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慧可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

如本文开始所述，汉地得达摩之髓、受其衣钵、接其传承者唯可大师一人，而后世禅宗又因有可大师传承而广为发展，进而成为中国佛教的最大宗派。所以，慧可大师实为中国禅宗第一人。对于慧可大师的历史地位，余总结如下几点：

1、有深厚的内外学基础，为达摩所指之大乘气象。

如上所述，慧可大师出家前已是一位精通诸子百家、佛经儒典的大学者，自身素质相当高。所以，在逢遇达摩后，“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即奉以为师，从学六载，精究一乘，其修学更大为长进。而达摩“自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虽际会未谐”，但终遇慧可而传授之，自谓“化缘已毕，传法得人”，“吾意已终”。故达摩所谓“大乘气象”者，诚慧可大师之谓也！

2、得达摩之髓，是汉地唯一仅见的受其传承者，为中国禅宗第一人。

在《历代法宝记》之后的各史传中都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大统元年(535)十月，达摩将寂，令道副、尼总持、道育、慧可等各言所得。道副曰：“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师曰：“汝得吾皮”。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　佛国，一见更不再见。”师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无一法可得。”师曰：“汝得吾骨。”慧可即礼三拜后依位而立。师曰：“汝得吾髓。”

何等潇洒的慧可大师，真有如灵山会上迦叶一笑。因得达摩“得髓”之誉，故达摩授衣传法于可，并对可曰：“昔如来以正法眼藏付迦叶大士，展转嘱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更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汝受吾教，听吾偈言：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传法事毕，达摩即只履西归。达摩为南印度人，在达摩中土弟子中，唯慧可大师得衣得钵，故所谓中国禅宗，可大师实为第一人也！

3、弘扬达摩禅法，是禅宗形成的关键人物。

达摩禅法，宗奉宋译四卷《楞伽》，更以《入道四行》以为修行法要。《楞伽经》者，其所明在无相之虚宗，虽为法相有宗经典，但其处处破除妄想，显示实相。而慧可及其后裔所讲《楞伽》，皆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所谓“南天竺一乘宗”，上承《般若》法性之义，故知达摩禅法取法虚宗。而《入道四行》即二入四行。二入即理入和行入。理入即大乘壁观，心如墙壁，忘言绝虑，以无所得心，悟入实相。行入指四行，即大乘行业，四行者，万行同摄：一、报怨行，修行苦至。二、随缘行，苦乐随缘。三、无所求行，戒贪著执迷。四、称法行，任运而行，与法相应。理入行入相辅相成，故达摩一宗，较重头陀行。慧可承其宗旨，理事兼融，苦乐无滞，乃至遭“非理损害”而无一恨。慧可后裔，以可常行，亦重头陀。

僧璨隐于皖公山，往来于司空山，居无常处十余载，无人能知。僧那手不执笔及俗书，惟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所往不参邑落。慧满专务无著，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则通舍，覆赤而已，住无再宿，常行乞食。达摩禅法，经慧可的实践与弘扬，最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可以说，无慧可则无中国禅宗之形成也！

4、其禅学思想的传播，给日后禅宗的形成打下了理论基础。

慧可大师的禅学思想，由上述可知，其主张“身佛不二，万法一如”，“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以及“本无烦恼，元是菩提”等等。从中不难看出六祖“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以及后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等理论之来源。而慧可大师所谓“四世之后，变为名相，一何可悲”之叹，更指出语言文字为障道因缘，教人勿执。六祖承其旨，更痛斥语言文字之害，由是而后，形成禅宗所谓“不立文字，不离文字，教外别传”之传承特色。所以，慧可大师虽承达摩禅法，但更有发展。其禅学思想的传播，为后世禅宗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之，没有慧可大师，就没有今天的禅宗，慧可大师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历史地位是无人能够代替的。在贞观十六年法琳法师为慧可大师所撰的碑文里，曾这样写道：

“夫思不可得，恻不可知，唯禅门之法乎？故无形无相，潜流沙界，使有情者归于妙觉，味道者普会于真如。或开小也言说，或谈大也不二，无心即心，即色非色，至如乘幽入微，处默显寂，卧佛性海，登涅槃山，暗而惟明，凡而大圣，其谁能之，可禅师矣！”

在谈及其传承时，法琳法师写道：“至如聪鉴精微，明镜照隐，决禅河于口海，朗慧日于心端，大师印之，唯可禅师矣，继明踵迹，则僧璨得之，相承宝光，明明大照，导苍生而无尽，将万劫而无坠也。”

法琳法师为慧可大师所撰碑文的最后题赞，可以说是对慧可大师一生及其影响的最好总结：

“善哉大士，应物为器。

秉心唯德，释门宗志。

因达而通，为法指臂。

一受不返，位登圣地。

心唯佛心，事唯佛事。

累世重光，易劫之美。”

五、慧可大师道场及其传说

据记载，慧可大师于东魏孝静帝天平初年(534)，“北就新邺，盛开秘苑”，“化导群品三十四载”。 在明万历年间的《成安县志》慧可传中，曾对慧可大师一生有以下总结：“少林得髓，邺都调心，偿债成安，逆流漳水”。说明慧可大师自少林得髓后，即于邺都调心行化。史传中有明确记载，慧可大师在邺处有二，一是于成安县匡救寺三门下说法集众，二是葬于磁州滏阳县东北七十余里。因其葬处现属成安县境。故于今而言，慧可大师说法及寂地均在河北成安县境内。

成安县匡救寺即今成安县匡教寺，一名说法台，当地亦称南台。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第一百零八卷僧寺部引《畿辅通志》文曰：“匡教寺，寺在成安县南二里许，曹溪二祖慧可说法处，隋开皇(581-600)中筑台，明嘉靖、万历、崇祯间屡有增修”。据明袁魁《说法台记》记载：“邑西南一里许有台，隋开皇间，僧慧可说法于兹，有坠花涌莲之异，阎罗亦临听焉。……世远独遗一荒丘。”明嘉靖己未年(1559)，兵宪陈公重修。万历壬寅(1602)秋，知县刘永脉又重修，更有义耆刘思明，施台东地六亩，高拱辰、张应施地四亩七分而扩大之。于台上塑慧可大师像以为供养。传说匡教寺内曾有两种宝物：一为避风珠，一为藏经楼屋脊上一对铁鸭。匡教寺前为漳河故道，冬春之日，风起尘飞。匡教寺因有避风珠而无风无尘；而每当大雨来临之前，藏经楼屋脊上铁鸭便相对鸣叫，故在当地有“大雨来临有预兆，夜晚南台铁鸭叫”之俗语流传。匡教寺原有说法台、山门殿、钟楼、鼓楼、大雄宝殿、藏经楼、始祖殿、伽蓝殿等建筑。民国初年，匡教寺逐渐破败。解放后，匡教寺所有建筑被毁坏殆尽，并被划为三处，南为制板厂，中为烈士祠堂，北为水泥厂。

磁州滏阳县七十余里，慧可葬处，即今成安县西北二祖村元符寺。隋开皇十三年(593)三月十六日，慧可大师以一百零七岁高龄圆寂后即葬此处。唐贞观十六年(642)，钦命尉迟恭监工建寺。开元二十年(732)于寺内建塔，安奉慧可大师舍利。天复二年(902)，钦赐寺名为“广慈禅院”。宋元符三年(1100)易名“元符寺”。明永乐及清康熙年间屡有重修。在日本大正十三年印刷的大盐毒山所著《支那佛教史地图》中曾注有：“元符寺，一名‘广慈禅院’，二祖寂地”之语。元符寺原有山门殿、二祖舍利塔、韦陀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禅堂、钟楼、鼓楼、背座殿等建筑。民国年间，元符寺亦逐渐破败。1938年二祖舍利塔遭土匪焚烧，塔刹跌落。1969年，塔被彻底拆除。既而发现四壁有精彩绘画的地宫。而慧可大师舍利亦被同时发现。其舍利保存于地宫内舍利石函中。有铁链将舍利函于地宫中悬空吊起，石函中又有雕饰精美的银棺，银棺内安放着慧可大师舍利。石函前有长明灯两盏，其周围又有十八尊铸铜罗汉像。由于当时文物部门参与发掘，故二祖慧可大师舍利发现后即被文物部门收藏。

1988年，河北省佛教协会成立后，会长净慧法师对两个祖庭的修复工作十分重视，曾先后多次赴成安考察并指导工作。1988年和1994年，二祖元符寺和匡教寺相继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开放，由佛教界管理，僧人进驻并开展宗教活动。虽然较之全国来说，河北条件比较艰苦，经济也不发达，但我相信，在会长净慧法师以及全省广大佛教徒乃至海内外众多禅宗弟子的努力下，二祖元符寺和匡教寺这两个与中国禅宗第一人——慧可大师密切相关的祖庭，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令人满意的恢复和重建。果如是，则祖庭网络方圆满矣！

因慧可大师于成安说法、圆寂的因缘，成安县境内至今流传着许多与慧可大师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很多村庄都因慧可大师过化而改名。下面就简介几个当地流传的故事传说：

慧可大师行化至于王庄，时王庄正闹瘟疫，死亡者很多。巫婆神汉趁机蛊惑人心，说有妖孽作祟。可大师至后，即与开药诊治，愈者无数。自是无人再去祈求巫师。巫师因此恼怒，于深夜间欲加害可大师，被村民捉住，村民不胜其愤，欲殴其死。可大师即予劝止，并将其训诫之后放走。村民疾患痊愈后，可大师即告别村民，前往他处游化。村民扶老携幼，相送一程又一程。村民深感慧可大师之恩，故改村名为“连送村”，至今沿用。

可大师行化至高陵村时，见村头有一老妪意欲上吊。遂将其救下，并询其详情。老妪言说其女被村中恶少王彪抢去强行成亲。可大师即随老妪前往王府，劝王归还其女。王彪不听，反持刀欲伤可大师。可大师将其定住并加以劝化后，告以在村头树下等其回音。王被定住，动弹不得，医、巫均无办法。王彪父母遂求于可大师，申述悔意。可大师命将王彪抬来，重新训诫一番，解开其穴道。王彪急忙叩拜，认错悔过，送还老妪之女并赠与银两。王彪宿根发现，愿随可大师出家，可大师言说其俗缘未了，即收为在家弟子。

慧可大师来至匡救寺，有百余只喜鹊飞来相迎。于山门下谈无上道时，空中天女散花，池中莲花闻法而盛开，本地外埠行人商旅纷至沓来，飞禽走兽均停止不动，阎罗王亦于暗处听法。种种瑞相现前，因遭寺中辩和妒忌，谓是魔说妖异，告以官府。官府不委事由，加以非刑，可大师遂怡然偿债。

传说可大师受非刑后，安然坐化圆寂。官府遂将可大师尸体示众。数日后，尸体非但不腐，反发奇香，远近百姓闻讯前来祭拜。县令翟仲侃恐生事端，急令投可大师尸体于漳河。可大师尸体于水中浮而不沉，更于水面端坐。辩和害怕，欲下河沉尸。此时，狂风大作，巨浪将辩和等卷入滔滔漳河水中淹没。河水复归平静后，可大师尸体沿漳河逆流而上，至于一村，尸体仰面朝上，继续逆流。自是，此村改名为“向阳村”。可大师尸体逆行至芦村，即停止不前。村民将其打捞上岸，择地埋葬。贞观十六年(642)，尉迟敬德奉命于此建寺。后更建塔安奉舍利。禅宗形成后，芦村因慧可大师安葬于此，遂改村名为“二祖村”。

六、关于慧可大师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在各史传中，有关可大师“立雪断臂”及“非理损害”的记载各有出入。道宣《续传》中说慧可大师“遭贼斫臂”，而法琳碑文及《旧唐书》等其它史传中均说是“立雪断臂”；道宣《续传》中关于慧可大师被“非理损害”事后如何，未做说明，而《宝林传》、《景德传灯录》等均载其遭“非理损害”后即寂。孰是孰非，似是千古疑案，未有定论。然教内及慧可大师行化、圆寂之地方传说均以“立雪断臂”和“非理损害”后即寂为真并千古流传。学界却以道宣《续传》出书较早而指斥它传为非。究竟谁说为对，考之诸传，余以为尚有可商榷处。

一、道宣在《续传》序中说，其大部分资料来源是“博咨先达”，“取讯行人”等。如道宣有亲到并实地考察者，则传中必加以注明(如圆通传（《圆通传》）等)。而慧可传（《慧可传》）中，道宣未注亲到，故慧可事迹来源应是道听途说。所谓道宣治学态度严谨，亦难免挂一漏万，故道恒住何寺，府官为谁，均因道听途说而未做实地考察而难以申述。

二、杜腓在《传法宝记》序中说：“唯当缀其所见名迹，所化方处，耳目所取，书记有明者，既而与为泯合而传记自简”。从其更为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其所记应是可信的。况其在其记中说：慧可“被贼斫臂，盖是一时谬传耳”。可见，除“立雪断臂”外，“遭贼斫臂”一说亦为当时所流传。《续传》即沿用此说。然从《续传》中有林法师“遭贼斫臂”，可亦无臂之情形看，将两无臂者混为一谈是很容易的事，乃至以讹传讹，谬传遐迩，而遂成一说也未可知。

三、慧可立雪求法与慧满坐雪奉头陀行，各有原由，各不相关，所谓为史者“将慧满坐雪事加于慧可”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极其相似的“断臂”不说是混为一谈，各不相关的“立雪”与“坐雪”反倒说是一回事，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四、《续传》中说慧可大师北就新邺，盛开秘苑后，滞文之徒是非并举。时有道恒禅师，王宗邺下，谤恼于可大师，货赇俗府，非理屠害。可大师“初无一恨，几其至死，恒众庆快”。后流离邺、卫。然可大师究竟寂于何地，道宣因未能亲自考察而终不得知。而他传因考察“所见名迹，所化方处”，故均言可大师于隋开皇十三年(593)，遭诬陷非刑后，葬于磁州滏阳县东北七十里。余考曰：可大师之禅法及行为作略，为“正统派”所忌，时人不识而是非并举，其欲损可大师者恐非一人。故道恒、辩和均曾损可大师。道恒在前，辩和在后。可大师于107岁时，因辩和所损，怡然委顺而辞世。

以上诸点，为余近日研读慧可大师相关史料所得所感，申述于此，以就正于方家。

在此小文即将完稿之际，偶然见到已故著名宗教领袖、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关于二祖慧可大师的一句话，感拙文深契其旨，故引于此，以作为此文之结语：“二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是印度人，慧可大师才是中国禅宗第一人，没有他就没有中国佛教禅宗今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