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柴文化是一位收藏家，他珍藏有一口明代铜钟，“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轻易不肯示人。

古钟高22厘米，口径15厘米，重3.5斤。钟的顶部开有四个泛音孔，悬钮为两面饕餮头像，四只利爪，下部口径由八个锯齿状边缘组合而成。造型独特，古朴中蕴含蕴丽。以木槌击之，其声清越，音质优美，余音达16秒。由于年代久远，绿锈斑斑，皮壳微微泛红。钟体外表一面铸“皇万历八年降州普慧寺”九字(见图)，另一面铸“帝万万岁太子千秋”八字。

“降州”今为“新绛县”。基于古钟的真实性，可以推断，明朝时“降”与“绛”是通假字，在此排除错的可能性。因为大地名的使用率非常高，是人所共知的，不大可能出错。况 且这口钟的用途十分特殊(下文将述及)更不敢出错。绛州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春秋时属晋，战国属魏，秦属河东郡，汉沿用，北周明帝时改为绛州。宋为雄州，明又为绛州，清沿用，民国时改为新绛县(以区别于山西省的绛县)，沿用至今。

万历八年为西元1580年，至今已四百二十年。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据史载，万历帝多病，似乎是一个瘸子，明史专家吴晗猜测与吸大烟有关(当时罂粟已传入中国)，但没有证据。可叹的是，1966年定陵(万历帝的陵寝)博物馆前红卫兵的一把火，把发掘出来的我国最完整的皇帝尸骨烧毁了，失去了科学检验的物证。这固然是史学界考古界的惨痛损失，但也是对“皇帝万岁”的绝妙讽刺。著名史学家蔡东藩对万历帝的评价是：“牵制宫帷，晏处宫禁，贤奸杂用，内外变起，史家谓为亡国祸胎。”这样的皇帝，还是早一点死了的好。太子是皇长子朱常洛(光宗)，其荒淫更甚于乃父，明宫“梃击”“移宫”“红丸”三案，俱与其相关。史载光宗因好色服食红丸毙命，在位仅二十九天。

寺庙的钟，分大小两种，大的用来报时或召集僧众，敲击时声闻数里，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说，小的用来做法事，与小法鼓配合使用。但这口古钟，不大像是用来做法事的。从钟体上的文字来考证，这是一件贡品(所以“降”字不敢出错)。查明史，万历八年恰是皇长子出生之年。估计当时的普慧寺比较大，有著名高僧为住持，并与朝廷有一定的联系(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唐代诸帝与法门寺，武则天与感业寺，宋太祖与龙光寺等等)。皇长子出生，铸钟以贺之，当在情理之中。那么为什么不贡其他东西，一定要贡钟呢？这里面是有深意的。钟的形体端庄凝重，与鼎一样，历来为国之重器。如中华世纪钟，嵩山少林大钟等，其意蕴都是非常深厚的。此钟悬纽为饕餮(古代一种贪吃的猛兽)，暗寓统治者要戒贪，钟体凝重端庄，告戒治国者要品行端正，以德治国，以利万民，这样才能江山永固。

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历史悠久，朝代更换如走马灯一般。“不知腐鼠成滋味”，权力阶层骨肉相残，乃是家常便饭。统治者总是希望万岁千秋，但封建专制特权使人性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洒向人间都是怨，改朝换代便成为必然的事了。有感赋《普慧寺古钟》诗曰：

红斑绿锈论沧桑，万岁千秋笑帝王。

一瞬明宫多少事，钟声依旧送斜阳。

普慧寺古钟为明代宫廷遗物，铭文确凿，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政治状况。它又是佛宝，具有善业功德，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意韵。对于研究明代万历年间宫廷与寺庙的关系，古钟艺术和青铜器工艺，都具有很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遗憾的是，由于手头资料缺乏，不知新绛县普慧寺尚在否？我辈红尘中人，身不由己，无暇到当地去考查。如有知情者，告以蛛丝马迹，则不胜欣慰。因为我有一个心愿，与柴先生(自称禅宗戴发弟子)商定后，如能将流落在外数百年之久的古钟重归普慧寺，该有多好，或许会成为一段禅林佳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