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论及澄公，多言其道术幻化，而于其它方面略少涉及。笔者有鉴于此，就现有史料，从道术幻化而外挖掘些许澄公西来深意，以就正于方家。

1、 悯念苍生，化导二石实行德政

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民不聊生。而二石更凶顽暴虐，专以杀戮为威，道俗遇害者甚众。澄公悯念苍生，为拯民疾苦，毅然杖策军门。他深知石勒不达深理，故以道术为征，遂示现种种神异方便，以取得其信服。与此同时，澄公更深知教化之重要，而逐渐导之达于深理，最终使二石收敛暴虐，革心道化。《高僧传》等史籍中载有几段澄公劝化二石实行德政的说法谏言：

澄公最初见到石勒，在示现钵内生莲使其信服后，即趁机进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著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诫。”此一番话，使石勒更加悦服。因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

石虎问佛法不杀之意，澄公答曰：“帝王之事佛当在心，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 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咨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澄公所言，石虎虽不能尽从，但终究为益不少。

澄公迁化之际，虽知“祸乱已萌，石氏当灭”，但仍苦口婆心劝化石虎实行德政。其谆谆诲言，充满期望与悲心，读之令人感动不已。其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诫，不自惩革，终无福祐。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

从上述几段澄公的说法谏言中，可以看出澄公是何等的菩萨心肠。他深知二石凶顽成性，喜怒无常，更深知德政于国家、于百姓、于佛教之重要，故常不惧危险，直言劝谏，澄公真可谓悲心广运之大菩萨也！对于澄公主张德化之功绩，古德多有赞誉：

梁慧皎法师在其《高僧传》中评道：“澄公慈洽苍生，拯救危苦，当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

唐道世法师在其《法苑珠林》中赞曰：“澄在中原，时遭凶乱，而能通畅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圣，何能救此涂炭。”

元念常法师在其《佛祖历代通载》中颂云：“观澄公区区西来，当石勒季龙（石虎）碜暴九虎噬之际，而能悯物垂轨，示以玄言德祥，导以慈悲之行，卒使二暴革心道化，融洽于戏。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而圣人之教迭扶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

古德赞誉，何其恰当准允。当其乱世之时，百姓免于水火，生灵免于涂炭，端赖澄公德化，故国不可无澄公，民不可无澄公，教不可无澄公也！

2、 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为后世佛法滥觞之源

据《高僧传》等载，从澄公受业追游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人数量最多的最早记载。在澄公弟子中，名见于经传者诸如：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法雅、法汰、法和、僧朗、安令首尼以及从天竺康居不远万里谐澄公受教者佛调、须菩提等诸多名僧。澄公门下，人才济济，均为一代英杰。其中法雅创立格义、法汰弘教江南、法和授徒西南、僧朗布教泰山、安令首尼弘化妇女，…… 而澄公门下成就最高者当首推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北）人，自幼神智聪敏，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年十二出家，因形貌甚陋不为师重。后入邺中寺遇澄公。澄公见而嗟叹，与语终日。众弟子见其形貌不称，咸共轻怪。澄公即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道安拜澄公为师后，更得耳提面命。澄公每讲经时均请道安复述阐释，众弟子颇有不平，疑难蜂起。但均被道安挫败折服。故时人咸称“漆道人，惊四邻”。

由于有澄公的知人善教与精心呵护，道安最终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划时代高僧。

道安门下，更有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高僧，其中尤以东晋佛教领袖慧远最为著名。

由此可知，澄公门下，枝叶繁茂，桃李天下，且硕果累累，究其总源，均出于澄公。可以说，无澄公则无道安，无道安则无慧远，故古德有云：“法源滥觞之初，由佛图澄而得安，由安而得远公，是三大士化仪轨则。”诚哉斯言！

3、 兴立佛寺近九百所，佛法之盛，自澄而始

唐杜牧诗中曾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确，南朝寺院林立，佛教得到长足发展。但在其百余年前，北方佛教发展曾出现较之更加辉煌的局面。据《高僧传》等史书记载，澄公初来中土时，欲于洛阳立寺传教，但正值刘曜攻洛，“永嘉之乱”，其立寺之志遂不果。及至见石勒而取得其支持，方于后赵国境内兴寺立庵，讲经收徒，直至圆寂。澄公凡在赵三十余年，“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其弘法之盛，“莫之与先”。如此局面，诚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前所未有。由于澄公的努力，使后赵时期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第一个兴盛高峰。故古德曾赞曰：“自大教东来，至澄而盛”。此言真实不虚也！

4、妙解深经，严持戒律，为一代楷模

澄公自幼出家，“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志弘大法，”其对于佛法的研习，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故西域咸称“得道”。来中土后，更由于其深厚的学识积淀，“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据《高僧传》载，澄公“身长八尺，风姿详雅”，每每开座讲说佛法，其“妙解深经，旁通世法，讲说之日，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而澄公在讲经的同时，更注重戒律之阐扬。据道安《比丘大戒序》中说：“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之译人考校者甚少。先人所传相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可见，澄公对当时所传戒律应有所规正。不但如此，澄公本人也是一个持戒谨严、律仪具足的大德，《高僧传》说：“澄公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而更为奇者，澄公左乳旁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常以絮塞孔。其每至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再复内中。吁嘘！澄公戒体，何其洁也！

澄公道德如此，故中土、西域佛教英杰，齐集门下，接受训导。澄公诚可谓佛门一代楷模！

5、 创依国主弘教之先，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国师”

道安曾有言：“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此说即得之于澄公，是其多年依止澄公所得经验。后世佛教发展多得益于此说，故澄公实为此说之首创并实行者。

澄公初见石勒时预言其“当略有区夏，己应为师”并以道术方便取得其信服后，更以谏言劝化其实行德政，故石勒待澄公敬服有加，有事必咨而后行，并上尊号为“大和上”。石虎即位，更倾心事澄，有过于勒。其下诏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更有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以表尊敬。可以说，澄公以其德化取得如此地位，诚前所未有，故澄公实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国师”。而正因如此，佛教才得以在后赵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在澄公入华之前，虽有安世高、支娄迦谶、严佛调、昙柯迦罗、康僧会等高僧大德奔走于华夏，翻译经典，宣扬佛法。然其终究是以一人之力去传教，虽有成效，但发展不广。而真正使佛教得到广泛弘传，即从澄公开始。澄公在取得国主支持后，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充分利用国家力量来弘扬佛教。从而使佛教由一种形同“民间方术”的流传方式一跃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取得受到保护的合法地位，开创了依国主弘教的先例。

综上所述，澄公之弘化，非如前人单为传教而传教（当然更非专为道术而道术，所谓人只见道术，不见其它，诚一叶障目，有违澄公深意！）而是创造性的通过传教形式，做了大量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有益于教的事情，从而开创了佛教发展的崭新局面，使佛教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弘传，并为后世佛教更加兴盛的发展奠定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用现在话讲，澄公实为“佛教和社会相适应”之首位实践者。瞻观澄公一生德绩，吾辈后人，实感念澄公恩泽之处多多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