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刊主页2001年度第三期大教东来 至澄而盛——后赵大和尚佛图澄
 

大教东来 至澄而盛

——后赵大和尚佛图澄

高士涛

前人论及澄公,多言其道术幻化,而于其它方面略少涉及。笔者有鉴于此,就现有史料,从道术幻化而外挖掘些许澄公西来深意,以就正于方家。

1、 悯念苍生,化导二石实行德政

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民不聊生。而二石更凶顽暴虐,专以杀戮为威,道俗遇害者甚众。澄公悯念苍生,为拯民疾苦,毅然杖策军门。他深知石勒不达深理,故以道术为征,遂示现种种神异方便,以取得其信服。与此同时,澄公更深知教化之重要,而逐渐导之达于深理,最终使二石收敛暴虐,革心道化。《高僧传》等史籍中载有几段澄公劝化二石实行德政的说法谏言:

澄公最初见到石勒,在示现钵内生莲使其信服后,即趁机进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著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诫。”此一番话,使石勒更加悦服。因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

石虎问佛法不杀之意,澄公答曰:“帝王之事佛当在心,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 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咨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澄公所言,石虎虽不能尽从,但终究为益不少。

澄公迁化之际,虽知“祸乱已萌,石氏当灭”,但仍苦口婆心劝化石虎实行德政。其谆谆诲言,充满期望与悲心,读之令人感动不已。其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诫,不自惩革,终无福祐。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

从上述几段澄公的说法谏言中,可以看出澄公是何等的菩萨心肠。他深知二石凶顽成性,喜怒无常,更深知德政于国家、于百姓、于佛教之重要,故常不惧危险,直言劝谏,澄公真可谓悲心广运之大菩萨也!对于澄公主张德化之功绩,古德多有赞誉:

梁慧皎法师在其《高僧传》中评道:“澄公慈洽苍生,拯救危苦,当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

唐道世法师在其《法苑珠林》中赞曰:“澄在中原,时遭凶乱,而能通畅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圣,何能救此涂炭。”

元念常法师在其《佛祖历代通载》中颂云:“观澄公区区西来,当石勒季龙(石虎)碜暴九虎噬之际,而能悯物垂轨,示以玄言德祥,导以慈悲之行,卒使二暴革心道化,融洽于戏。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而圣人之教迭扶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

古德赞誉,何其恰当准允。当其乱世之时,百姓免于水火,生灵免于涂炭,端赖澄公德化,故国不可无澄公,民不可无澄公,教不可无澄公也!

2、 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为后世佛法滥觞之源

据《高僧传》等载,从澄公受业追游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人数量最多的最早记载。在澄公弟子中,名见于经传者诸如: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法雅、法汰、法和、僧朗、安令首尼以及从天竺康居不远万里谐澄公受教者佛调、须菩提等诸多名僧。澄公门下,人才济济,均为一代英杰。其中法雅创立格义、法汰弘教江南、法和授徒西南、僧朗布教泰山、安令首尼弘化妇女,…… 而澄公门下成就最高者当首推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北)人,自幼神智聪敏,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年十二出家,因形貌甚陋不为师重。后入邺中寺遇澄公。澄公见而嗟叹,与语终日。众弟子见其形貌不称,咸共轻怪。澄公即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道安拜澄公为师后,更得耳提面命。澄公每讲经时均请道安复述阐释,众弟子颇有不平,疑难蜂起。但均被道安挫败折服。故时人咸称“漆道人,惊四邻”。

由于有澄公的知人善教与精心呵护,道安最终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划时代高僧。

道安门下,更有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高僧,其中尤以东晋佛教领袖慧远最为著名。

由此可知,澄公门下,枝叶繁茂,桃李天下,且硕果累累,究其总源,均出于澄公。可以说,无澄公则无道安,无道安则无慧远,故古德有云:“法源滥觞之初,由佛图澄而得安,由安而得远公,是三大士化仪轨则。”诚哉斯言!

3、 兴立佛寺近九百所,佛法之盛,自澄而始

唐杜牧诗中曾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确,南朝寺院林立,佛教得到长足发展。但在其百余年前,北方佛教发展曾出现较之更加辉煌的局面。据《高僧传》等史书记载,澄公初来中土时,欲于洛阳立寺传教,但正值刘曜攻洛,“永嘉之乱”,其立寺之志遂不果。及至见石勒而取得其支持,方于后赵国境内兴寺立庵,讲经收徒,直至圆寂。澄公凡在赵三十余年,“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其弘法之盛,“莫之与先”。如此局面,诚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前所未有。由于澄公的努力,使后赵时期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第一个兴盛高峰。故古德曾赞曰:“自大教东来,至澄而盛”。此言真实不虚也!

4、妙解深经,严持戒律,为一代楷模

澄公自幼出家,“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志弘大法,”其对于佛法的研习,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故西域咸称“得道”。来中土后,更由于其深厚的学识积淀,“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据《高僧传》载,澄公“身长八尺,风姿详雅”,每每开座讲说佛法,其“妙解深经,旁通世法,讲说之日,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而澄公在讲经的同时,更注重戒律之阐扬。据道安《比丘大戒序》中说:“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之译人考校者甚少。先人所传相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可见,澄公对当时所传戒律应有所规正。不但如此,澄公本人也是一个持戒谨严、律仪具足的大德,《高僧传》说:“澄公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而更为奇者,澄公左乳旁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常以絮塞孔。其每至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再复内中。吁嘘!澄公戒体,何其洁也!

澄公道德如此,故中土、西域佛教英杰,齐集门下,接受训导。澄公诚可谓佛门一代楷模!

5、 创依国主弘教之先,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国师”

道安曾有言:“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此说即得之于澄公,是其多年依止澄公所得经验。后世佛教发展多得益于此说,故澄公实为此说之首创并实行者。

澄公初见石勒时预言其“当略有区夏,己应为师”并以道术方便取得其信服后,更以谏言劝化其实行德政,故石勒待澄公敬服有加,有事必咨而后行,并上尊号为“大和上”。石虎即位,更倾心事澄,有过于勒。其下诏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更有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以表尊敬。可以说,澄公以其德化取得如此地位,诚前所未有,故澄公实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国师”。而正因如此,佛教才得以在后赵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在澄公入华之前,虽有安世高、支娄迦谶、严佛调、昙柯迦罗、康僧会等高僧大德奔走于华夏,翻译经典,宣扬佛法。然其终究是以一人之力去传教,虽有成效,但发展不广。而真正使佛教得到广泛弘传,即从澄公开始。澄公在取得国主支持后,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充分利用国家力量来弘扬佛教。从而使佛教由一种形同“民间方术”的流传方式一跃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取得受到保护的合法地位,开创了依国主弘教的先例。

综上所述,澄公之弘化,非如前人单为传教而传教(当然更非专为道术而道术,所谓人只见道术,不见其它,诚一叶障目,有违澄公深意!)而是创造性的通过传教形式,做了大量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有益于教的事情,从而开创了佛教发展的崭新局面,使佛教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弘传,并为后世佛教更加兴盛的发展奠定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用现在话讲,澄公实为“佛教和社会相适应”之首位实践者。瞻观澄公一生德绩,吾辈后人,实感念澄公恩泽之处多多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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