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藏经的整理工作，作为现在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感到惭愧。

只要翻阅一下海内外出版的书刊，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诸多的藏经版本中，《大正藏》被教界和学术界使用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卍字藏》（及《续卍字藏》）和《弘教藏》（清末在中国大陆印行的《频伽藏》就是依此重排的）。这些藏经都是日本人整理的。

为什么日本人整理的藏经具有如此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我想，这跟日本人在整理藏经的时候严谨、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有关，比如，日本人在利用不同的藏经版本进行互相勘校、增加句读、编排索引、经典分类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即便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和教界，提到藏经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是言必《大正藏》。相比之下，中国人自己的大藏经却只好束之高阁，仅装门面而已，其学术研究价值被尘封起来，得不到实际利用。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

回忆一下，我们的祖先在整理和刻印大藏经方面，曾经作出过多么巨大的辉煌成就！宋以前的且不说，从北宋开始，中国历代刻印了多少种版本的大藏经！北宋时期有官刻的勅版藏经（蜀版）、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院版、开元寺版、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的思溪版、平江碛砂延圣禅院的碛砂版（至元代乃告完成），辽代和金代的有契丹大藏经和金刻大藏经，元代的有官刻弘法寺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杭州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白云宗教徒私刻的普宁寺版、福建建阳县白莲宗教徒私刻的《毗卢大藏经》，以及始于南宋至元代乃告成功的《碛砂藏》，明代的有官刻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杭州的《武林藏》，由真可等人发起、至清初乃告完成、由浙江嘉兴楞严寺发行的《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清代有官刻的《龙藏》、嘉兴楞严寺刻行的《续藏经》、《又续藏经》，此外还有《西藏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清末依日本弘教书院《缩刷藏经》在上海频伽精舍重排的《频伽藏》，等等，达二十余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藏经中的大部分已经散失不全。

解放以后，我们佛教界和学术界在整理藏经方面、在发掘已有藏经的学术研究价值方面做了些什么呢？近二十年来，大陆教界和学界所使用的藏经，绝大多数是由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行的日本《大正藏》，此外也有不少团体影印了诸如《龙藏》、《洪武南藏》、《频伽藏》等藏经。另外，任继愈先生还主编了《中华大藏经》，并得以出版发行。这些工作，对弘扬佛教文化来说，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得承认，目前所做的这些工作，还仅停留在重复古人或他人的成果这一层面上。我们得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自己重新排印、校勘、句读、编类的新版大藏经！在如何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更好地发挥中华大藏经的学术研究价值这样一个视野下，重新整理、校勘、句读、编类、检索、排印中华大藏经，还远远没有提上历史日程。如果不能够在这种层面上来整理和推广中华大藏经，影印的大藏经的数目再多，也只不过是装门面的所谓“镇山之宝”而已，于佛教的传播，起不了多少实际作用。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铁的事实。

有不少人想了解乃至研究佛教，但一看藏经密密麻麻的，没有句读，且因校对或传写错误等原因，有不少地方让人读不懂，或者各种版本之间互有异同，让人莫衷一是，加上又没有一个便于利用的好的索引和编类，使用起来相当吃力，于是望而却步。不要小看这一点，中华大藏经的学术研究价值之所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这种局面的造成，有它的历史原因（应该说是主要原因），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也有人为的原因，比如说，受整个经济大潮的影响，学术界和教界的浮躁风气比较普遍，急功近利的现象比较严重，严肃踏实的治学态度相当欠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怀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士太少，虽然也有些学术功底深厚、有使命感的人想做一些工作，但因不在其位，条件不具足，或缺少经费，或缺少必要的支持，或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而只好望洋兴叹。

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目前的外在环境和条件应该说比过去强多了。我们应该抓紧机遇，做好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台湾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初见成果）。对中国佛教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如果说过去十年我国佛教事业的重心是在修复寺院、开放活动场所、健全各级佛协组织等硬体建设方面，那么，今后的工作重点应当转移到佛教的精神和僧才培养等软体建设上来。中华大藏经的整理工作是佛教事业软体建设的一部分。这项工作，我们教界要主动积极地去承担，不要指望政府。

整理中华大藏经，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体系的编排（涉及到检索是否方便、合理）、不同版本之间的校勘（可以《龙藏》为入藏的根本，同时据它藏而补足之，校勘时可择其善者而从之，但校勘的结果应当象《大正藏》那样列在正文的下面，便于人们参照。《频伽藏》在重排的过程中，略去了原藏的勘校，是非常可惜的）、句读（《大正藏》的句读错误不少，我们可以参考它，句读的时候，不仅仅是断句，还应当与现行的标点符号系统挂钩）、音译词的梵汉对照、生僻和异体字的注明和正音、每一经典的入经录情况（便于分辨经典的疑伪），乃至同经异译、同一语汇异译的说明等等，如果可能，还应当争取吸收南传藏经和西藏藏经的翻译成果（包括注明它们各自所收经典与汉藏经典的对应情况）。这项工作做好了，其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拓荒工作，我们可以充分吸收其成果。在日本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有理由比他们做得更好、更合理。此种意义上的新版《中华大藏经》果真问世了，对我国佛教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当然，藏经的整理工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作为真正的佛弟子来说，不应当望此而却步。看看历史上，我们的先辈是如何做的：以敦煌为代表的石窟之开凿，以房出石经为代表的石经之雕刻，有哪一样不是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契而不舍的艰苦努力？《碛砂藏》和《嘉兴藏》的刻版不都是经过了两个朝代的人发心才得以完成？法珍比丘尼断臂发愿募刻金藏的事迹还不足以作为我们后世佛子的榜样吗？同沐三宝的慈晖，我们今天的人也应当效法古人，以自己的整个身心去感恩戴德才是。“愿将此身奉尘刹”，不只是宣言，更应当是行动。

为了成就这一千秋伟业，我们也可以一年一年地埋头做下去，一代一代地做下去。我们可以成立一个藏经学会，办一个藏经学刊。十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五十个人，有奉献精神，有学术功底，这样的人应该能找到。动员全天下的佛子为他们提供资金。可以分组进行，相互切磋。可以一部经一部经地整理，一部一部地付印。最后来一次总校、汇印。这样做会如何呢？

祈愿诸山长老、大德知识中，有发心主持此事者，则众生幸甚！佛教幸甚！中华民族幸甚！