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卫塞节庆赞的第三件大事，是释尊的涅槃、或称入灭。在《大般涅槃经》中，载有释尊入灭前最后几天里生动而感人的故事。在积极化度四十五年以后，于八十岁时，释尊意识到自己即将舍寿。躺在床上，释尊拒绝指定任何法嗣传人，而是告诉所有弟子，在他入灭以后要以法为师，以戒为师。对那些过度悲哀的门生，他一再重复世间诸相尽皆无常这一无可怀疑的问题，并催促他们为成就果位而勤奋努力。随后，以完美的身体和头部姿势躺着，释尊安详地灭度、进入“灭却烦恼、不滞生死的”涅槃境地。

释尊灭度三个月以后，其开悟的五百弟子在王舍城（Rajagaha）举行佛典结集，以收集释尊的教诲并保留给后世。所编辑的经藏，给后代留下了编辑成册的佛教教理，使其能有法可依。在释尊灭度后的最初二百年期间，佛教依然慢慢地不断传播，尽管其影响仅限于印度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到了公元前三世纪，发生了一件改变佛教命运的事件，把佛教推向成为世界性宗教之路。在经历了一场千百万生灵惨遭杀戮的血腥战役之后，孔雀（Mauryan）王朝第三世主阿育王（Asoka）转而如饥似渴地信奉了佛教，以抚慰他痛苦的良心。他从佛法中得到了灵感，决心以正义而不是武力与压制来建立社会次序，他在法令中宣布了这一新政策，并将法令刻在遍及整个王国的石碑和石柱子上。在阿育王本人皈依佛门的同时，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别人，而是把他所理解的印度佛法的基本概念当作正义的准则来弘扬——佛法给日常生活带来幸福与和谐，死后亦会有好的投生。

由于阿育王的供养，僧侣们在王室都城召开了宗教会议，决定向印度次大陆其周边地区派遣使团传布佛法。从近代佛教史的角度，这一举措最见成效的是阿育王之子摩哂陀（Mahinda）比丘为首的使团在斯里兰卡的弘法活动，不多久，阿育王之女僧伽密多（Sanghamitta）比丘尼也尾随而至。这对王室兄妹将上座部佛教传到了斯里兰卡，至今依然遍及斯里兰卡。

在印度本土佛教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从而形成了佛教史上的三个体系。第一个阶段经历了原始佛教的传布以及由于教义上次要观点的不同而分化为大约十八个部派。在这些部派之中，流传至今的只有上座部佛教，在更早一些时候上座部在斯里兰卡、也许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地区生根发展。在这些地区，佛教盛行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

大约自公元前一世纪开始，一个新的佛教体系逐渐形成，其倡导者称之为大乘佛教（Mahayana）,以区别于那些早期出现的他们称之为小乘佛教（Hinayana）的另一体系。大乘佛教徒对菩萨的修行生涯作了详细说明，如今将之视为佛教的共同理想，同时还提出了般若空观、或“空性”（shunyata）是一切现象的真如本性的基本观点。由诸如龙树（Nagarjuna）、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和法称（Dharmakirti）等杰出的思想家创立理论的大乘经典，鼓励大胆鲜明的哲学学派。对普通信众来说，大乘经文谈及了天界上那些能够帮助虔诚信众的佛与菩萨。自公元以来的最初六百年间，大乘佛教起先传入中国，又由中国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在这些国家，佛教发展成为较之印度原始佛教更适合于远东地区思维方式的新的学派，在这些学派中广为接受的是禅宗，如今已广泛流行于西方国家。

大约到了公元八世纪，佛教在印度逐渐形成历史上的第三个体系，即以秘密经文怛特罗（Tantra）为依据的金刚乘佛教（Vajrayana）。金刚乘佛教接受大乘佛教教义的观点，但附加上旨在加速开悟的祈祷仪式、神秘符咒及复杂的瑜伽修炼。金刚乘佛教由印度北部传入尼泊尔、西藏，在西藏佛教中占支配地位。

在佛教整个漫长的传播历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佛教完全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赢得人心的能力。佛教总是以戒律和榜样的方式来传播，而不是强求。传播佛法的目的并不在于让人改变信仰，而是在于向他们指出通往真乐与安详之路。一旦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域信奉了佛教，对于这个民族或这个地区而言，佛教已远远不只是宗教信仰，而是圆满人生的源泉。那些受佛教启迪而创作出来的哲学、文学、绘画及雕塑等方面的伟大作品，可以与任何其它文化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佛教影响了社会、政治及教育机构的形成，佛教引导着君主与臣民，佛教还规定了使其信徒按正常秩序生活的道德规范、生活习俗以及礼仪规矩。尽管从斯里兰卡到蒙古、再到日本佛教文化的特定形式差别很大，但全都弥漫着那种难以觉察但又绝不会弄错的特色，使他们成为确定无误的佛教。

佛教在印度消失以后的若干世纪期间，不同佛教体系的信徒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状态，很难了解彼此的存在。然而，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不同体系的佛教徒开始互相影响并逐渐确认彼此共同的佛教特性。当前，在西方国家，大乘、小乘、金刚乘三个主要体系，自印度佛教衰亡以来，首次在同一地域并存。这种紧密的关联必然导致彼此之间的交融，或许还会导致出现完全有别于所有传统佛教的全新体系。在西方国家的佛教还很年轻，很难对其作长期预测，但我们深信，佛法将在这些国家长驻、并与西方文化相互影响。我们期待两者均能兴旺发达。

在最后一部分中，我想简单地讨论一下释尊的教诲与我们当代相关的问题，因为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新千年。我感到特别有兴趣的特征是，佛教教理与实践有助于佛教从哲学与心理学扩展到医疗卫生与生态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但却不强求使用这一精神财富的人们皈依佛门。在此，我想集中地谈谈佛教教理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含义。

尽管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巨大发展，并在许多方面大大地改善了生活环境，但我们仍然发现人类面临着一些全球性问题，无论我们下多大决心试图依据现行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徒劳的。

这些问题包括：一触即发的区域性种族之间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核武器的不断蔓延；忽视人权；贫富差距日趋扩大；毒品、妇女与儿童的国际交易；地球自然资源的耗尽以及环境的掠夺等等。从佛教的角度，当我们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时，最引人注意的是其本质的征兆特性。尽管其外在表现不同，它们实际上是同一根源的诸多显现，这一根源就是感染我们社会机体的深藏而又隐蔽的恶性精神肿瘤。这一共同的根源，大致可简单地表现为这样一个特性，即顽固坚持把狭隘而又短期的个人利益（包括我们恰好置身其间的社会或种族利益），放置到全人类更广泛、更长期的利益之上。对这些大量令人苦恼的社会苦难，我们很难作出适当的解释，除非我们从潜伏其后的人性本身的强烈欲望中去寻求答案。这种欲望常常驱使人们追求分裂而又有限的目标，甚至当这些追求最终只会导致自我毁灭时也一样。

释尊的教诲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很有用的工具，以帮助我们从这一困境中解脱出来：其一是佛法对人类痛苦的心理根源精明而又讲求实际的分析；其二是佛法明确表达的作为解决问题必经的道德与精神上的修炼。释尊阐明人类痛苦（无论是个人痛苦还是社会苦难）的潜在根源，是称为三毒的三种有害于身心的内在因素，即贪、瞋、痴。传统佛教教理将三毒描绘为导致个人痛苦的原因，但如果从更加宽广的角度来看，我们仍可将它视为导致社会、经济、政治痛苦的根源。由于贪的盛行，世界变成了一个全球大超市，在那里人降低为消费者，甚至成为商品，而我们星球上必不可少的资源却惨遭掠夺并置后代子孙的利益而不顾。由于瞋的盛行，国家间与种族间的意见不和，变成了怀疑与敌对的繁殖地，引发了暴力行为的世世冤仇、永无止尽。痴则用不真实的信念与政治思想支撑着贪与瞋二毒，从而使二者所策动的政策合法化。

尽管为了对治当今世界各处呈现的多种形式的暴力与非正义行径，必须改进现有社会结构与政策，但仅仅这些，还不足以把人类引入一个真正祥和与社会稳定的时代。从佛教徒的角度，我想说，除所有其他方面的努力之外，最最重要的是建立能使我们视他人本质上无异于己的新观念。这可能相当困难，我们必须学会把自己从个人利益的顽固影响中解脱出来，并上升到视所有人的幸福如同自己的幸福一样重要的整体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此刻置身其间的个人或民族利益中解脱出来，并代之以欣然接受优先考虑他人利益的“以宇宙为中心的行为准则。”

这种以宇宙为中心的行为准则，取决于对治三毒的三种准则：

（1） 我们必须用包容一切的宽宏、救助与合作来战胜谋私利的贪婪；

（2） 我们必须用仁慈、忍让与宽恕来替代仇视与报复；

（3） 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整体，因此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不负责行径将对其它地区产生潜在的有害影响。

这些从释尊教诲中获得的准则，是以宇宙为中心行为准则的核心，极易为世界上所有宗教赞同。

作为上述行为准则的独特内容的基础，是我们内心深处那种一心想在个人生活与社会政策中体现出来的良知，其中最主要的是慈与悲（maitri and karuna）。由于慈我们认识到，就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过幸福而又安祥的生活一样，别人也希望过幸福而安详的生活。由于悲我们认识到，就象我们每个人都不情愿遭受痛苦与磨难一样，别人也不情愿遭受痛苦与磨难。一旦我们懂得与他人共有相同的感觉，我们就会象期待别人善待我们一样地去以仁慈与关怀对待他人。这一原则必须应用到公共关系上，同样也必须应用到个人关系上。我们必须学会把别的社区视为本质上无异于我们自己的社区，有权利获得我们社区希望得到的相同利益。

呼唤以宇宙为中心的行为准则，不是基于道德上的理想主义或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基于坚实的实践基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追求狭小的个人利益，将有损自己真正的长期利益。崇尚个人利益之路将导致社会分裂与生态毁灭，这样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分枝也就被锯断了。用人类共同的利益来替换狭小的个人利益，最终将有利于自身的基本利益，因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和谐、买卖公平和可持续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

释尊指出，在世间一切事相之中，对善与恶最具影响力的是心。人民之间、国家之间的真正和平，植根于一切众生内心的安详与友善。这种和平景象的取得，不可能仅仅依靠物质进步、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还需要道德与精神上的文明。只有以改变自我的方式，我们才能朝着安定与和睦的方向去改变世界。这就意味着，为了人类能在这个日益缩小的星球上和平相处，我们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挑战是认知自己、掌握自己。

正是这一点上，释尊的教诲变得特别适时，甚至对那些尚未准备完全信奉佛教及其教义的人们也一样。通过对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人类自身的烦恼的诊断，释尊向我们指出了个人和集体问题的潜在的本源。同时指出有效地治理世间一切问题的所在是我们的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直接抵达的地方，为此释尊建议我们采用道德与智力上的修行实践。值此人类进入新的千年之际，无论我们信奉哪种宗教，释尊的教诲为所有的人规定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详、更加和睦所必需的行为准则。

[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于1944年生于纽约市，1966年在布鲁克林（Brooklyn）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72年在克莱尔蒙特（Claremont） 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72年下半年他去了斯里兰卡，并在已故备受敬仰的大导师长老Balangoda Ananda Maitreya的座下出家，1984年起任康提佛教出版社编辑，1988年任该社社长至今，菩提比丘撰写、翻译、编辑过许多有关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书，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无形的束缚之网》（1978）、《阿毗达摩综合指南》（1993）、《中阿含经》（1995）、《杂阿含经》（2000年10月），他还是世界艺术与科学学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