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河北佛教是整个中国佛教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惜的是，无论是学界还是教界，至今尚未把“河北佛教”当作一个区域性的佛教历史课题，来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大多是附在通史上，给人一种挂一漏万、支离破碎的感觉。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会秘书长高士涛居士在工作之余，潜心于河北佛教史的研究和整理工作，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事实上，这项工作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他的“河北佛教巡礼”连载文章既是其中的一部分。自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刊登其河北历代高僧系列文章。

在中国佛教史上，慧可大师被尊为东土禅宗二祖。然初祖菩提达摩为南印度人，而汉地得达摩之髓、受其衣钵、接其传承者唯可大师一人。因此，慧可大师实为中国禅宗第一人。综观当今佛教刊物，初祖、三、四、五、六祖事迹，均广见于诸刊，唯慧可大师事迹实为少见，即便有见，亦甚为粗略，更或将可大师行化、圆寂之地考证错误(如：注‘邺城’为河南安阳或河南临漳等等)，以致诸多佛子、学人均不知慧可大师长年于河北弘化并圆寂于河北的历史事实。窃有感于斯，更因慧可大师与河北有着血缘、法缘的特殊关系，遂罗辑史料而作斯文，藉以抛砖引玉，以求引起教内、学界对这位中国禅宗第一人——东土禅宗二祖慧可大师的重视，如：研究的深入、祖庭的重建、禅学的弘扬等等。果能如是，则吾心深可慰也!

一、慧可大师生平

慧可大师事迹，最早见于唐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其后，《传法宝记》、《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宝林传》、《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佛祖统记》、《佛祖历代通载》等书均有记载和转述。学界以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为最早，故尚崇信。但道宣律师在编好《续高僧传》(以下简称《续传》)后，因资料的不断充实而对《续传》有所增添和补录，以致文理多有不通而较含混，这样，就给后世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故胡适先生曾就《续传》所记慧可传各段顺序持有他说，《续传》亦因此未免有东拼西凑之嫌。另者，道宣律师能见新资料而有所增添，后世为史者难道就只应照抄前人所记而弃新资料于不顾乎?况道宣律师亦有未曾实地调查者(《续传》序中关于其资料来源有‘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雠集传’之语)，而后来史家却能“维当缀其所见名迹、所化方处、耳目所取、书记有明者，既而与为泯合而传记自简”(唐杜肋《传法宝记》序语)。所以，完全以《续传》为最真实资料而不用他说亦不免武断。另据《历代法宝记》载，慧可大师事迹曾具见于《楞伽邺都故事》一书，然此书今已无从可考。所以，在此，谨综合诸家所记余以为合理者以一贯之，就慧可大师生平略述如下：

慧可大师，俗姓姬，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人。其父名寂。因年高无子，遂共室念言：“我今至善，家无惠子，身自叹羡，何圣加卫。”后于后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5年，《宝林传》作永兴十五年，查孝文帝无此年号)，正月初一日夜现光明，遍于一宅，因兹有孕，乃生一子。因目受胎瑞，故名其子曰“光”。

光年十五，九经通诵，博涉诗书尤精玄理。每发言说，常人难会。年近三十重览佛书，超然自得。即托洛阳龙门香山寺，依宝静禅师出家。后于永穆寺受戒。年三十二，回香山寺常住。复经八载，忽于夜静见一神人。谓曰：“当欲受果，何住于此，不南往乎，而近于道。”光知神助，因改名曰：“神光”。翌日，神光头痛如裂，其师欲与灸之，而空中有声曰：“且莫且莫，此是换骨，非常痛焉。”光遂以见神事白于师。宝静曰：“汝依此言，必是吉瑞。”视其顶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勿久住，便当行乎”。

时神光已年登四十(《楞伽师资记》谓十四)，遂出而南行，及闻达摩游化嵩洛，风范尊严，乃曰：“至人在兹，吾往师之。”及至，达摩常端坐壁观，未始与语，光因有感曰：“昔人求道乃忘其身，今我岂有万分之一。”时为后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十二月九日，其夕雪大作。光于是于庭中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达摩见而问之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泣而告曰：“唯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达摩曰：“诸佛无上妙道，虽旷劫精勤，能行难行，能忍难忍，尚不得至，岂此微劳小效而求大法。”光闻达摩诲励，潜取利刃自断左臂(《宝林传》作右臂)置达摩前。达摩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何在。”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达摩曰：“诸佛法印，匪(非)从人得。”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曰：“将心来，与汝安。”光曰：“觅心了不可得。”达摩曰：“与汝心安竟。”光由是有所契悟。达摩遂易其名曰慧可，并以《楞伽经》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曰：“此《楞伽经》四卷，盖如来极说法要，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亦可以与世开示悟入。”可于是专附玄理，以法御心而不觉断臂痛苦。遂从学六载(《宝林传》谓九年，《续传》、《历代法宝记》等谓六年)，经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乃就境陶研，净秽埏埴，方知力用坚固，不为缘陵。

迨至东魏天平二年(535年。此依《传法正宗记》等说。《宝林传》、《祖堂集》等谓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之岁，查明帝无此年号，太和为文帝年号，其十九年亦非丙辰之岁)，达摩知时之将至，令门人各言所得。唯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得达摩认可，谓可得髓。故将正法眼藏付嘱于可，并授袈裟及僧伽梨宝钵以为法信。而后，达摩领众往禹门千圣寺，止三日(十月五日)，有期城太守杨衔之前来问法，并请师慈忍久住世间。达摩曰：“吾化缘已毕，传法得人，吾即逝矣。”即于是日端坐而逝，门人奉全身葬之熊耳山定林寺。达摩灭后，慧可埋形河涣，隐于岘山(今河南灵宝县)及洛、相二州，后北就东魏新都邺城(今河北临漳邺镇)，盛开秘苑，接引群品。因慧可昔怀嘉誉，传檄邦畿，故道俗来仪，请从师范者甚众。慧可乃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学者知其有大德，竟归如水，沛然趋下，而度脱无数。其间有僧那、向居士等。

时有道恒禅师，以定学王宗邺下，徒侣千计。承可说法情事无寄，谓是魔语。乃遣众中通明者，来殄可门。既至，闻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怀，无心返告。恒又重唤，亦不闻命。相从多使，皆无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尔许功夫，开汝眼目，何因致此诸使。”答曰：“眼目自正，因师故邪耳。”恒遂深恨，谤恼于可。货赇俗府，非理屠害，几至于死。可乃从容顺俗。后流离邺、卫，亟展寒温。时惠精猷，乍托吟谣。

北齐天保二年(551)，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姓氏，聿来设礼而问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可曰：“将罪来，与汝忏”。居士良久云：“觅罪不可得。”可曰：“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慧可深器之，即为剃发，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璨于光福寺受具后，兹疾渐愈，遂执侍可左右。经二年，可即授与正法眼藏及信衣，嘱璨：“应善自护持，勿令断绝，后必有难，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并告以已有宿累在邺而要酬之。嘱咐已，即于四衢城，亩上随宜说法：化导群品，道俗皈依者丕可胜数，每可说法音，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

北齐承光年间(577)，北周武帝灭法，可与同学昙林共护经像。后昙林遭贼斫臂，叫号通夕。可为治裹，并为之乞食。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饼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无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无臂，复何可怒。”林因相委问，方知有功。

可在邺凡数十载(《宝林传》等谓三十四载)，后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人间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可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可之作略，为时所忌，谓是妖异。

隋开皇十二年(592)，可于成安县匡救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林会。时辩和法师正于寺中讲《涅粱经》，学徒纷纷转于可处听法，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邑宰翟仲侃曰：“邪见道人打破讲习，乱坏佛法，诳惑百姓。”邑宰不委事由，非理损害。可怡然委顺而无一恨，遂示形身流白乳，肉色如常，识者谓之偿债。时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癸丑岁三月十六日，慧可大师以107岁而寂。所司奏帝，帝闻悔过，曰：“此真菩萨。”因是举朝发心，佛法再兴。乃葬可大师于磁州滏阳县东北七十余里(即今成安县二祖村)。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李世民命尉迟敬德监工为慧可建寺，内供奉沙门法琳撰写碑文。开元十二年(731)，更建舍利塔，安放慧可大师舍利。唐德宗时，追赠慧可大师谥号为大祖禅师(《祖堂集》谓大弘禅师，《佛祖统记》、《释氏辑古略》等谓太祖禅师)，其塔谓大和之塔。天复二年(902)钦赐寺名为“广慈禅院”，宋元符三年(1100)改名“元符寺”至今。、慧可大师的禅学思想。

二、慧可大师的禅学思想

慧可大师出家以前，曾“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外览坟索，内通典藏”，已是一位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学者和通家。出家后，更“受教造于少室”，“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得达摩传衣并受持《楞伽经》四卷及《入道四行》因得言满天下，玄籍遐览。有如此深厚的内外学积淀，故其禅学思想应更具有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续传》所谓“其发言入理，未加铅墨，时或缵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可见，在当时，已有人将慧可大师的禅学思想编辑成册并广为流传。道宣律师或曾有见此文集(此依胡适先生之说)。但不管怎样，慧可文集现今终不可得，而后人要想了解慧可大师禅学思想，也只能从《续传》、《楞伽师资记》、《宝林传》等有关记载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此虽较其“言满天下”而万不及一，但也能从中了解慧可大师禅学思想之一二。在这些史传资料中，既有慧可大师的“略说修道明心法要”，又有给向居士的回信，还有得法心得和传法要义等等，现将其中所述慧可大师禅学思想综述如下：

1、主张坐禅实修，反对执于语言文字。

在《楞伽师资记》第三“齐朝邺中沙门慧可”卷中，一开始，慧可大师便援引《楞伽经》中：“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死，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句，指出坐禅的重要性。接着又引《华严经》中句：“庆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亦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亦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光起得明净。日光不坏，只为云雾障。一切众生清净性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诸见，烦恼重云覆障圣道，不能显了。若妄念不生，默然静坐，大涅架日自然明净。”进一步强调若想显了圣道，必须默然禅坐，大涅槃日自然明净。基于此，慧可大师极力反对依靠语言文字为道而不重坐禅实修的风气。他指出：“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是“昼日饼未堪餐”，说食不饱，是“昼夜数他宝，自无一钱分”。多闻者亦如是，“若不舍还，同文字学”，则无异于“煎流水以求冰，煮沸汤而觅雪”，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所以，要摒除语言文字的障碍，坐禅实修，身中自证，“若净坐无事，如密室中灯，则能破暗，昭物分明。”

2、佛性人人本具，要识心自度，精诚内发，开显自身佛性。

慧可大师更援引《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庆大无边，只为五阴重重覆障，众生不见，若逢智风飘荡，五阴重云灭尽，佛性圆照，焕然明净。”虽然如此，但能真正行满愿足，不受后有而得法身者，恒沙众生，莫过有一，是少之又少的。为什么，因为“佛不度众生”，众生要“识心自度”，“精诚内发”，开显自身本具的“明于日月、内外圆净、无边无际”的佛性。此佛性，“亦名佛性灯，亦名涅架镜。”要依坐禅之功而自证，方有成效。反之，精诚不内发，“口说得，心不得，终不免逐业受形”。虽三世中纵值恒沙诸佛，亦无所为也。

3、万法一如，身佛不二。

《续传》和《楞伽师资记》及以后的史传中都援引了慧可大师复向居士的回信。先有向居士于天保之初，闻慧可盛化，道味相师，乃致书通好。慧可大师即命笔述意曰：

“说此真法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慧可大师在肯定了向居士的见地后，即展开其禅学思想的论述。首先，慧可大师认为人人都有摩尼之宝，迷时不知而妄谓瓦砾，豁然悟后才识此摩尼宝珠。然后，慧可大师进一步有针对性的阐述无明与智慧无异的道理，万法一如，身佛不二，本无差别，而不要向外觅求什么无余(涅椠)。一切众生同一真性，是达摩理入之根本义，慧可更进一步，道破身、佛元无差别，立即身成佛之义。

另外，《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载慧可得法偈曰：“本无烦恼，元是菩提”。以及慧可对僧璨的说法：“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等等思想，更是阐发本来清净，万法一如，身佛不二之旨。可以说，慧可大师的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六祖南宗顿教法门的形成。

4、理事兼融，身体力行。

自达摩授慧可《楞伽经》及《入道四行》后，慧可大师便依教奉行，常讲《楞伽经》，兼奉头陀行。鉴于当时盛弘讲授的风气，慧可大师曾不无感慨的说：“此经四世之后，便为名相，一何可悲。”故在宣讲《楞伽经》、弘扬达摩禅法的同时，更身体力行，如实做去，“理事兼融，苦乐无滞。”以法御心而不觉断臂痛苦，韬光混迹，变易仪象而调心自如，乃至遭非理损害，怡然委顺而无一恨等等，均说明慧可大师是非常重视理事兼融，身体力行和实修实证的。

从上述几点中，我们可知慧可大师的禅学思想虽承达摩所传四卷《楞伽经》及《入道四行》之旨，但经过慧可这位博学硕德的自身努力与实践，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禅学思想。达摩禅法，更经慧可大师以及后来历代祖师的弘扬、传播，最终得以在中华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大宗派——禅宗。

三、慧可大师的传人

自达摩灭化洛滨后，慧可大师即“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所谓“广宣流布，度脱无数”。故知可大师弟子众多。而名见于史传者就有二十余位，道宣在《续传》卷十六中说慧可“末绪卒无荣嗣”之后，在同传中又载有向居士、僧那、慧满以及僧那学生等十人。而后，在卷二十五法冲传又载璨禅师等十七人：璨禅师、惠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已上并说玄理，不出文记)、善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远承可大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阴师(抄四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那老师后又有实禅师、惠禅师、旷法师、弘智师(名住京师西明寺，身亡法绝)。明禅师后又有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并次第传灯，于今扬化)等。

《宝林传》、《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等又载有慧可大师旁出法嗣：僧那、向居士、相州慧满、岘山神定、宝月禅师、华闲居士、大士化公、和公、廖居士等。华闲居士传昙邃。昙邃传延陵慧简、彭城慧磋、定林慧刚。定林慧刚传六合大觉。六合大觉传高邮昙影。昙影传泰山明练。明练传扬州静泰。

然在各传中，唯向居士、僧那、慧满三人记载较明。

据《续传》卷十六慧可传记载：“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于天保之初，道味相师，致书通好曰：‘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架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

慧可大师命笔回示(见上节)后，向居士即捧披祖偈，乃伸礼觐，密承印记。

同传又载：“有那禅师者，俗姓马氏，年二十一，居东海讲《礼》、《易》，行学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说法，乃与学士十人出家受道。诸门人于相州东设斋辞别，哭声动邑。那自出俗，手不执笔及俗书，惟服一衣一钵，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往不参邑落。”

同传中另记：“有慧满者，荥阳人，姓张，旧住相州隆化寺，遇那说法，便受其道，专务无著。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自述一生无有怯怖，身无蚤虱，睡而不梦，住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贞观十六(642)年，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见昙旷法师，怪所从来，满曰：‘法友来耶’。遣寻坐处，四边五尺许雪自积聚不可测也。故其闻有括访，诸僧逃隐。满便持衣钵周行聚落，无可滞碍，随施随散，索尔虚闲。有请宿斋者，告云：‘天下无人，方受尔请。’故满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后于洛阳中无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并可之宗系。”

《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有僧那禅师的说法。“祖师心印非专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发随意真光之用，则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务苦行而不明本心，为憎爱所缚，则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险道。汝欲明本心者当审谛推察，遇色遇声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是无耶?是有耶?既不坠有无处所，则心珠独朗，常照世间，而无一尘许闲隔，未尝有一刹那顷断续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经2四卷谓我师二祖曰：‘吾观震旦唯有此经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除此以外，《续传》中还记载有曾受慧可大师禅学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者三人：

《续传》卷十六慧可传中有林法师，初“在邺盛讲胜曼，得七百人，预在其席。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林法师遭贼斫臂后，“叫号通夕，可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饼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无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无臂，复何可怒。’因相委问，方知有功。”

《续传》卷七慧布传中记载：慧布“末游北邺，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各见，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受可激励后，慧布“乃纵心讲席，备见宗领，周览文义，并具胸襟。”

《续传》卷二十五法冲传中记载：法冲“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无惮夷险。会可师后裔胜习此经，即依师学。屡击大节，便舍徒众，任冲转教。即相续讲三十余遍。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冲“自从经术，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二百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