宗“打破佛像,本心即佛”的思想何其相似乃尔。

晚唐时期,禅宗思想成为时代艺术的核心,其中的自我表现,离经叛道,于念无念,于相无相,明心见性,得鱼忘筌等思想渗透到士大夫文人和禅僧的心底深处。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则出现了突破法规传统,重在以书寓禅,以书达情,寻求自我的景象,昭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开始形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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