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手上拿着的这本《禅》刊，为总第60期。

《禅》创始于1989年，到今天已经是整十一个年头。

连续出刊60期，对社会上的普通刊物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于我们多少有些意外的惊喜：一来以往的佛教刊物大多短命，能维持十年以上的非常稀少；二来我们的刊物一直是在经费紧张、人手短缺、没有固定办公地点的情况下艰难运行的；能坚持多久，说实在的，我们也没有把握，只是抱着“尽人力，听天命”的随缘态度。

十年的惨淡经营，我们的刊物不仅活下来了，而且影响范围越来越大，由最初的几千册发展到现在的16，000册。这当然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连续、平稳地贯彻实施分不开，同时也与净慧法师的精心操持和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生活禅为办刊理念分不开，与广大热心信众慷慨捐资、踊跃赐稿等大力支持分不开。

法界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你我他都是这法界力量中的一部分。我们所从事的每一个微小的事业都是法界成就的；如果说有什么功德的话，那应该属于法界。因此，我们除了感恩之外，还是感恩。

作为一名普通的编者，回顾起这六十期刊物出来的前前后后，自然会有很多的想法和感慨。

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佛教之衰落，原因纵然是多方面的，但从主观上来讲，恐怕跟长期以来，大多数出家人沉迷于一己之醉梦、缺乏整体的忧患意识有关。因此，我觉得，一个好的佛教刊物，除了要帮助大众树立正知正见、正信正行之外，它还必须唤起信众对整个佛教前途和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必须具有前瞻性和忧患意识，尤其是在当前各种异质文化和宗教互相激荡的情况下，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

我觉得，如果说《禅》刊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它的办刊宗旨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精神。净慧法师是一位忧患意识很浓的长者。他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历史很熟悉。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在中国自明清以来的日渐衰败，以及当今佛教界所存在的种种令人忧心如焚的弊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他无限的感慨和思索。“生活禅”的理念就是他在这种思索的前提下而得出的一种“中国佛教何去何从”的理性选择。中国佛教是走向新生，还是沿着明清以来的颓势继续衰败下去，这将取决于僧团的整体在多大程度上对此有所觉悟，有所行动。

目前，在大陆的佛教界，当然不乏对佛教前途和命运心怀忧思的明智人士。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仍有不少佛教团体的主事者，对佛教的未来走向缺乏使命感，缺乏前瞻意识，安于现状，对弘法度生缺乏热情，或者只关心自家庙子，对外界、世事殊少关心，或者在其位不谋其政，虚掷光阴，对不修行、不守戒、僧尼伪滥等败坏佛教形象的非正常现象无所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教团的整体形象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团体的主事者自身素质的好坏和高低。主事的人如果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心无远虑，疏于管理，教团内部必定会滋生出败坏佛教的恶行。

十多年来，在净慧法师的悉心关怀下，《禅》刊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宣传“生活禅”的理念，力图唤醒大众对佛教前途和命运的忧患意识。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阵地，让更多的人接受人间佛教的思想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原则，意识到加强僧团建设、提高僧人整体素质的紧迫性。应该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得到了一大批信众的认同和支持。

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如何使生活禅的修行方法更充实、更具体，如何使我们关注的触角更加深入人心，深入社会生活，在一些社会焦点问题上如何发挥佛教的化导作用，在加强佛教教团的自我意识、自我调控和自我完善方面，如何发挥舆论宣传作用，等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改进和完善。

虽然困扰《禅》刊运行的一些老问题(如经费问题，办公地点问题，等)至今仍然存在，但是从目前编辑部同仁的主观心态来看，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思考和锻炼，在办刊理念和办刊方法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并变得更乐观，更自信了。我们确信，在净慧法师的亲自主持下，我们的刊物会更富有特色，更贴近生活，更能引起广大信众的共鸣。

在此，我们真诚地感谢曾经支持和爱护过《禅》刊的新老读者和十方信众，并恳请广大新老读者和作者，继续关心《禅》刊，以期它能够长期地存活下去，作大众的精神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